溫州2.96億公共工程串標案 建筑公司分取好處費

　　參加投標者事前串通，相繼從中標單位分取“好處費”1216萬元，活躍當地建筑招投標市場的中介群體一手導演此案

　　本報記者 范軍利 溫州報道

　　“這是目前為止，全國司法機關查處市政工程串通投標案件中標的額最大、分取‘好

處費’最多的一起串標案。”11月11日，溫州市甌海區檢察院檢察長南憲偉告訴記者。

　　據公安機關查證，溫州串標案“三大工程”投資總額達2.96億元，參加投標的6家建筑公司相繼從中標單位分取“好處費”1216萬元，涉嫌串通投標。

　　11月15日下午，該案在溫州甌海區人民法院一審宣判。由此曝光的溫州公共工程招標市場黑洞，引起公眾的廣泛關注。

　　凌晨搶標事件

　　“如果按照他們的報價投標的話，就會出大問題。所以，我必須阻止他們投標，搶標書是最簡單的辦法。”付光敏在接受警方訊問時說。

　　串標黑洞被曝光的導火索是上海第一市政工程公司(簡稱“上海市政”)遭遇的搶標事件。

　　2002年8月20日凌晨6點40分，距離溫州市經濟技術開發區濱海園區起步區項目(簡稱“濱海園區工程”，系三大工程之一)技術標開標時間還有2小時20分鐘。

　　溫州市奧林匹克大酒店633房間內，由上海市政派出的競標人員姚井寶和一位同事正在安睡。室內柜子上的兩個紙盒中，分別放著11份技術標資料，每份300多頁。

　　由于是次投標任務重大，上海市政5名投標人員特意將技術標與商務標分別放在不同房間保管。

　　幾分鐘后，門鈴作響。

　　姚的同事下床剛一開門，六七個青年人沖了進來。姚井寶事發后在警方筆錄中說，這些人進屋后，在床上、沙發上四處亂翻，最后得知紙盒中放的是投標資料，便將其全部抱走。

　　“這次招標分技術標和商務標兩種，只有技術標入圍的單位才有資格參加商務標的投標，商務標價低者得。

　　所以，我們的技術標被搶走，就相當于廢標，沒有競標機會了。“姚井寶說。

　　在與其他房間的同事緊急溝通后，上海市政猜測，搶標事件應是兩名溫州人操控。

　　上海市政市場部副經理周耀申事后告訴警方，搶標事件發生前的8月19日晚上，經人介紹，他們與兩名溫州人在奧林匹克大酒店423房間見面。當日談時，對方提出通過運作幫助上海市政中標，作為回報要分給溫州人大于50%的工程量。此提議被周及同事回絕。隨后，兩個溫州人又提出上海市政采取“封標”(即確定本公司報價后封在信封里，不再變動也不使其他人知曉)，再次遭拒后溫州人離開。

　　警方調查后發現，這兩位溫州人名叫付光敏和蔡景樞。

　　開標前的2002年6月，兩人均參與了濱海園區工程的投標事宜。為達到串標目的，這兩人經中間人介紹，擬與上海市政達成掛靠協議，承諾以“封標”的方式獲得標的后，回報上海市政6%的管理費。

　　由于不滿意溫州人付光敏提出的報價，上海市政一直未予答復掛靠一事。付著急了。“如果按照他們的報價投標的話，就會出大問題。所以，我必須阻止他們投標，搶標書是最簡單的辦法。”付光敏在接受警方訊問時說。

　　入圍者的密謀

　　除張志文系長沙市政的部門負責人外，其他涉案人員并非對應公司的職工，僅按掛靠關系以公司的名義實施串標。

　　警方人士透露，如果2002年8月20日開標前不搶標，付光敏的確會出“大問題”。

　　據檢方介紹，2002年6月，濱海園區工程第二標段向社會公開招標，并采用最低造價中標評標辦法。這一上億元的工程引起國內99家承包單位的注意，各方代表紛至沓來。

　　經過“資格審查、實地考察及隨機抽簽”三大程序的篩選后，共有7家單位被確定為最后參加投標單位：湖南省長沙市市政工程公司(以下簡稱“長沙市政”)、上海建工集團總公司(以下簡稱“上海建工”)、中國建筑第八工程局(以下簡稱“中建八局”)、中港第二航務局、北京市政三

　　付光敏是濱海園區串標案參與者之一。警方偵查案卷顯示，入圍最終投標名單后，多次密謀串通投標事宜的代表中，長沙市政2人(張志文、姜景美)、中建八局1人(項光宇)、上海建工2人(陳劍彬、鄭定忠)、中港二航局1人(楊旭暖)、北京三建2人(許一云，另一個外逃)、武漢市政5人(沈明芳、曹長清、應國寶、林萬運、朱善懷)、上海市政2人(付光敏、蔡景樞)，共計15人。

