鄒恒甫：張維迎是九流經濟學家 林毅夫算三五流

　　從2004年到2005年，鄒恒甫失去的太多了。去年，他的老師董輔礽先生永遠離開了他；他的朋友讓·雅克·拉豐(法國著名經濟學家)永遠離開了他，還有他早在武大時就已結識的楊小凱也逝世了。

　　“他們都是患上癌癥逝世的，難道作經濟學研究的都要得癌癥？”直到此時，他還不忘幽默一下。

　　今年，他又面臨著自己一手創辦的IAS將被拆分，“沒辦法，人生總是充滿了歡樂，充滿了悲傷，這真是太好玩了�！编u恒甫輕輕地攤開了雙手。

　　但當他面對友人，率性豪飲、縱論天下時，卻吟出了陳寅恪的一句詩：“一生負氣成今日，四海無人對夕陽�！�

　　我和林毅夫是三五流，張維迎是九流，大多數人都不入流

　　人物周刊：你把中國一批著名的經濟學家編成“三綱五�！薄ⅰ傲趾�張楊”，多次在公開場合毫不客氣地點評他們，有人說你太過癲狂了。

　　鄒恒甫：當然太狂啰。他們中有些人根本沒有任何學術成就，有些人在學術上我是看著他們長大的，我太了解他們出名的情況了。

　　我去年在上海財大作演講時就說過，“他們著名，都著名在哪里呢？都發過些什么文章呢？都擺出來看看嘛！”

　　張五常在六七十年代做出過杰出貢獻，楊小凱是在研究勞動分工上做出了成就，后來就走向了一個極端，他這個人的心理愛隨著環境改變，一生變了好幾次，一點都不好玩；林毅夫有兩篇有價值的文章：第一篇談大躍進時期，中國如何餓死人；第二篇講家庭承包制怎么改進農村勞動生產力；最后，他和易綱都走向了政治，當官去了。我們不會變，我們就是一竿子搞到底。

　　其實我一點都不狂，我調侃他們，是因為我知道怎樣才算有本事。郎咸平知道我是扎扎實實辦教育，知道我在國外還有點小文章，他說張維迎他們連門都未入呢。所以，我說我和林毅夫是三五流，張維迎是九流，大多數人都不入流。

　　人物周刊：難道在你眼里，他們對

　　鄒恒甫：我們都是神交，有些是同一戰壕的戰友。我還把田國強、白重恩，李稻葵，周國富，譚國富，加上我，湊了句“李白杜甫”、“國富國強”，就差一個姓杜的，還聯不起來，所以沒說出來。田國強知道此事后，哈哈大笑。他們知道我辦事的干勁和學術上的愛好，所以都能承受住我的調侃。

　　這批人在中國普及當代經濟學教育上，還是起了作用的。但其中有的人后來走向了媒體，走向了仕途，這就脫離了學術。

　　談到辨別，中國經濟學家編的教科書，我們內行根本不看。我把世界上一流的師資領進國內，把最好的原文版書籍引進國內，就是為了把學子從迷途中引出來。

　　中國大學生都有潛質和能力在三五月之內閱讀使用英文原版教材，我在武大辦學十多年充分證實了這一點。但是，從北大到武大到中大，他們就是喜歡用高鴻業編的《西方經濟學》，和張維迎編的《博弈論與信息經濟學》，真是誤人子弟！

　　初級西方經濟學，我們有曼昆、斯蒂格利茨和薩繆爾森的英文原版；對策論我們有福登伯格和梯若爾、奧斯波恩和魯賓斯坦、邁爾遜等英文原版。這些教授們就是不用這些世界級大師的英文原版，反而要用自己編的教材。更為甚者，他們還組織學生去翻譯這些教材，錯誤百出，笑話連篇，還在課堂吹噓賣得多好。我真的不理解為什么中國青年學生放著世界最好的英文原版不用，而讀那些低劣的二手貨和翻譯品。

　　張維迎動不動就說自己是“中國產業經濟學第一人”，我不知道中國的產業經濟學家們對主流的產業經濟學，作了什么貢獻。

　　我們培養的學生，要比我們好1000倍

　　人物周刊：有些經濟學家認為你辦的數理經濟與金融班太偏重數學和技巧，而忽視了思想和經濟直觀，是這樣的嗎？

　　鄒恒甫：這完全是胡說八道。

　　我是學歷史、哲學和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出身的。在武漢大學的五年半時間里，我在歷史系、哲學系和數學系到處聽課。由于對分析哲學的愛好，我才學數學。后來學西方經濟學，才知道數學有用。到了哈佛，正好如魚得水。我把經濟學、數學、哲學、社會學亂學一通，什么都沒入門。

　　正是基于這種廣泛的愛好，我還在武漢大學IAS創辦了中西比較哲學實驗班、世界史實驗班和國學實驗班。這三個實驗班都必須在本科和碩士階段用英、法、德語閱讀西方典籍。我們高度重視人文素質教育，我們給數理經濟與金融班的所有本科生，開設了《四書》、《老子》、《莊子》等八門人文基礎課。學國學的還必須懂日文。

　　前者是為了實踐余英時先生的倡導：不懂英、法、德，不談文、史、哲；后者是為了洗盡從陳寅恪就開始飽嘗的“到日本學中國史”的羞恥：“群赴東鄰修國史，神州士夫羞欲死�！�

