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T時代周刊：上海已經成總部之都第一城

　　《IT時代周刊》記者/王琦玲 張楠(發自北京、上海)

　　編者按:

　　24：41、30：86，這是2003年和2004年間，北京和上海擁有跨國公司區域總部的數量之比。

　　當英特爾把旗下五大事業部之一的全球總部搬來上海，當IBM先后把系統與技術部(STG)亞太區總部、零售商店解決方案部亞太總部搬來上海，當戴爾把亞太運營中心搬來上海，以及當宏碁、AT&T、索尼、飛利浦、巴斯夫和杜邦等“全球500強”，把區域總部先后從國內外其他各地遷來上海的時候，所有事實都明確無誤地傳遞著一個信息：這座城市的“總部經濟”時代已經來臨。上海第一次如此近距離地感受到“總部之都”帶來的愜意。

　　“世界看中國，中國看上海。”如果前幾年還有人對此說法深表懷疑，現在去上海看看新出現的現代化樓群和川流不息的車河，沒有人會再懷疑這座城市的光明前景了。而上海港作為世界第二大海港(世界第三大集裝箱港)的事實證明，以內陸市場為腹地的上海已經與世界經濟融為了一體。此外，中國央行——中國人民銀行第二總部在上海的成立，更為它積極面向全球開放市場門戶創造了更有利的金融條件。

　　和上海相比，在國內最早提出打造“總部經濟”的是北京。因為特定的因素，北京在相當長一段時期內保持著領先優勢。世易時移，上海的強勁發展和北京的相對溫和造成了兩者新近出現了換位。

　　是什么讓上海在短時間內發生這樣大的劇變，上海有哪些獨具優勢讓見多識廣的跨國公司也無法抵擋；北京又為什么在一度高速的發展中慢了下來？

　　欲破解上述經濟謎題，我們只有在中國經濟發展的大背景中，才有可能找到一個稍微清晰的答案，也只有當中國經濟發展到需要“全球之手”來調控“中國之手”，需要“市場”和“計劃”兩種手段相互協調整合的時候，答案才會變得清晰起來。

　　不能忘卻的是，討論上海和北京“總部經濟”的此消彼長，其實也是在觀察中國經濟的轉型和產業格局的變遷。

　　滾滾黃浦江，悠揚的汽笛聲透射出一座城市的經濟活力。橫臥黃浦江兩岸的上海——中國的經濟之都再度呈現出簇新的繁榮。

　　隨著4年前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上海進一步加快速度駛入全球經濟的快車道，這座被公認為國際化程度最高的內地城市，正吸引著越來越多的跨國公司前來考察、投資、建總部。

　　上海是強勢中國的一個縮影。當中國經濟迅猛發展，跨國公司紛紛在內地設立區域總部之后，“總部經濟”概念也就在眾多城市中蔓延開去。

　　“總部經濟”是最近幾年在發達國家大城市圈中興起的新經濟形態，長期受到支持全球貿易自由化的經濟學家們青睞。它是在2003年為中國業界接受并被引入的“舶來品”。

　　根據中國著名經濟學者、北京市社科院趙弘研究員提出的發展“總部經濟”6要素(高素質的人力和科研教育資源、良好的區位優勢和交通運輸網絡設施、便捷的信息獲取以及良好的異地溝通信息通道、在基礎性資源條件方面同周邊地區形成較大的差異、良好高效的法律制度環境和多元文化氛圍、圍繞總部服務的專業化服務支撐體系)來看，在中國諸多大中城市中，只有北京和上海優勢明顯。

　　按理說，“總部經濟”的效應應當在中國的三大經濟圈(以廣州為核心的珠三角經濟圈、以上海為龍頭的長三角經濟圈和以北京為首的環渤海經濟圈)中展開，但經過10余年的區域新經濟競爭，無論觀念還是實踐，珠三角經濟圈因為產業換代而輝煌難續，環渤海經濟圈和長三角經濟圈，則隨著新興產業的不斷遷入而發展強勁。

　　美國《財富》雜志的調查顯示，全球4萬多家跨國公司中，92%以上的企業將考慮在中國設立地區總部，其中首選上海和北京的比例合計高達45%。

　　觀察跨國公司已在華設立的區域性總部的位置可以發現如下規律：對政策依賴度較大的IT、通訊類企業選擇北京作為總部依托；而對市場依賴程度大的制造、金融和商業等傳統產業的企業更青睞上海。

　　跨國公司的分布屬性幾乎可以用楚河漢界形容。但在2004年后，隨著一些IT、通訊類企業全球戰略向上海轉移，楚漢之界變得模糊起來，兩座城市擁有的跨國公司區域總部的數量呈現出換位之勢。繼北京之后，上海開始確立中國新的“總部之都”形象。

