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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問題的提出
上個世紀90年代以來，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初步建立，我國改革開放與經濟運行中的風險問題逐漸引起了人們的注意，其中，金融風險作為各類風險的集中表現，成為多數人關注的焦點之一。
從1993年十四屆三中全會開始的國有銀行商業化和企業化改革，首先通過揭示出大量不良資產的累積和銀行資本金的嚴重缺失而將我國的金融風險問題凸顯于世。隨后，1998年通過財政發行2700億特種國債補充國有商業銀行資本金，1999年通過設立四家資產管理公司剝離1萬多億不良資產，2003年末用現存資本核銷中國銀行和建設銀行的損失類不良資產、繼而又運用450億美元外匯和黃金儲備對兩行進行注資，從2003年開始，國家又花費大量資財對農村信用社進行改革，2005年又用總值達300億美元的財政資金和外匯儲備注入中國工商銀行，如此等等，逐漸揭露出我國金融風險的嚴重程度。在此期間，一些外國機構和國際組織的相關研究也間或見諸報端，它們提供的數據和不無夸張的估計不斷刺激著人們的神經；而發生在上個世紀末的亞洲金融危機，更以極其尖銳的形式強化了人們對金融風險的擔心。
面對如此嚴重的金融風險，人們自然要探究其形成的原因。
朝野的目光最初主要集中于金融部門本身。于是就有了大量的有關金融部門的違紀、腐敗、以及治理結構問題的研究，以至于從上個世紀末開始，金融腐敗及其治理問題不僅成為街談巷議的熱點話題，更連續數年成為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提案的首選焦點。然而，隨著研究的深入，人們逐漸認識到，由于金融是現代市場經濟運行的樞紐，它在滲透于國民經濟的各個領域、各個層面、各類經濟主體和各種經濟過程的同時，也反轉來強烈地受到國民經濟的各個領域、各個層面、各類經濟主體和各種經濟過程的影響，因此，表現在金融部門的嚴重的風險，有相當的部分事實上是我國改革開放和國民經濟運行中各類風險的集中和綜合的反映。
這樣一種認識，推動人們對我國金融風險的成因展開更為深入細致的研究。在這方面，中國人民銀行于2003年完成的一項對2001～2002年我國不良資產形成的歷史原因的調查分析，深化了人們的認識。根據此次調查，在不良資產的形成原因中，由于計劃與行政干預而造成的約占30%，政策上要求國有銀行支持國有企業而國有企業違約的約占30%，國家安排的關、停、并、轉等結構性調整的約占10%，地方干預，包括司法、執法方面對債權人保護不力的約占10%，而由于國有商業銀行內部管理原因形成的不良貸款則占全部不良貸款的20%。這項調查研究的意義有二。其一，它首次定量地刻劃了我國不良資產形成的原因，從而為解決不良資產問題以及在更廣領域中解決金融風險問題提供了一條可以依憑的線索；其二，它首次用數據告訴世人：形成巨額不良資產和金融風險的原因，不僅來自金融部門自身，還廣泛地來自作為金融部門運行環境的非金融部門，而且，用調查的數據來衡量，來自后者的因素可能占據主導地位。
基于人民銀行的調查以及其后的一些相關研究，人們清楚地看到，造成銀行不良資產和金融風險的原因，遠比人們直觀感受到的要復雜得多。在大概念上，這些原因可以分為金融部門自身和金融部門經營環境兩大類。前者既歸因于金融部門自身治理結構不合理、內部管理不完善和風險管理制度不健全等等，也歸因于金融監管當局的監管不力乃至監管不當。后者涉及的范圍更廣。舉凡法治不完善、計劃與行政的不當干預、各類不合金融規律的政策性安排、地方政府的參與和干預，以及經濟發展狀況、社會信用環境、社會保障制度的發展等等，都可能對金融風險的形成和發展帶來或強或弱的影響。這意味著，在制定我國金融風險管理（或者，如人們常說的，防范與化解金融風險）的戰略時，我們不僅應強調加強金融部門的自身建設，同時也應強調改善那些作為金融部門服務對象同時也構成其生存條件的各類非金融的環境。
分析深入到這一層面，金融生態的概念事實上已經呼之欲出了———正像一切科學門類發展到成熟階段時就需要找到適當的數學表達方式一樣，在分析金融風險成因的過程中，當風險的各種表現及其形成原因漸次被揭示出來，當各類原因之間錯綜復雜的相互關聯已經被初步認識之后，人們就迫切需要找到一種更為成熟、更為全面、更為系統、更能刻劃其本質的科學范疇來對之加以分類和描述。經過近兩年的熱烈討論，理論界多數人都傾向于認為：金融生態正是這樣的科學范疇。
二、金融生態界說
