2600年皇糧國稅壽終2006

　　刀耕火種，植谷采桑。農業，是一個國家立國之本，是國家稅收的主要來源。無論是李自成“開了城門迎闖王，闖王來時不納糧”，還是“薄賦役、均田畝”的太平天國，農業稅法常常對一個王朝的興衰存亡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中華文明古國，貫穿著2600年農業稅史。而歷史會記住，2005年12月29日，在十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九次會議上，表決通過了一項提案：在中國大地上延續了2600年的“皇糧國稅”———農業稅，自2006年1月1日起被徹底廢止

　　從拋荒到爭田，減負減到農民心里

　　上聯：開天辟地頭一回；下聯：種田不交農業稅；橫批：普天同慶。這一類的門聯如今流行在中國鄉村。延續了幾千年的農業稅從此退出歷史舞臺，無疑是個了不起的“驚人之舉”，更是普通農民內心深處企盼了千年的心聲。

　　“當然高興！我們一家都高興壞了！”問到取消農業稅的感想，老劉聲音里是按捺不住的喜悅。他是安徽省利辛縣的農民，已經在北京打工五六年了，聽到取消農業稅的消息后，就急著向工頭詢問自己的留存工資，準備春節回鄉了。老劉說：“農村太窮了，種地不容易。糧食賣不上價錢，成本又高，各種名目的稅還層出不窮，我每年打工的錢有一多半都寄給家里交稅。現在中央取消了農業稅，收獲的每一粒糧食都是我們自己的了，我當然要安心在家種糧食。‘熱鄉熱土熱炕頭’，只要能養家糊口，誰不愿意在家里呆著？我出來這么多年，孩子都都快不認識我了�！�

　　老劉告訴記者，他在北京打工的同鄉們說到取消農業稅，說到回家種地幾乎都是一臉喜色，不過，“由于以前種地稅高不少人家都把地轉租了，現在要回來有些困難。而且我們擱下莊稼手藝都有幾年了，還得撿撿�！闭f到困難，老劉并沒有表現出太大的困擾，他表示，這些都不是大問題，只要國家政策確實落實到位，種地的負擔確實輕了，回鄉種地是他夢寐以求的好事，“我準備回去前先到北京農科院溜達一圈，看有沒有什么高產作物能回去種�！闭劦綄�來的規劃，老劉充滿了憧憬。

　　一位家里有地的農民一項項地和記者算種田的賬，而這些“小算盤”同時也在無數農民心中打著。農業稅的減免使農民負擔大幅減輕。據稅務總局預測，今年全國農民將進一步減負220億元。而從2000年至今，中央財政累計安排農村稅費改革轉移支付資金已達1835億元。在“少取、多予”的政策支撐下，農民多年來收入徘徊不前的狀況得以改變。2004年，農民人均純收入達2936元，增長6.8%，是1997年以來最高的一年。2005年上半年，農民人均現金收入實際增長12.5%，第一次超過城鎮居民收入的增長。

　　湖北省監利縣的“種糧大王”張新枝，曾因租種了1000畝地上過

　　重新認識土地，農民不是窮困代名詞

　　目前，全國已有28個省份全部免征農業稅，根據中央政府的安排，2006年也就是“

　　《孟子·滕文公》說：夏后五十而貢。即夏國家分給每戶農民土地五十畝，農民向國家交一定的貢賦。《史記夏本紀》說“禹乃行相地宜所有以貢”。貢賦，即為農業稅初始階段，也是出現剝削國家的一個重要標記。

　　到了公元前594年，魯宣公15年頒布了“初稅畝”成文法律，規定對公田私田一律按畝繳稅，畝十取一，農業稅由此登場。秦朝建立后，統一農業稅收制度，成為中國封建社會集中統一農業稅收制度的開始。除田賦外還設立了人口稅。到清代中期，實行“攤丁入畝”，廢除了歷史上長期存在的人頭稅，結束了長期以來地戶、丁分別征收的混亂現象，完成了役賦合并即人頭稅歸于財產稅的過程。