　　據相關資料顯示，在中國加入WTO以前，北京和上海擁有的跨國公司區域總部的數量都不多，北京略占上風。在上海成功舉辦2001年亞太經濟合作會議(APEC)，以及取得2010年世界博覽會的承辦權后，跨國公司開始全面重視它的全球經濟地位。因此，北京和上海隨后的發展情形出現變化：2003年，上海跨國公司區域總部數量全面超越北京。該年，北京的相關數字是24，上海是41；次年，前者逼近30，后者超過86；2005年，根據上海對外經濟貿易委員會統計，截止6月底，經上海市政府認定的跨國公司區域總部累計已達104家，其中包括33家“全球500強”。

　　第一章 指令從上海發出

　　2005年9月的一天，上海閔行紫竹科學園。

　　蘇姍(Susan)從沙發上站起來，端著咖啡踱步來到落地玻璃窗邊，凝望馬路對面成片的草坪。“除了氣候稍有不同，我感覺不到這里和美國有什么區別。漂亮的建筑、碧綠的草地、熟悉的公司氛圍、可口的甜品，甚至連咖啡的味道都差不多……嗯，我想我會習慣并喜歡上海的。”蘇姍說。半個月前才從美國調來的她暫時不肯透露職位，她認為自己近期可能會有升遷。

　　蘇姍一直效力于英特爾全球渠道平臺事業部(以下簡稱CPG)，她喜歡當前工作帶來的挑戰，因此她愿意隨著CPG一并來到上海。當然，蘇姍沒有意識到自己工作調動背后的影響帶給上海的宏大意義。

　　此前的8月1日，英特爾將CPG全球總部落戶上海。這是英特爾有史以來第一次將五大主要業務部門之一的全球總部設在美國以外地區。

　　英特爾的最新舉措，不僅對這家全球最大的芯片巨頭來說是一件大事，對新近提出“從工商業城市向經濟中心城市轉型”的上海也是添分不少。業界有人笑言北京是用羨慕又嫉妒的目光注視著上海的變化。

　　更讓上海高興的是，類似于英特爾將總部定址上海的行為已漸變成一股潮流。

　　10月11日，午后的上海陽光燦爛，在西藏中路168號的都市總部大廈3樓，全球第4大PC廠商宏碁在這里啟動了中國區新總部的落成儀式。

　　從宏碁新總部的玻璃窗向右望，上海市人民政府的白色大樓格外醒目。這里是上海的正中心。

　　對新總部地理位置上的重大調整，宏碁中國區總經理賴泰岳躊躇滿志。新總部將涵蓋公司在內地的信息、運籌、財務和物流平臺的整合，這是賴泰岳團隊重整旗鼓的開始，也是這家臺灣PC制造商重振大陸業務計劃的重要一環。

　　從天子腳下到黃浦江畔的遷徙，宏碁總部遷移承載著太多的意義。臺灣人對“出走”北京的原因大都三緘其口，只有賴泰岳淡然表示：合作伙伴已全部匯集至上海周邊，新總部將有助于加深雙方的合作。

　　業界相信賴泰岳只提及了事實的一個方面，更重要的原因是上海經濟全球競爭力的提升有助宏碁實現全球戰略。

　　無獨有偶，宏碁搬家前的8月15日，美國電信業鼻祖AT&T公司已將其大中華區總部從香港搬到上海。AT&T在2002年開始在中國營運，當時也是選址在上海浦東。

　　作為不同領域的世界級廠商，英特爾、宏碁和AT&T只是近期眾多跨國公司中舉動較大的3家，很多老牌跨國公司則是在此前實現了戰略轉移。2004年，IBM先后將零售商店解決方案部亞太總部、系統與科技部(STG)亞太區總部從東京搬到上海。同年4月，戴爾也將其全球采購中心搬到上海長寧多媒體園。

　　不僅發達國家的跨國公司選擇了上海，后發國家的高科技公司也越來越青睞這里。印度軟件公司就如過江之鯽涌到上海：從2002年的薩蒂揚(Satyam)和印度塔塔咨詢服務公司(TCS)進入上海，2004年Infosys進入上海，到2005年威普羅(Wipro)落戶浦東軟件園，印度的“四大軟件巨頭”已經全部在此“落地生根”。

　　類似的遷移還在繼續。最新搬家到上海的公司是美國康寧公司。今年10月28日，這家全球光纖網絡巨頭的大中華區總部落戶上海浦東，這里還將是其亞洲財務中心的所在地。

　　面對這種現象的群聚發生，上海同濟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俞秀寶教授就認為，從2002年開始，跨國公司把中國區乃至亞太區總部轉移到上海已經成為一種趨勢，今后上海在“總部經濟”方面的優勢將會越來越明顯。