　　其中，除張志文系長沙市政的部門負責人外，其他涉案人員并非對應公司的職工，僅按掛靠關系以公司的名義實施串標。

　　據上述15人員的供詞，2002年7、8月間，7家公司的代表分別在市區下呂浦茶館、東方花苑、金甌賓館等地點多次商議串標事宜。

　　“第三次會談是一個下午，我們在市區黎明路東方花苑一個辦公室里商量。”掛靠在中建八局的溫州人項光宇說。

　　會談內容主要圍繞如何串標，如何統一報價，中標單位拿出多少好處費等。

　　當時并未確定由誰來最終承接工程。

　　數天后，上述人員在金甌賓館522房間再次進行會談。各公司代表從下午2點多鐘，一直談到晚上12點，仍無結果。這次會談出現意見分歧的焦點在于，各中標方該給出局公司拿出多少好處費。有提出應給每家80萬，有提出應給100萬，還有提120萬元較合適。

　　第二天，522房間會談仍在繼續。“還是上述人員參加，這次由于上海建工和中港二航局兩家的報價無法確定，也沒有談妥。”一位參與者表示。

　　此時，距離濱海園區工程開標只剩兩三天了。

　　“8月18日下午，約三時許，我們仍在金甌賓館商量。至當晚12時許，大家最終確定，給我和張志文搞。”項光宇回憶說。

　　在8月18日晚的這次會談中，7家單位商定，濱海園區工程由項光宇掛靠的中建八局和張志文、姜景美所在的長沙市政兩家單位合伙，以“長沙市政”名義中標。

　　中標后，項光宇、張志文、姜景美三人共同支付給其他5家投標單位每家100萬元好處費。在開標前后分二次支付。共計500萬元。

　　7家單位一致同意由長沙市政承接工程還有另一層緣由。

　　據警方人士表示，當時入圍的7家建筑單位實際上并不是由這7家公司直接參與。而是由項光宇、鄭定忠等中間人代為參與操作。7家公司中，除長沙市政張志文、姜景美有技術外，其余均無技術及資金來承接該工程。

　　在此背景下，大家商議讓長沙市政中標，并由姜景美、張志文出錢給其他幾家支付補償費用。由于該標是價低者中標，在投標前，長沙市政需要知道其余6家單位報價后方可出報價標書。

　　直至招標前四五天，除楊旭暖的中港二航局和付光敏的上海市政無法控制外，另外幾家報價均已經確定。

　　串標“緊箍咒”

　　“如果按照正常投標，相互之間都會壓價，要想中標都會降30%左右，這樣我們相互串通報價后，已經把中標價抬高了750萬元左右。除去已經付出的串標款500萬元，另外250萬元就作為承擔風險的好處了。”袁七德說。

　　串標需參與投標各方達成一致，有一方不妥，整個串標便告失敗。

　　8月18日晚，由北京三建的袁七德起草了一份串標協議書，7家公司在場的人員均在協議書上簽字。為保證串標順利進行，協議書規定，違反協議者罰款500萬元至900萬元。這一規定使付光敏不得不走上了“搶標”之路。

　　據了解，對于最終中標者的標的，長沙市政的張志文經計算后與大家商定控制標的為1.5億至1.6億元，上限不能高于20%，下限不能低于26%。統一確定各家報價后，寫進串標協議書內，再由各家單位參加人員簽字確保所定的串標報價不變。

　　袁七德在審訊中稱，北京三建最后投標的報價是1.47億元，當時商定報價時，確定北京三建的報價要下降約24%。

　　“如果按照正常投標，相互之間都會壓價，要想中標都會降30%左右，這樣我們相互串通報價后，已經把中標價抬高了750萬元左右。除去已經付出的串標款500萬元，另外250萬元就作為承擔風險的好處了。”袁七德說。

　　長沙市政成為濱海園區工程的最終中標者。該公司的張志文則認為，此次串標并未給他帶來太高利潤。“我們支出的串標款500萬元，是從相互串通報價時抬高報價的這部分利潤中補償的。

　　但在這次工程串標過程中，掛靠中港第二航務局的楊旭暖不能控制報價，所以我們抬高報價的幅度不是很大，賺回的利潤不是很高。“此外，各公司還商議了每家參與投標單位的報價。

　　截至當時，付光敏尚不能得到其對口的上海市政的報價。“中港二航局和上海市政都屬正規大單位，標書均由其公司自行做標，外人無法得知其標的報價，也就無法保證讓長沙市政中標。”據楊旭暖回憶，頭天晚上，為獲知中港二航局的報價，他曾到位于王子花園904室的該局溫州分公司辦公室，從經理陳立的抽屜中偷看到了報價，并提供給同伙以做統一安排。