金融生態是個仿生概念。在國內，周小川博士較早將生態學概念系統地引申到金融領域，并強調用生態學的方法來考察金融發展問題。他指出：應注意通過完善法律制度等改進金融生態環境的途徑來支持和推動整個金融系統的改革和發展。
既然是一個仿生概念，金融生態的概念就可以從自然生態的概念中引申出來。按照生態學對于自然生態系統的定義，生態系統（eco-system）指的是由生物群落及其賴以生存的物理環境共同組成的動態平衡系統。自然界中固然存在著多種多樣的生態系統，但各類生態系統基本上都是由兩大部分組成，即生物群落和物理環境，或稱之為生命系統和環境系統；其中，生物群落則由生產者、消費者和分解者（小型消費者）構成。
參照生態學對生態系統的分析，根據自然生態系統的構造原理以及自然生態系統長期演化的結構特征和功能特征，我們可以把金融生態系統界說為由金融主體及其賴以存在和發展的金融生態環境構成，兩者之間彼此依存、相互影響、共同發展的動態平衡系統。
這里的金融主體，指的是金融產品和金融服務的生產者。它既包括金融機構和金融市場這些直接提供金融產品和金融服務的主體，也包括那些以制定政策、確定規范、進行調控和實施監管為職能，從而直接影響金融機構和金融市場的運行，同時也直接影響金融產品和金融服務供應之種類、規模、價格、質量、范圍等的金融決策機構和金融監管機構。
這里的金融生態環境，則指的是由居民、企業、政府和國外等部門構成的金融產品和金融服務的消費群體，以及金融主體在其中生成、運行和發展的經濟、社會、法治、文化、習俗等體制、制度和傳統環境。
同自然生態系統一樣，在金融生態系統中，金融主體和金融生態環境也是相互依存和彼此影響的。一方面，金融生態環境構成金融主體的服務對象和活動空間，它決定著金融主體的生存條件、健康狀況、運行方式和發展方向；另一方面，金融主體則以其生產并分配信息、引導資源配置、提供管理風險之手段的強大功能，對金融生態環境的發展發揮著積極的反作用。
然而，與一般的自然生態系統不同，金融生態系統的各個要素和子系統都是由活動著的人群（居民、企業、政府、國外）或者人群活動的積淀（社會、經濟、法治、文化、習俗等等）形成的。換言之，金融生態系統無所不在地帶有人的印記，“人”是整個金融生態系統的核心，所以，金融生態系統又有著不同于自然生態系統的特點。
首先，人是社會的人，也就是說，人的活動天然具有“社會性”或“外在性”。因此，盡管我們可以效法自然生態系統，在概念上將金融生態系統分別為金融主體和金融生態環境兩大類，但是，人的經濟交易和社會交往，以及在這些交易和交往過程中的“溢出”效果，卻使得金融生態環境呈現出比自然生態環境復雜得多的情形。例如，在自然生態系統中，“主體”與“環境”的邊界是清晰的（生命和非生命），而在金融生態系統中，人的活動既存在于提供金融產品和金融服務的金融主體之中，又存在于消費這些產品和服務的消費者之中，同時，還會強烈地影響作為金融主體活動之環境的經濟制度、社會制度、法制環境、文化傳統等等。因此，在金融生態體系中，金融主體和金融生態環境之間的界限常常并不十分明晰，而且，他們之間的互動關系是經常的、立體的和多樣化，從而是更為復雜的。因此，改變人，改變人的觀念，改變人在其中活動的各種各樣的制度，是優化金融生態體系的核心內容。
其次，由于在本源的意義上是經濟和社會的發展決定著金融業的發展，所以，在金融主體和金融生態環境之間的互動關系中，分析的重點應當置于金融生態環境對金融主體的行為及運行結果的影響方面。我們看到，不同的環境要素會對金融主體產生不同的約束并決定其選擇空間，從而使得金融主體的行為出現不同的特征。良性的金融生態環境能夠有效防止金融主體的機會主義行為，促使其將各種成本內在化到自己的治理結構之中。這就是一個金融運作成本低、效率高，對金融主體行為具有良好的正向激勵功能和約束功能的制度結構。因此，所謂改善金融生態環境問題，說到底是要對現存制度結構的缺陷進行改造、優化，形成正向激勵機制，有效地抑制和根除金融主體產生機會主義行為的基礎，使之更有利于金融主體去追求降低金融運作成本和提高效率。
簡言之，金融生態是一個非常重要且具有創造力的仿生學概念，它借用生態學的理論，為我們理解金融體系的運行及其同社會環境之間的相互依存、彼此影響的動態關系，提供了新的科學視角。它以比較完整且科學的分析結構告訴世人：金融體系絕非獨立地創造金融產品和金融服務的系統，它的運行更廣泛地還涉及其賴以活動之區域的政治、經濟、文化、法治等等基本環境要素，還涉及這種環境的構成及其變化，以及它們導致的主體行為異化對整個金融生態系統造成的影響。因此，管理金融風險，提高金融效率，應當成為一個全社會共同努力的工作；而且，從生態學的觀點來看，通過完善金融生態環境來提高金融效率和管理金融風險，可能具有更為根本的意義。
三、中國的地區間差異及研究金融生態環境的立足點