　　在現實中，上海吸引跨國公司總部的思路正在繼續。上海市長韓正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所說，“大力發展‘總部經濟’，繼續把跨國公司作為吸引外資的重點，使上海成為跨國公司生產制造基地、地區總部、研發機構和采購中心的集聚地之一”。

　　第二章 “東方巴黎”必然要復興

　　在距離金茂大廈不到50米遠的建筑工地上，上海環球金融中心主體建筑已露出地面6層。這座投資10億美元、101層、高492米的中國未來第一高樓將于2007年竣工，它比金茂大廈高出72米，將成為上海的新地標。

　　摩天大廈的高度是城市的名片，它折射出的不僅是經濟實力，更是一個城市的繁榮指數。

　　歷史沉淀后的文化認同

　　歷史沉淀了上海在經濟發展中優勢。和其他內地城市相比，上海的城市文化在外國人眼中更具親近感。

　　在解放前，上海就因各色人種云集而被西方冒險家稱作“東方巴黎”。對上海文化歷史沿革深有研究的俞秀寶教授說：“跨國公司在總部選址上愿意選擇城市文化與企業文化沖突最小的城市，而上海的‘海派文化’中蘊藏有濃厚的西方色彩，兩者間的歷史淵源對跨國公司產生了巨大吸引力。”

　　從1843年開埠以來，上海逐漸替代廣州成為中國貿易中心，外國商品和資本大量涌入，傳教士麥都思在這里創辦的“墨海書館印所”也成為外國資本在中國開設的第一家企業。

　　早在19世紀末，外灘就已經成為外資銀行最集中的地區之一。1854年，上海的洋行數量達到鼎盛，多達120家，冠居亞洲城市之首。到1936年，經歷多年戰亂后的上海還擁有外國銀行29家。正因為很多外國銀行與上海的歷史淵源，在重返中國時再度選擇了上海。

　　英國匯豐銀行就是典型一例。該銀行于1865年在上海設立了分行，1950年撤離上海后一直認為自己從未間斷在內地的服務，在2000年重回中國時，它又將“中國總代表處”設在了上海。

　　文化具有傳承性，“海派文化”中重商意識也歷經數代傳承下來。有調查研究發現，跨國公司的職業經理人尤其注重工作生活環境的舒適性，上海的城市文化很好地契合了他們的心理訴求。這是一種文化間的交流和依依不舍。對很多跨國企業來說，把總部設立在上海某種程度上更像是一種“回歸”。

　　除了外灘，在上海的外國人還喜歡在“新天地”的酒吧里扎堆。“在上海能夠找到與美國幾乎一模一樣的酒吧，甚至能夠聽到最原汁原味的藍調布魯斯(美國黑人音樂的一種形式)，這種感覺是特別的。”詹姆士是一家美國半導體設備公司的工程師，他和同事都很喜歡上海，他們認為上海的國際化程度很高。

　　長期從事城市經濟學研究的上海復旦大學經濟學教授周偉林，曾經與上海、北京、硅谷和臺灣新竹的同行們合作，對這四個城市進行過比較研究。他給出的調查結果顯示，在職業精英們選擇居住城市時，文化認同發揮的作用超乎想象。而跨國公司管理層中的臺灣人、香港人、甚至是新加坡人，他們中有不少人對上海的熟悉程度不亞于當地人。

　　不為人知的事實是，上海對“海派文化”的回歸著實費了一番心思，他們除了著力整頓本地市民文化，以期建立最好的回歸環境，還在城市文化的宣傳上，使國際人士產生強烈的文化歸屬感。

　　10年前的上海，給人最深的印象是滿大街的“萬國旗”(上海老住房空間局促，且空氣潮濕，很多家庭把晾衣架都伸出窗外，掛在上面花花綠綠的各式衣服被客居者形容為“萬國旗”)，這嚴重有損國際大都市形象。為此，上海市政府專門出臺了《上海市市容環衛管理條例》，不僅下大力氣整治了“萬國旗”現象，還對上海市民生活中的其他陋習(早晨公開場合拎馬桶、穿睡衣逛馬路、讓寵物隨地大小便)一并進行糾正，徹底改變了市容市貌。

　　城市文化的細節部分得到改進，在上海工作和學習的外國人漸漸發現這座城市變美了，“軟環境”得到了提升。在今天浦東陸家嘴附近的“濱江苑”國際社區里，外國人爭當居民委員會委員的情形已不再新鮮。

　　經濟環境大魅力

　　商業、貿易的發達，市場的成熟促使企業做出一次次戰略調整。

　　從最早的外資企業進入上海算起，跨國公司區域總部此次向這里大規模轉移，稱得上是外資進入上海的第3次浪潮，其中IT領域的投資表現最為明顯。國家信息化測評中心常務副主任姜奇平指出，首先是游戲平臺的全面轉移，接著是電子商務向上海及其周邊地區轉移。

