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農村建設能否解三農溫飽陷阱

　　作者：劉曉午

　　為詳細解讀“十一五”規劃中三農政策的走向和農民增收機制，本報記者日前專訪了“十一五”規劃專家委員會委員、中國社科院人口與勞動所所長蔡昉。

　　“十五”的尷尬：城鄉收入差距繼續拉大

　　《中國經營報》：三農問題是我國的重中之重，但在“十五”期間，城鄉收入的差距似乎一直在拉大？

　　蔡昉：是的。在農民收入增加最快的“十五”時期，城鎮居民收入平均增長率高出農民平均增長率4.63個百分點，而“九五”期間兩者的差距只有1個百分點；從1997年開始，居民收入與農民收入的比例一直在升高，從1.83倍增加到2004年的2.42倍。

　　《中國經營報》：“十五”期間城鄉收入的差距為何拉大？

　　蔡昉：在給出原因之前，我們首先總結一下“十五”期間三農工作的特征�？偟膩碚f，“十五”期間的三農工作并沒有跳出農村這個系統，主要依靠農村自身來解決三農問題，國家轉移支付力度不夠。多項減負措施沒有改變中國城鄉資金的結構和關系，也就沒從根本上改變農民與國家的分配大格局關系。

　　如減免相關農村稅費，只是改變了農民和基層鄉村政府的內部分配關系，農村的投入沒有增加。農民稅費負擔是減輕了，但廣大的基層鄉村政府沒錢了。因而在農民減負的同時，農村鄉村政府的基礎教育、衛生事業等公共服務設施建設的投入其實是減少了。所以反過來，薄弱的三農基礎又制約了農民增收。

　　所以現在我們就能理解，“十五”期間中央政府和全社會對三農工作前所未有的高度重視，各種措施不斷出臺。但在中國經濟和城市居民收入大幅度增長的同時，農民收入卻跟不上，出現城鄉收入差距拉開的尷尬局面。這表明按以前增收減負的路子走下去是行不通的，城鄉差距可能會越拉越大。

　　《中國經營報》：在這個大框架下，能說說具體的原因嗎？

　　蔡昉：一是“十五”期間大多數增收減負的措施還是權宜之計，缺乏一個長效機制。與經濟規律適應的農民增收機制還沒有啟動。傳統的農民增收方式是保護和提高糧食收購價，保護 農產品價格。但這種價格保護措施對農民增收只能起到一定的調劑作用，在WTO全球自由貿易大趨勢下，不具有可持續性。

　　二是有利于三農問題解決的宏觀經濟環境還沒有形成。從1998年以來，由重化工業推動下的本輪經濟增長表明，在GDP高速增長的同時，重化工業對就業的擴大，農村勞動力向城市的轉移作用有限，這在客觀上不利于解決城鄉收入差距問題。

　　“十一五”的目標：打破農村“溫飽陷阱”

　　《中國經營報》：對于“十五”期間農民收入增長幅度低于城市居民收入的增長提高速度，造成了兩者的差距拉大。你把這種現象總結為“溫飽陷阱”，為什么？

　　蔡昉：在中國農民出現“溫飽陷阱”之前，還存在一個“貧困陷阱”。“貧困陷阱”是指改革開放之前農民收入長期在生存線水平上下徘徊，1978年城鎮居民人均收入是農民人均收入的2.6倍，城鄉收入差距不斷擴大。

　　當這種狀況很嚴重時，以家庭承包責任制為主的農村改革打破了這個陷阱。農村改革一度曾大幅地增加了農民收入，但是這種情況沒有維持很久。從20世紀80年代后期開始，城鄉收入差距再次擴大。一直到目前，這個差距已經接近1978年的水平，2004年城鎮居民人均收入是農民人均收入的2.42倍。

　　所以我們把從那時以來很大一部分農村地區，看做是陷入了一個“溫飽陷阱”的狀態。一方面這時的農民收入普遍在生存線水平之上，或者說達到或超過了溫飽水平。但它又是一個陷阱，是因為迄今為止沒有一個足夠大的力量打破這種收入水平的徘徊和差距擴大的局面。這個時候，三農政策變革的臨界點就到來了。

