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公36條開啟民營資本飛天元年 何時走出陰影

　　本報記者 王世玲 北京報道

　　“首次全國經濟普查新數據說明，民營經濟在經濟總量中占的比重，比原來估計的更高。”12月21日下午，在全國工商聯大樓二層溫暖的辦公室里，陳永杰略有興奮地說。

　　作為全國工商聯政策研究室主任，陳一直高度關注12月20日經濟普查第三次公告中有

關民營經濟的情況。“對個體私營經濟的一般估計是占GDP的三分之一，但實際可能達到近40%。因為普查出來的GDP總量中增加的2.3萬億中，我的判斷多半是個體私營經濟。”

　　陳永杰向本報記者詳細分析新的普查數據：全國二三產業的法人企業是300多萬家，其中私營企業是198萬家，占整個法人企業的61%。

　　這樣的普查結果，對總結2005年非公經濟狀況、評價民營經濟在國民經濟中的地位和作用來說，是個令人鼓舞的消息。

　　今年1月12日，國務院常務會議原則通過了《國務院關于鼓勵支持和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若干意見》。這個被媒體和民間稱為“非公經濟36條”的國務院文件，一時間被廣為熱論，并被社會評價為具有里程碑意義的文件。

　　然而，一年間，企業界從最初的躍躍欲試到現在似乎已經冷了許多。民營經濟面對的是兩種現實：民營經濟在政策、理論和體制層面的問題，原則上已經解決；另一方面，企業家的直接感受與中央文件所講有很大的差距。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陳清泰對此理解是：文件上的政策要最終轉化為社會的直接感受，至少需要5年的時間，有些甚至需要10年。

　　2005年：非公經濟“激情歲月”

　　2005年2月25日，新華社正式公布“非公36條”，輿論一致認為，這是建國以來第一部專門針對私營經濟發展的綜合性、歷史性政策文件。

　　然而，對非公經濟而言，這不僅僅是得到“名分”和政策信號，更多的是真正打破無形壁壘的期待。

　　“現在已經不是放開不放開的問題，而是如何在操作層面上落實與貫徹。” 國家發改委宏觀經濟研究院非國有經濟課題組負責人夏小林指出。

　　在一片打破“玻璃門”的呼聲中，一系列配套實施辦法和措施在今年陸續出臺。

　　《國務院關于非公有資本進入文化產業的若干決定》，國務院批準《郵政體制改革方案》，鐵道部出臺《關于鼓勵、支持和引導非公有制經濟參與鐵路建設經營的實施意見》，商務部提出《關于促進中小流通企業改革和發展的指導意見》，民航總局制定《民用航空企業機場聯合重組改制管理規定》，銀監會發布《銀行開展向小企業貸款制度意見》、， 中國工商銀行制定十項措施支持小企業貸款……

　　“民航業對民資的開放是今年落實‘非公36條’的一大政策亮點。”陳永杰認為。2005年，奧凱、春秋、鷹聯三家民營航空公司飛上藍天，被稱作開啟了民營資本的飛天“元年”。

　　6月29日，號稱30余家民營石油企業聯合組成的“中國民間石油航母”——長聯石油正式掛牌成立，被稱為“民營企業投資事關‘國計民生’產業的分水嶺，也是一份試驗田”。

　　整個2005年，民營企業在電力建設、公用事業、基礎設施、軍工等領域的投資漸漸浮出水面。

　　12月9日，全國工商聯舉行2005年中國民營經濟形勢分析會，全國政協副主席、全國工商聯主席黃孟復用頗為對仗的語言評價：2005年，三十六條新政策，民營經濟新起點。他并樂觀地估計，在“十一五”期間，民營經濟將占GDP七成。

　　何時走出“陽光下的陰影”？

　　然而，非公經濟真正介入一些壟斷行業的道路仍舊漫長。

　　“領了準生證，但卻沒有戶口”仍是民營企業面臨的尷尬局面，如到目前為止，長聯石油沒有獲得經營原油和成品油所必須的各項證照。“‘非公36條’出來時以為‘陽光燦爛’了，但是發現太陽下面還有很多陰影。”陳永杰分析。

　　最大的障礙仍是思想觀念。

　　前段時間，有人對“非公36條”頒布本身提出質疑，上書黨中央和全國人大常委會，要求收回這個文件。中國民營經濟研究會會長保育鈞在媒體上直言：這是姓“公”姓“私”的爭論在新形勢下的一種反映。

　　除了把非公經濟看作是“異己力量”的觀念外，陳永杰認為，部門利益則是妨礙“非公36條”落實的更大阻力。

　　譬如市場準入問題上，一個很明顯的現象是政府的政策初衷與各種經濟主體的市場準入的實際情況相去甚遠，開放市場的實際效果不理想。在這個問題上，“非公 36 條”可能隱含著“第 22 條軍規”：壟斷行業和領域表示將放寬準入，但準入門檻會很高。

　　這種情況在石油行業尤為突出。商務部日前下發《成品油批發企業經營管理技術規范》征求意見稿中，申請設立成品油批發企業的申請主體注冊資本應不低于1000萬元人民幣,須擁有30座以上自有或控股加油站。而真正能達到這些標準的民營企業寥寥無幾。

　　“審批核準制是影響非公經濟發展的最大痼疾。”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企業研究所副所長張文魁說，原因在于政府所謂“產業政策”往往傾向于提高產業集中度、實現企業規模效益、避免散亂低和重復建設，從而“限小怕多”，這樣對新生的民營企業是非常不利的。再加上，政府的審批核準政策尺度不合理、程序不透明，以及存在尋租和設租行為，都加大了非公經濟的進入門檻。

　　這樣一種惡性循環形成。“市場準入的限制是導致民營資本低水平重復建設的一個重要原因。”陳清泰說。因為民營資本可進入的行業有限，必然會大量涌入那些行政門檻較低的產業。

　　陳永杰經過一年觀察發現，在落實“非公36條”力度上，地方政府比部門更有積極性。“天津出臺的配套方案細化到80條。”陳說。

　　12月6日公布的《海南省關于鼓勵和引導個體私營等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若干規定》(以下簡稱《若干規定》)，被媒體稱作是海南建省18年來，在發展非公經濟方面力度最大的一次舉措，海南省總商會會長童石軍的評價是：“規定含金量很高，開放力度之大前所未有。”

　　“盡管還存在很多體制性障礙，但我對明年以至今后非公經濟發展前景還是非常樂觀的。”陳永杰指著《若干規定》說，“因為地方是發展非公經濟的強大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