　　“上海在信息化應用方面的確可圈可點。IT的應用將是未來IT產業新的發展方向，上海及其周邊在這方面的優勢已越來越明顯，跨國公司總部的遷徙與信息化應用向上海的轉移有聯動效應。”姜奇平說。

　　浦東張江的上海金融信息服務產業園是中國惟一、亞太領先的金融信息服務產業基地，現已聚集中國人民銀行、中國銀聯、上海期貨交易所、中國銀行、招商銀行、興業銀行、交通銀行、平安保險等金融機構的數據處理中心和信用卡中心，將為上海國際金融中心的建設提供技術支撐和后臺服務。

　　成熟的信息化市場只是上海大市場的一個側面，華東作為國內最成熟的全方位大市場，它對跨國公司的吸引力才最為巨大。

　　以上海為中心的長三角地區，同樣是全球重量級消費電子企業群聚之地，包括飛利浦、先鋒、索尼、日立和佳能等消費電子大廠均將在華的運營中心或區域總部設在上海。華東市場巨大的消費潛力、良好的配套和投/融資環境，促使消費電子巨頭逐步將該市場確立為戰略經營的首要位置。

　　自2002年起，作為國內惟一成為國際六大城市帶的城市圈，長三角已經形成了一個具有國際都市圈雛形的經濟群落。上海作為其中的核心，吸引著愈來愈多的企業紛至沓來。

　　這樣的情形符合上海社科院跨國經營研究中心主任謝康教授的觀點，他認為與制造業聯系緊密的跨國公司區域總部的選址通常會受到空間限制，它們會將總部，或者具有部分總部職能的重要部門，諸如采購、資金結算、管理運營等逐步向制造基地和重要市場靠近。宏碁將新總部放在上海，與制造領域的跨國公司的選址原則相一致：看中內地的成熟市場。

　　有利必有弊。在上海成為越來越多的跨國公司投資的首選之地的同時，自2002年起，上海市的商務成本逐年攀高，表現突出的是寫字樓價格嚴重偏高，人力資源成本也在水漲船高。有人擔心這會對上海的外向型經濟造成沖擊。

　　然而，跨國公司有一套成熟的考察機制，總部選址是綜合考慮多方面因素的結果，商務成本只是其中一點，上下游產業鏈、市場成熟度、金融環境、物流成本等也是重要因素。

　　商務部2005年2月發布的《2005~2007年跨國公司對華產業投資趨勢調研報告》，證明了商務成本增加會對上海經濟造成損害的擔憂有些多余。該報告指出，未來幾年，長三角以47%的絕對優勢成為外資首選，環渤海經濟圈僅為22%。

　　商務成本的提升沒有影響跨國公司區域總部的進駐熱情。

　　四大中心的合力作用

　　上海的優勢在國內絕無僅有，它的經濟實力在內地城市中也是無與倫比。在前幾年評出的中國企業500強中，上海約有45家左右。

　　與北京帶“中國”字頭的公司不一樣，上海大多是土生土長的本地企業，這證明它在中國經濟中舉足輕重的分量。

　　綜合而言，上海的成功是國家對它定位的成功。上海的城市功能非常清晰，就是要成為是全國的經濟、金融、貿易和航運中心，從而帶動長三角地區和整個長江流域經濟的發展。這是吸引跨國公司區域總部進駐的最大優勢。

　　自1990年代以來，中央三代領導人對上海給予了前所未有的關注：1990年，中國改革開放總設計師鄧小平在南巡上海后就曾指出，“中國在金融方面取得國際地位，首先要靠上海”；1992年江澤民在黨的“十四大”報告中提出，“加快把上海建成國際經濟、金融、貿易中心之一，帶動長江三角洲和整個長江流域地區經濟的新飛躍”；2004年7月，胡錦濤在上海視察時，強調要繼續推進上海成為國際經濟、金融、貿易、航運中心的建設。

　　在專家看來，四大中心的合力作用極大推動了上海新經濟形態的發展。歷數上海四大中心的建設發展，國家給予極大的政策傾斜：1990年，鄧小平做出了“浦東大開發”的重大戰略決策，上海經濟開始起飛。此后，上海在國內先后建立了證券交易所、期貨交易所、黃金交易所等3大金融市場。外資銀行數量也在北京之上。2005年8月，中國人民銀行上海總部正式成立，2005年11月，跨國公司外匯資金管理方式改革“9項措施”在上海浦東新區率先施行。

　　一系列舉措代表了國家有意將上海建設為國際金融中心的戰略。謝康指出，跨國機構到底把中心放在哪里要視金融機構的聚集程度而定，隨著市場化進程的深入，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地位的確立，會有更多的跨國公司區域總部進駐。