　　從1927年到1948年，國民黨政府時期農業稅包括田賦、附加和預征，實行田賦征實、糧食征購和征借，超過正稅幾倍，農民不堪重負。建國以后，黨和政府對農業稅一直采取輕稅政策。1958年頒布的《農業稅條例》規定，農業稅以農業收益額為課稅對象，實行“穩定負擔，增產不增稅”；采用地區差別比例稅率；從1985年起，農產品統派購制度被取消，農業稅相應由原來征收糧食改為按糧食倒三七比例折算成貨幣金額進行征收，農業稅實現了從實物稅向貨幣稅的過渡，并增加了各種稅收優惠政策。到2003年國家實行稅費改革取消“三提五統”和教育集資，農民的負擔逐步減輕。

　　減輕農民負擔，是在城鄉差別逐漸拉大和“三農”問題日益嚴重的背景下，提出的口號。1949年至2003年，全國累計征收農業稅3945.66億元；農業特產稅從1983年開征到2003年，累計征收1366.25億元。

　　黨的十六屆四中全會指出，我國整體上已到了“以工促農、以城帶鄉”的發展階段。以減免和取消農業稅為主要內容的農村稅費改革，無疑是這一轉變的一個重要轉折點。

　　警惕積重難返，取消農業稅只是開始

　　“頭稅(農業稅)輕，二稅(提留統籌)重，三稅(集資攤派)是個無底洞�！边@句只要是關注農村問題就會聽得耳熱的民謠，揭示出一個重大問題：農業稅并非農民的主要負擔。

　　據國稅局工作人員分析：在農村稅費改革前農民負擔一般由如下三部分組成：農業稅(國家稅收)占35%；“三提五統”(鄉村統籌費)占50%；村民小組小型生產費用占15%。農村稅費改革后農民負擔也是由三個部分組成，即：農業稅(國家稅收)占40%，鄉村統籌費(含農業稅附加、鄉村共同生產費，如排灌水電費、農業發展項目工程貸款等)占48%，村民小組的小型生產費用占12%。由此可以看出，農業稅作為國家稅收，無論是在農村稅費改革前，還是改革后，在整個農民負擔里的比重都只占到小頭，不超過40%。因此，即便是取消了農業稅，農民負擔中的大頭依然壓在農民頭上。

　　今年56歲的王大爺種了近三十年的地，聽到取消農業稅的消息后，高興之余仍存幾份疑慮，他告訴記者自己剛剛勸說在外打工的兒子、兒媳先不要急著回來，“政策到底落實得怎么樣，還要看看才知道。減負說了這么多年，往政府交的錢是少了，可化肥農藥、電費水費是一個勁的往上翻跟頭啊，種地到底合不合算，種了才知道�！�

　　在一些純農業地區和經濟欠發達地區，農業稅收幾乎是這些地方生存和發展的惟一財源。河南省是中部第一個宣布提前取消農業稅的地區。河南省財政廳副廳長楊舟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為了實現2005年全部減免農業稅的承諾，給該省各級財政帶來將近29億元的缺口。沒有人知道，為了個人利益或者地方利益，會不會有人鋌而走險，用其他的名義把已經取消了的農業稅再次分攤給農民。到那時，國家可能會因為農業稅的取消，認為農民負擔問題不再是問題而放松監管。而事實上，對農民來講，只是征收的項目或名稱的改變，負擔并沒有真正減輕。而且，農用生產資料價格持續不斷高漲，無疑會大大侵蝕取消農業稅后農民所得的利益。

　　事實上，三農問題中最主要的問題是農民收入增長緩慢的問題。雖然，農民收入的增長快慢，很大程度上受制于農民所承擔的負擔的輕重，但面對2004年農村人口的平均收入2936元，純收入800多元，和一個大學生每年7000元以上的支出費用間巨大的差距，顯然，想只依靠減免稅收來改善農民待遇是不現實的。取消農業稅后地方財政必然出現困難，村級債務也會相應增加，這些因素勢必影響到農村公共服務的質量。

　　后農業稅時代，任重而道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