　　至此，付光敏的上海市政成為最后一個疑問。即便如此，大家當時都認為付可以自己“擺平”。

　　8月19日晚，各自得到50萬元好處費的7家公司代表，已相繼開始慶祝。鄭定忠、楊旭暖、袁七德三人在溫州市區府前街

　　“我趕到時，他們表示上海市政的標書不能封標。”鄭定忠說。第二天就要開標了，入圍的7家單位都已經談妥，但上海市政的定標價由總公司掌握，掛靠該公司的付光敏無法操作。

　　如何使上海市政不能參加投標？當時有人提出，要把付光敏扣押，讓他賠償1000萬元違規費；也有人提出，既然上海市政不同意串標，只要把他們的投標書搶過來即可。

　　第二種提議獲得多數人的支持。有人甚至表示，如搶標不成功，第二天早上開標時，可考慮在會場大門口或電梯里對上海市政實施搶標。

　　“除了搶標，我沒有別的辦法。”已簽訂協議的付光敏說，如果由于其個人原因不能保證長沙市政中標，意味著要支付雙倍罰金。

　　串標中介

　　“現實中，如果不參與串標的話，他根本就拿不到項目。”上述樂清承包商告訴記者，他的朋友在溫州和樂清，做串標中介一年下來賺500萬元不成問題。而他們只需為保證金和介紹信的開具付出成本。

　　在溫州串標案中，甚至有一種專門以串標為職業的中介機構或群體。“他們通常只需到大的建筑公司開張介紹信，就可以從中分羹。”溫州市甌海區檢察院檢察長南憲偉告訴記者，作案情節較嚴重者，一次可以開七八封介紹信，以增加入圍比率。

　　據了解，串標中介并不是真正搞建筑專業的人士，也無意承接工程。

　　“我只想通過串標拿到些好處費，我自己并不懂工程建設，也不知道串標是否犯罪。”串標者楊旭暖說。

　　“當時我們考慮到濱海園區工程較大，但我們沒有資金實力，就想從中拿些好處費。”串標者陳劍彬說。

　　掛靠上海建工的鄭定忠則表示，明知串標不合法，但這是“可以賺錢的機會”。

　　資料顯示，參與溫州串標案的24名涉案人員中，一半以上無業或從事非建筑行業工作。眾多串標中介的出現，使真正承接工程的企業面臨不得不串標的現實。

　　“這個案子之后，我再也不會做建筑行業了，太艱難。”38歲的張志文大學畢業學的是建筑專業，工作不久即擔任長沙市政溫州分公司的法定代表人。

　　警方人士告訴記者，張志文有著專業背景，其內心還是想做幾個有影響的工程。

　　如張志文參與投標的濱海園區工程和南塘大道第三標段工程，從一開始他以最終成為中標者為目標。

　　“現實中，如果不參與串標的話，他根本就拿不到項目。”一位樂清承包商告訴記者，他的朋友在溫州和樂清，做串標中介一年下來賺500萬元不成問題。而他們只需為保證金和介紹信的開具付出成本。

　　在濱海園區投標過程中，每家公司必須交納50萬元的保證金方可進行投標。

　　掛靠上海建工的鄭定忠和陳劍彬出具的投標保證金，實際來源于長沙市政處提供的第一筆串標款50萬元。

　　上述兩人8月19日下午得到串標款后，次日投標時直接拿去繳納投標保證金。開標后，這筆款項退回上海建工等未中標單位。

　　“關于介紹信問題，通常他們去掛靠一些大型建筑企業，承諾繳納一定的管理費，以方便入圍。”甌海區公安局刑偵大隊長鄭海雄說。

　　項光宇接受訊問時稱，自己找中建八局，就是因為該局資質是特級資質，全國有名，通過資質審查抽簽后便順利入圍。

　　串標中介通常向掛靠企業承諾繳納的管理費為2%-6%不等。開到介紹信后，前期投標費用以及保證金等全部由串標中介自行負責。

　　逢標必串的現實

　　由于建筑工程利潤空間大，隱蔽利潤多，長期以來有“金山銀路”的說法，而“更快速、更隱蔽地撈錢”成為工程發包領域串通投標盛行的直接原因。

　　溫州工程界的行話是把串標稱為“攏標”。

　　“幾乎可以說逢標必攏、逢標必串。”11月14日，溫州市樂清一位承包商告訴記者。

　　事實上，在濱海園區串標案發生后，溫州第二起、第三起串標案隨后發生。

　　2003年7月，溫州南塘大道二期工程第三標段招標。入圍投標的長沙市政工程公司、浙江偉達建設有限公司、浙江宏達建設有限公司等7家公司的掛靠人員。

　　在該工程開標日8月28日前七八天，分別在市區“萬豪大酒店”茶座、下呂浦上海耿耿市政工程有限公司溫州分公司辦公室進行預謀策劃串標，最后確定由長沙市政工程公司拿出540萬元分給另外六家公司各90萬元作為串標好處費。其他六家公司標價在9500萬元以上并高于長沙市政的報價，讓其中標。