　　據了解，上海市目前主要的做法是以吸引跨國公司研發、采購和運營中心入滬為主，然后再逐步尋求其完善總部其他職能。

　　張江集團有限公司是負責張江高科技園區招商引資的主要機構，該公司副總經理朱守淳對本刊記者指出：“隨著上海航運中心的建立，會給跨國公司的采購帶來巨大吸引力。戴爾的全球采購、IBM的亞太區采購放在上海就是例子。跨國公司區域總部，僅有行政管理職能，就相當于只有幾個決策人物。只有擁有物流、營運、訂單結算職能，這樣的地區總部才能對當地經濟產生巨大推力。”

　　貿易、航運與金融的關系是相互依存，三位一體。上海港是中國第一大港和世界第二大港，浦東新機場和虹橋老機場的相互協調，令上海成為中國最繁忙的三大航空樞紐之一，而地面上四通八達的高速公路又把周邊經濟發達省市融合一體。

　　上海沒有滿足于此，它正積極地利用周邊地區的地理優勢打造太平洋西岸的“大上海”。

　　根據上海市政府規劃，“大上海”有四條經濟半徑帶：半小時車程輻射區、1小時車程輻射區、2小時車程輻射區和4小時車程輻射區。所謂半小時車程輻射圈，就是以上海的人民廣場為中心，輻射到上海各區的每個角落，上海市區之間的城市規劃和城市建設交通網絡的布局都以此為依據；1小時車程輻射圈已經到了周邊的蘇州、嘉興等地區；2小時車程輻射到南通、常州、無錫、杭州、寧波等地；4小時交通圈已經包括了南京。

　　上海的規劃積極把周邊省市囊括進來，而上海的“領頭羊”地位也讓這些省市甘愿納入上海經濟圈。10多年來，上海協同周遭省市圍繞著長三角區域概念來做城市規劃，結果使得江浙一帶的物流、人才流、資訊流，都來與上海進行相應的對接。

　　“如果在建的大小洋山港開通后，它對上海及其周邊地區帶來的影響是驚人的。它不僅能夠帶動整個物流運輸，對于貿易和金融的影響也十分巨大，還能夠促進上海及其周邊地區更高效地參與到全球資源配置中去。”周偉林說，“這有利于吸引更多的跨國公司將跨國采購中心放在上海，尤其是長三角發達的制造業，更占盡地利優勢。”

　　今年5月，12家外資航運巨頭總部落戶上海黃浦區，這不僅能帶動上海現代服務業的發展，對于長三角一帶的產業格局有深遠影響。值得玩味的是，正是12家外資航運巨頭中的10家企業在國內某調查公司的調查報告中集體投了上海的贊成票，表示愿意將通往韓國釜山的航線改道洋山港，這才最終使中央確定將大小洋山港(本屬于浙江舟山群島)劃歸上海版圖，促成了上海在港口優勢上的絕對地位。國家的最終決策也能看出中央政府對于打造上海國際地位的決心。

　　完善的新興技術產業鏈

　　上海卓有成效的大力打造，使得長三角形成了中國最完善的多系列、多功能的現代化產業鏈。當然，這與該區域內各城市間的成功協調配合分不開。

　　一個最典型的事例是，大部分臺灣的PC代工廠商在轉戰內地時，選擇了以上海為中心的長三角地區。此為了降低勞動力、生產成本，臺灣其他PC代工廠商從上個世紀末開始，逐漸將產能向長三角的中小城市轉移，這促使長三角日漸成為重要的IT制造基地。

　　2005年9月，大眾電腦宣布關閉最后一家臺灣裝配工廠，臺灣的筆記本生產線已全線轉移至內地。自此，長三角成為全球最大的筆記本制造基地，全球近七成的筆記本電腦在這里生產。東芝、三星等跨國巨頭也在此前做出戰略調整，東芝將海外筆記本生產基地從菲律賓遷到杭州，三星把蘇州作為其惟一的筆記本生產基地。長三角的產業地位和生產效率對于全球而言，可謂舉足輕重。

　　長三角地區還是國內重要的液晶生產基地和芯片制造基地。以蘇州、南京為主已經成為全球液晶后工序模塊的重要生產基地和配套產業聚集區，多以世界級的日、韓、臺資企業為主，形成了規模龐大而完整的液晶中下游產業鏈。在上海政府的極力推動下，上廣電斥巨資建成了國內液晶5代線。江蘇昆山的5代液晶屏生產線也已破土動工。這條臺資背景的液晶生產線一旦建成，將進一步推動長三角地區液晶上下游產業鏈的完善，形成液晶產業群聚效應。