　　那些口口聲聲強調思想的人，未必有什么經濟思想。李稻葵有思想？周其仁有思想？林毅夫有思想？張維迎有思想？自欺欺人罷了！

　　人物周刊：記得你好像說過“我連自己都瞧不起，還瞧得起他們，他們愛說什么隨他們好了”，那么，你瞧不起自己什么呢？在當代經濟學者中，有你看好的人嗎？

　　鄒恒甫：我的原話是“我瞧不起別人，但我最瞧不起自己”。我什么都不行，我可以嬉笑怒罵，是因為他們中的許多人比我更差。我歷來如此，有學問的，當然我崇拜。對沒學問而又上媒體吹拉彈唱、欺世盜名之流，我就喜歡挑戰嘛。

　　比如我崇拜陳寅恪先生，他通曉10多種語言，《資治通鑒》、《全唐詩》、《全唐文》，爛熟于胸，這是多么高深的境界！至于董輔礽老師，他是長者，我尊重他，但我并不覺得他的學問有多么高深。有人問過我，中國什么時候可以產生獲得諾貝爾獎的經濟學家，我直言在25年以內都不會有誰摸著這個獎！其實普林斯頓大學的鄒至莊教授對我早就說過這句話，他最有資格下這個結論。

　　董老師曾說過，屬于諾貝爾獎的在搞學問，中國人在搞新聞�，F在的風氣是“學而優則仕，仕而優則商，商而優則學”，權和錢這兩樣東西太吸引人了，這兩樣東西還能互換。有些學者就是想著權和錢，這樣怎么能靜下心來做學問呢？應該是“學而優則學，仕而優則仕，商而優則商”才對。

　　人物周刊：有人說武大IAS被拆分，也與你的個性有關系。

　　鄒恒甫：我的個性不是讓人愛，就是讓人保持距離，絕不會有人走中間路線的。至于說被拆分，其中的具體原因，我不好說，肯定是涉及到了“利益”兩個字。

　　1994年，我就對中國一些著名的媒體經濟學家說過，我辦IAS的目的，就是要讓你們在中國找不到講臺，我們培養的學生，要比我們好1000倍。

　　胡祖六說我們當時是雁過拔毛、靠剝削朋友的友誼辦起來的，這一點都不假。當時條件艱苦，我是一張紙、一支筆、一間廁所開始，把家里的書都搬來了，我的同事和朋友，有書的出書，有力的出力，有錢的出錢。IAS辦到1999年，才把名氣打出來。

　　所以，我們邀請的全是國際上一流人物，全是哈佛、耶魯等名校的一流學者。還請了多位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得主與學生交流，像James J.Heckman、Robert. Lucas、Laffon、Tirole、Maskin等等，我自己從2001年起都不上課了，也成了一個跑腿的。

　　由于我請全世界最好的經濟學家、管理學家來講課，搞得其他人非常不舒服。這樣就等于是另起爐灶，把幾百號人放在一邊了，這不是相當于砸掉了他們的飯碗？那他們是不是要找我拼命？你說我能不癲狂嗎？我想走正常程序，怎么走法？

　　人物周刊：也有評論說，你們辦的IAS對國內教學和科研風氣并無實質影響？

　　鄒恒甫：有沒有影響，在青年經濟學子的心中自有明斷，我感到青年學生一直是我強有力的支持者，這正是我屢敗屢戰的動力。為什么有人恐懼我，想方設法搞得我難受？他們有危機感。這不是影響嗎？

　　人物周刊：網上也有人傳，IAS的被拆分，與7月15日劉國光先生就當前經濟學教學和研究中存在的一些問題所發表的看法有一定關系，你看呢？

　　鄒恒甫 ：這我不知道，我不能亂說。但劉國光先生必須重新學習當代數理馬克思主義，認真閱讀John Roemer關于剝削、階級、公正、平等、革命等的理論。如有機會，我愿意跟劉國光先生多多交流。如果董輔礽先生還在就好了，我們三人的交流，一定會充滿了火藥味和學術味。

　　人物周刊：聽說你除了愛說自己是農民的孩子，還愛說自己是走狗？

　　鄒恒甫：是的，我永遠都是窮苦百姓的走狗，永遠都是中華民族的走狗，也永遠都是武大的走狗和癩皮狗。

　　現在很多經濟學家喜歡當資本家和暴發戶的走狗，記住一句英國諺語——每筆財富后面都隱藏著罪惡(Behind every fortune，there is a crime)。在中國賺錢致富的人都應該有良心。我們的政府和企業，要把減少貧困、促進公平發展作為首要目標。

　　人物周刊：你下一步計劃是什么？

　　鄒恒甫：去北大、中央財大、上海財大、浙大、中大上課去，他們很高興我去，當然還有武大。我想IAS一定還會干起來的。只要不為了錢走穴，只要不當新聞媒體經濟學家，只要不從政當官開會，一個人是會有大量的時間看書、給學生上課、和寫點可以在國際學術期刊上發表的英文論文的。這樣會過得心安理得�！白x書不肯為人忙”，陳寅恪先生的這句詩說得太好了。

　　人物周刊：最后想問你一句，如果你沒有在世界銀行的物質保障，只是國內的一介普通學者，你還敢于放言抗爭么？

　　鄒恒甫：我想依著湖南人的個性，還是會垂死掙扎的，我還是會執著于自己的教育事業。當然，斗的方式可能不一樣，狡兔有三窟，人就應有九窟。只要哪兒需要我，我就會到哪兒報到。

　　用自己的錢辦學最過癮，用別人的錢辦學也過癮，為錢辦學最不過癮。希望中國所有的經濟學家和海龜用這三面鏡子照照自己，我作為中國人民的走狗謝謝你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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