　　長沙市政的張志文在開標前后分二次付給未中標單位540萬元，結果由長沙市政工程公司以9499萬元的報價中標。

　　2003年8月，南塘大道二期工程第二標段招標。招標仍然采用最低造價評標辦法，仍然經過“資格審查、實地考察和隨機抽簽”等科學程序，最終篩選出7家公司最后投標。

　　與2002年串標不同的是，后兩次串標案中，串標公司從上海、長沙、北京、武漢等地迅速擴展至更大范圍，來自寧波、上虞、廈門、株洲、河北的公司也出現在串標行列。

　　溫州市樂清那位承包商告訴記者，由于建筑工程利潤空間大，隱蔽利潤多，長期以來有“金山銀路”的說法，而“更快速、更隱蔽地撈錢”成為工程發包領域串通投標盛行的直接原因。

　　“公共工程的發包原則上應采取競爭投標的方式進行。這樣企業間相互競爭可以壓低價格，減輕納稅者負擔。”國家發改委招投標專家劉忠魁認為，實際上企業并不希望這樣做，因為競爭會使標價降低，即使企業幸運中標，利潤也會減少。因此一些企業選擇通過串標來避開價格競爭，增加利潤。

　　溫州反串標嘗試

　　“要根除串標，不能光從招投標的角度做文章，而應從整體環境上考慮問題。”溫州市招標辦負責人表示，當前應更多地從規則體制上堵漏洞，查問題。發現違規，嚴肅查處。

　　“我們現在正采取一個措施，就是擴大入圍企業量，比如每次搖號，搖出20家企業入圍，這樣串標相對難以形成。”溫州市招投標中心主任鄭濱認為，由于串標具有很大的隱蔽性，從根本上杜絕它很難。

　　記者采訪獲悉，溫州系列串標案發生后，溫州市政府成立了溫州市招投標中心，建立了專門的平臺，并對各部門權力進行了相對制約。

　　溫州市招標辦一位負責人告訴記者，招標中心成立一年半以來，一直在強調政府的服務功能，對市場主體違法的監督管理及時跟進。

　　目前，溫州市政府正在加大查處力度，加強對市場主體規范的措施。

　　“串標是法律上明確禁止的犯罪行為，雖然它是明顯的犯罪，但很多串標者并未因之獲罪。”

　　刑法第223條規定，串通投標罪是指投標人相互串通投標報價，損害招標人或者其他投標人利益，或者投標人與招標人串通投標，損害國家、集體、公民的合法利益，情節嚴重的行為。這是刑法修改后的新罪名。

　　在何紅鋒看來，公共工程的串標就是“稅金小偷”。

　　但由于法制環境不完善，中國的工程建設法規體系起步晚，缺乏長期實踐考驗和及時修訂補充，加上在行業管理上政出多門，致使此法規體系存在不配套、不完善和不嚴謹的問題，使不法行為有機可乘。

　　“要根除串標，不能光從招投標的角度做文章，而應從整體環境上考慮問題。”溫州市招標辦負責人表示，當前應更多從規則體制上堵漏洞，查問題。發現違規，嚴肅查處。

　　同時，部門之間應形成合力，防止政府管理出現斷層。

　　政出多門導致的監管不力是對串標行為執法不力的因素之一。從部門分工角度看，工程建設一般由政府建設主管部門管理，但實際上工程建設是根據其投資性質和行業類別分部門來管理的，各行業、各部門根據國家法規又分別制定一些部門規章。這便造成各行業規章尺度不一，執法力度和水平也有差別，缺乏協調統一。

　　專家介紹，事實上，串標并非中國特色。在建筑業高度發達的美國、日本等國家，被揭發案件數最多的也是道路鋪裝業的串通投標事件。“在企業串標這個問題上，東西方都是一樣的。”鄭濱表示，國外企業也通過串標來規避價格競爭，獲取高額利潤。

　　在日本，企業也習慣通過串標來得到工程，制止串標，引入競爭有時甚至會引發騷亂。在歐美，串標相對較少。美國投標企業數量在5家以下的情況很多，但是，由于企業會認真地做工程預算費用，因此通常只有真正想拿到工程的企業才參加投標。

　　資料顯示，日本在這一領域采取的防范措施大致有：減小串標的作用，即嚴格設定作為上限價格的預定價格，令企業即使串標也不會取得過大收益。同時，加強對串標者的處罰。此外，日本設計了一個使串標難以實現的體系，比如邀請工程建設地域以外的企業和外國企業參加競標，以此打破企業間因熟悉而串標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