　　以上海為中心的長三角地區同時也是芯片制造業基地，這里聚集了全球頂尖的芯片代工企業，其中包括中芯國際、臺積電和具有臺聯電背景的和艦科技。在上海的浦東張江高科技園區，就集中了國內1/5的芯片設計企業和中芯國際、華虹、宏力等主要芯片制造企業。IBM亞太區副總裁陳良忠曾經這樣形容上海：“黃浦江畔是中國半導體技術的前沿，以上海為中心的長江三角，聚集了半導體產業從設計、生產、甚至服務的眾多企業。整個產業群的蓬勃發展，將是中國整個高科技產業發展的重要源泉。”

　　“IT類跨國公司轉戰上海，將有可能帶來整個產業的群聚效應。就像當年IT、通訊類跨國公司一股腦選擇北京一樣，IT企業總部也有可能會形成向上海轉移的趨勢。“謝康說。

　　產業鏈的完善不僅在于產業鏈自身，它還涉及方方面面的問題。有專家告訴本刊記者，上海周邊擁有江浙這樣經濟發達的省份，制造能力強，產業鏈完整，企業群密集，特別是長三角各地產業結構既有分工，又有協作，很多制造業類的跨國公司將總部選在上海正是看中這點。

　　第三章 北京不必害怕

　　政策資訊的快捷、良好的人才培養儲備、雄厚的科研基礎，讓北京在一段時間內獨享“總部之都”的榮光。然而，優越的地理位置、完備的城市基礎設施建設、完善的商業服務體系、厚重的歷史積淀，以及其日益明顯的國際化色彩，使上海在發展“總部經濟”的優勢有如金茂大廈般昂然確立。有業內人士戲言：“如果把二者優勢疊加，對于跨國公司來說就是一個最完美的總部選擇地。”

　　戲言終歸是戲言，一南一北的差距讓北京與上海無法走到一起，國家對兩個城市的定位也讓它們合作的可能性不大。上海的異軍突起，北京感受到了后來者咄咄逼人的威脅，但北京不必為此擔心。

　　北京的優勢

　　北京，占盡了中國首都的優勢。

　　四大國有商業銀行——工行、農行、中行和建行無一例外駐守于此，中國電信、中國石油、中國石化，帶中國字頭的“巨無霸”企業的總部也全部將此作為盤踞之地。據國家統計局發布的資料顯示，北京的航空和鐵路客貨流量位居全國第一，經濟規模為全國第二、三名。北京就像含著金匙長大的孩子，稟賦先天之優。

　　憑借長期資源的積累，北京一度成為跨國公司最早駐扎的大本營。2005年，包括惠普、IBM、英特爾等跨國公司先后以各種方式慶祝他們進入中國20周年。他們見證了中國改革開放的過程，回顧過去，北京的確曾讓他們著迷。

　　改革開放初期，跨國公司做出的決定與國門開放程度有相當大的關系，他們搞不清楚中方的政策方向，進入中國市場受到諸多制約，一些大的跨國公司甚至需要中央政府批準。

　　談起往事，可口可樂公司董事長陳奇偉至今記憶猶新。“當年可口可樂進入中國可謂曲折困難。光是建立工廠的批文也要層層審批，甚至至少要兩個副總經理批過才可以。”1978年，作為第一批進入中國的跨國企業，可口可樂在國內的第一個合資項目的獲批耗時3年之久。

　　可口可樂的經驗對于80年代中后期進入中國的跨國公司同樣受用。中國當時還處于計劃經濟時期，國家經濟政策的宏觀決策和調控部門都在北京，進口設備的采購完全由原國家計委(現國家發改委)一手包辦。對于跨國公司而言，誰先獲取政府采購商機誰就可能拿到訂單。從純商業競爭角度來看，為了維護與政府的關系，跨國公司必須把總部設在北京。

　　20年間，隨著先期來華的跨國公司國內業務的增多，總部規模也日益壯大，根基也愈加牢固。1999年，北京率先推出《關于鼓勵跨國公司在京設立總部的通知》，意在推動跨國公司的進一步投資。這個優惠政策起到了立竿見影的作用。2000年前后，大批通訊、IT、新經濟行業跨國公司總部在北京的安營扎寨，成就了北京盛極一時的繁榮景象。朗訊、摩托羅拉、諾基亞、北電網絡、愛立信、日立、西門子、三星等跨國巨頭的加盟，給北京“總部之都”增添了新的光環。這些跨國公司幾乎早在1980年代中期就已進駐北京，而今業已完成從辦事處到總部的“升級”。這些企業無論在企業規模還是行業地位上的優勢都十分明顯。這也造就了北京“總部經濟”的一大特色。

　　時間給予北京發展“總部經濟”無與倫比的優勢。即便是作為中國經濟中心的上海，也難以與之企及。

　　從1980年代到1991年大規模開發浦東之前的10年間，上海幾乎完全處于劣勢。當時國家財力微薄，上海的影響自然不強，區域經濟優勢不夠明顯，對外輻射能力弱。早期的上海和北京相比毫無競爭力可言。