　　《中國經營報》：“十一五”如何解決農村“溫飽陷阱”？

　　蔡昉：這是一項系統工程。必須要改變逆轉傳統的城鄉分配關系，靠工業反哺農業來打破“溫飽陷阱”。具體來說，就是“十一五”規劃建議中關于新農村建設的闡述。在城鄉統籌、農村公用事業建設和農村改革等多個方面，國家要向農村傾斜。

　　一是“十一五”期間將改變早先城市獲取農村剩余資金的做法，實現農業到工業、農村到城市資金流動方向的逆轉。“十一五”國家和社會大量資金將投入農業和農村建設，改善農村面貌和公共服務設施。

　　二是“十一五”期間國家將通過創造良好的勞動力流動和就業環境，加速農村勞動力向城市的轉移，長效地推進農民增收，為農村再生產和人力資本形成提供經濟支持。

　　三是“十一五”期間將改變過去很大部分農業土地被城市低價甚至無償獲得的現象，工業和城市要為農業資源的占用、開發提供公正、合理的補償，對耕地的保護提供資金和技術支持。

　　《中國經營報》：能否描述一下中國工業反哺農業的進程？

　　蔡昉：其他國家和地區的經驗表明，當農業產值比重和勞動力比重分別下降到大約25%和50%時，反哺的條件就具備了。隨著農業份額的繼續下降，反哺農業的水平將持續提高。一直到農業產值比重下降到大約4%，農業勞動力比重下降到6%～8%時反哺的力度才會放緩。

　　中國農業產值比重在上世紀80年代中后期下降到25%左右，但是滯后了大約10年的時間，農業就業的比重才下降到50%左右。2004年，農業產值比重下降到15.2%，農業就業比重下降到46.9%。所以說，中國現在選擇工業反哺農業是一個必然，同時這也是一個漫長的階段。

　　《中國經營報》：縮小城鄉收入差距有兩個著力點，一是國家再分配，二是轉移農村勞動力，擴大就業。請問“十一五”期間如何運用這兩種政策？

　　蔡昉：再分配政策是國家縮小收入差距的常規手段，通過稅收和轉移支付等手段對全社會收入進行二次分配，調節城鄉或地區之間的分配關系。但在目前的情況下，我們的財力制約了大規模、大范圍的社會再分配。

　　而農村勞動力的轉移、擴大就業從微觀上是農民增收的有效機和長效機制，同時在宏觀上也是國家實行再分配、工業反哺農業的必要條件。因為只有當農業就業比重不斷下降時，就意味著反哺能力的增強，當農業勞動力下降到50%左右時，才能開展反哺。

　　《中國經營報》：從三農問題出發，我們應該如何進行產業結構調整？

　　蔡昉：必須按照中國當前的資源特點，大力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或者發展勞動相對密集的重化工業；同時，加快發展服務業，提高服務產業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這樣才能源源不斷地為農村剩余勞動力提供轉移機會，提高農民收入，縮小城鄉收入差距。

　　《中國經營報》：2006年中國將全面免除農業稅，你如何評價這一舉措對于農民增收的作用？

　　蔡昉：農業稅費的減免對農民增收將發揮重要作用，但2006年減免后，未來的農民的增收來源從何而來，這需要我們思考。我認為中國有兩種農民，即“大農民”和“小農民”。大農民就是指縣鄉鎮基層組織，小農民是指一般種田務工的農民。從過去的經驗來看，農民稅費的減免實際上是減輕了小農民個人的負擔，但大農民經費由此而出現不足。同時基層政府要承擔農村義務教育、農村公共衛生事業的發展，資金更加缺少。

　　所以從整個農業大系統來看，并沒有減負。稅費的減免只是改善了大農民與小農民之間的分配關系，而國家和農民的分配關系沒有實質性改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