　　獨特優勢弱化

　　除了首都形象，北京在人才、技術研發方面的獨特優勢也是吸引跨國公司總部入京的重要原因。而事實上，在國家對北京的定位中，它不再具有強烈的經濟色彩。依據中央規劃，北京就是政治、文化、教育和科技中心。在城市功能定位上，它與上海并不沖突。因此，北京完全可以坦然接受上海的崛起。

　　北京是全國腦力資源最為密集的城市，坐落于此的清華、北大、中國科學院、中國工程院等國內一流“腦庫”每年都向北京不斷輸送各類頂尖人才。聯想、方正等國內IT企業的集聚，跨國公司研發機構的落戶，促使北京成為人才“集散地”。人才優勢成為北京吸引跨國企業投資的核心競爭力。但現在，隨著新經濟的出現，人才的流動性讓北京優勢不再明顯。

　　高素質的職業人才注重生活舒適性，他們的發展視乎企業和產業的走向。而長三角IT產業帶的形成，地理環境的優越，以及環渤海經濟圈中大連、青島和天津等港口城市軟件產業的發展，都對北京的人才形成極大的分流效應。同時，跨國巨頭中國戰略的轉移，也影響了人才的流向。在宏碁總部的搬遷過程中，絕大多數員工就隨總部一起從北京來到上海。

　　此外，目前跨國公司在中國設立的研發機構主要以產品研發為主，尤其是與IT制造業相關的跨國公司，正全面實行由本地化生產轉向本地化技術開發和生產相結合的戰略轉型。所以，在研發中心的選址上，會考慮在接近制造基地的區域落戶。盡管北京有較強科研能力，但周邊地區缺乏長三角一帶完備的產業鏈即是其不足。

　　據上海社科院的報告顯示，2004年，跨國公司僅在上海浦東建立的研發和技術中心已達80多家，而這個數字在2005年還在不斷刷新。2005年10月12日，全球最大的網絡設備制造商思科公司在上海正式啟用其“中國研發中心”。同年，飛利浦宣布投資4000萬歐元在上海設立全球研發中心。

　　隨著中國經濟的不斷發展，尤其是長三角和珠三角經濟的迅猛發展，跨國公司在總部選址上，經歷了從惟一選擇到多項選擇的變化，以往北京所具有的獨特優勢也成為眾多城市的共同優點。

　　一方面，北京的優點在弱化；另一方面，北京的短處開始顯露。這主要表現為，北京不具有類似上海的區域輻射效應。

　　首先環渤海經濟圈難有長三角地區協調的產業定位，區域經濟難以形成規模優勢。北京與天津的關系始終不清不楚。在近幾年的全國人大會議上，有代表提出北京與天津強強合作的提案，其中包括北京首都國際機場與天津機場的互補，以及北京充分利用天津港的專項合作，以此加快北京外向型物流建設。但由于兩個城市均為國家直轄市，談起合作來總是成功的少，失敗的多。

　　此外，在地理距離上，除了與天津的距離相對較近，北京與該區域內的青島、大連等其他經濟發達城市的距離較遠，這給北京低端產業的轉移帶來麻煩，而這些城市的港口優勢則不能便利高效地為北京所用，進而造成北京無法實現對環渤海經濟圈絕對性的引領作用。

　　更重要的是，北京日益擁堵的市內交通、長期不見好轉的氣候環境，以及嚴重缺水等自然條件，都嚴重抵消了這座城市具備的優勢。因此，有專家預言，除去上海，環渤海經濟圈的后起之秀甚至會替代北京，成為新的“首位”城市。

　　北京需要解決的矛盾

　　2002年9月30日，當阿爾卡特亞太地區高級執行副總裁衛錦盛，從時任上海市市長的陳良宇手中接過駐滬跨國公司地區總部“001號”證書時，北京市頒布《關于鼓勵跨國公司在京設立地區總部若干規定的通知》已經過去了整整3年。這一年，上海頒布了《上海市鼓勵外國跨國公司設立地區總部的暫行規定》，正式確立“總部經濟”戰略。盡管北京開展“總部經濟”的措施早于上海，但上海作為國家重點建設的金融重鎮，城市綜合實力已今非昔比。在后來的“總部之都”競爭中，上海呈現追趕之勢。相形之下，北京顯得后勁不足。

　　周偉林說：“一個城市的職能不可能那么齊全，北京發展‘總部經濟’，在基礎設施、投資環境方面處于劣勢。由于北京缺乏金融市場的優勢，也缺乏長三角產業帶的群聚效應，更沒有上海港這樣的大港口，在貿易航運方面北京遠不及上海，難以形成產業的輻射效應。”

　　北京發展“總部經濟”有諸多不足，但首都地位還是讓這座城市具備了得天獨厚的優勢。在北京，企業與政府高層溝通更加便利，政經信息傳播的快捷，北京成為大多數通訊、IT類跨國公司地區總部的首選之地。

　　優勢同時也會產生一種弊端。“北京的行政優勢像一把雙刃劍，它是國內任何城市所不具備的優勢，但它也在某種程度上阻礙了市場的發育。”朱守淳說。

　　北京政府顯然意識到這個問題，2004年，北京市借新出臺的《行政許可法》簡化了大批行政審批手續，意在提高政府辦事效率。

　　然而，2005年2月，中國社科院會同南開、清華、北大等著名高校和地方科研院所的近百名專家聯合完成了《2005年城市競爭力藍皮書：中國城市競爭力報告NO.3》。在這份報告中，北京在文化競爭力和制度競爭力方面的排名分別是21和43。這項調查的主要負責人中國社科院的倪鵬飛教授對此這樣評價，“北京傳統的思想阻礙了競爭，‘官本位’的傳統思想強烈。重商意識和創業精神不足。經濟體制不夠靈活，市場化程度還不夠高，政府職能轉變得不夠徹底，社會環境也不夠寬松，民營經濟也不夠發達。”

　　有著十幾個城市和區域戰略策劃經歷的王志綱曾經在很多場合提出“城市經營”概念，他認為城市作為一種資產，要有自己的發展戰略、經營思路、整合平臺和操作手段。城市要符合自身的個性，在市場的檢驗中確定自己發展的坐標。北京作為中國發展“總部經濟”最早的城市，在經濟全球化的今天，如何更有效地鞏固和利用其先天優勢，值得思考。

　　第四章 競爭促發展

　　“按照城市經濟學的原理，什么樣的企業選擇什么樣的城市。正如跨國公司500強更多會選擇北京、上海、深圳這樣的城市，更多的跨國公司會考慮商務成本等綜合因素，選擇相應的城市。”周偉林告訴本刊記者。

　　有不少專家指出，環渤海經濟圈的天津、大連和青島，長三角一帶的蘇州、杭州、寧波很可能成為跨國公司總部入駐的新一輪熱點。而在國內包括中國社科院在內的各類城市競爭力調查中，這些城市都是一路高歌猛進，成為發展總部經濟的新生力量。“無論在交通、生活環境還是商務成本上，后起之秀的優勢更加明顯。”北京水木經倫管理顧問公司首席咨詢師秦合舫說。

　　2005年5月，IBM的新全球服務中心落戶大連，2005年11月，朗訊全球技術支持中心和IMS項目研發中心在青島成立，青島朗訊成為朗訊在全球最大的分支機構。

　　當然，對北京和上海最能形成威脅的國內城市還是香港。香港地處亞太區中央，坐擁亞洲和中國內地這塊天然腹地，利用自由港優勢，稅收政策極具吸引力。由于香港與上海在城市定位上相似，使二者在發展總部經濟上也成為一對競爭者。香港在金融、貿易、航運方面的優勢為目前的上海難以企及。同時，香港為彌補制造業缺陷，開始加強了與內地的聯系，尤其是去年泛珠三角區域合作框架協議(CEPA)的簽署，將珠三角區域拓寬到了九省和港澳兩大特別行政區，這對香港吸引跨國公司總部有非凡意義。

　　資本是理性的，國內“總部經濟”的競爭會由兩極化趨向多元化。無論是北京還是上海，在發展這種經濟形態上，都會有新的競爭。不過，競爭并不是壞事。

　　商務部研究院跨國公司研究中心主任王志樂指出，一個國家內部，已經從單體競爭上升為群體競爭。這是經濟規律的使然。無論京滬爭奪戰多么激烈，都將整體促進國家經濟的發展，因此總部爭奪戰沒有輸家。同時，謝康教授認為，跨國公司的地區總部遷徙是具有周期性的。正如2002年前后，隨著中國經濟在全球經濟中的地位日益突出，越來越多的跨國公司地區總部從新加坡、東京向上海和北京遷移。未來，跨國公司總部在中國城市間的遷徙，也符合資本的邏輯。

　　不僅如此，新加坡、東京這些國際化大都市，同樣是上海、北京發展吸引跨國公司總部進駐的有力爭奪者，無論在國際化程度、配套設施方面，這些城市的優勢都十分明顯。新加坡政府的高效行政和廉潔形象舉世稱道，這為吸引跨國公司總部入駐，發展“總部經濟”提供了優質的制度軟環境基礎。到目前為止，新加坡有多達6000家跨國公司的區域總部入駐。

　　專家們認為，中國已進入后WTO時代，北京和上海這樣的城市會越來越多地參與到國際化競爭、合作中。與一些老牌的國際化都市同場競技，在努力發展自身的同時，向對手尋求借鑒也是十分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