從理論上說，在統一的經濟體內部，不僅市場應當是統一的，而且各經濟主體賴以活動的制度環境也應當沒有重大差異。因此，在這樣的經濟體內，因信用等級不同而出現的微觀經濟主體間的個體風險差異是存在的，因經濟周期影響和經濟結構變動而造成的產業之間的風險差異也是存在的，但在該經濟體內部的各個地區之間，不應當存在比較明顯的風險差異。即在統一的經濟體內的各個地區之間，不應當存在明顯的金融生態環境差異。
但是，中國的情況卻顯然不是這樣。如果按照信貸資產質量來衡量，中國的區域間存在著巨大的差異。最差地區和最好地區的不良資產率居然能相差10倍以上。這種狀況的形成，當然不可能從宏觀層面，而只能從各地區之間的差異這種區域結構層面找到原因。在我們看來，我國各地區之間的金融生態環境存在著巨大的差異正是其根本原因。
這種狀況的存在清楚地說明，在中國，為了提高金融效率和管理金融風險，我們的視野必須延伸到地區之間的差異這個結構層面上，換言之，地區間金融生態環境的差異問題，應是我們的研究重點。
近年來，一些學者開始嘗試對我國地區間金融生態環境的差異進行分析。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博士曾對此做過較為全面的總結。他指出，中國各地區的金融生態之所以存在差異，是因為：第一，各個地區對銀行業務進行行政干預的程度不同；第二，各個地區在司法和執法方面對維護債權人權益的力度不同；第三，各個地區的商業文化有所不同；第四，權力部門（如軍隊、武警、公安部門）在各地區參與經營活動的程度不同；第五，商業銀行過去實行貸款規模管理不利于資金流動。
出于不同的分析目的，國內其他學者也曾深入探討過我國客觀存在的地區間經濟發展水平、財政和金融資源的差異問題。他們認為，區域經濟發展以及區域間金融生態環境的顯著差異是多種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包括區域間地理、歷史、人文傳統的差異、其所擁有的客觀性經濟發展要素的數量和質量的差別、經濟發展模式差異、市場經濟發育程度差異等。
問題不止于此。深入分析我國經濟改革的進程便不難看到，除了上述客觀原因之外，還有一些在經濟改革過程中不可避免的戰略性、體制性因素等主觀原因同樣不可忽視。這是因為，中國經濟的市場化改革在相當程度上是由政府推動、主要依靠政策規范和法令來展開的強制性制度變遷，因此，中央政府在推進改革過程中的非均衡性策略性選擇、以及在體制改革過程中各級政府行為的差異，勢必對各地區經濟、金融、社會、法治以及其他制度環境造成不同的影響。
總之，中國的地區間發展的非均衡狀態以及由此造成的金融生態環境的巨大差異，歸因于多方面因素。其中，經濟地理與文化差異，地區經濟發展路徑的差異，中央政府所主導的非均衡區域發展策略，以及現行分權體制下各級政府行為的差異等，是最主要的四項因素。
四、城市金融生態環境構成要素及貢獻彈性分析
本報告選擇城市作為基本的分析對象，并確定了如下9項用以評價城市金融生態環境的因素，它們分別是：（1）經濟基礎、（2）企業誠信、（3）地方金融發展、（4）法治環境、（5）誠信文化、（6）社會中介發展、（7）社會保障程度、（8）地方政府公共服務、（9）金融部門獨立性。
在提供了我國金融生態環境構成的9項要素評價指標以及綜合評價指數的基礎上，我們還進一步分析了各要素對總體的金融生態環境的影響程度，這就是各要素的貢獻彈性。
所謂要素貢獻彈性，是指構成金融生態環境的各要素對金融生態環境綜合指數的影響程度。它反映的是一個邊際的概念，即一個要素的單位增加可能導致城市金融生態環境改善的程度。換言之，貢獻彈性系數反映了各要素的變化對于城市金融生態環境之影響力的大小。這意味著，分析貢獻彈性，對于確定改善城市金融生態的對策或政策選擇，有著重要的指導意義。
通過分析50個大中城市樣本所形成的包絡曲面的要素貢獻彈性，可以看到，我們確定的9大類構成要素對城市金融生態環境的影響力（要素貢獻彈性）從大到小的排序是：法治環境（貢獻彈性0.194961），地區經濟基礎（貢獻彈性0.176118），地方金融發展（貢獻彈性0.135523），金融部門獨立性（貢獻彈性0.121773），誠信文化（貢獻彈性0.121435），社會中介服務（貢獻彈性0.087197），地方政府公共服務（貢獻彈性0.071088），企業誠信（貢獻彈性0.060456），社會保障程度（貢獻彈性0.031447）。
以上數據顯示：城市法治環境、地區經濟基礎、地方金融發展、金融部門獨立性和誠信文化等五項因素的貢獻彈性總和達到75%左右，足見它們是決定城市金融生態環境優劣的最重要因素。
五、改善地區金融生態環境的建議
在我們看來，中國經濟正處于改革和發展的過程之中。這種“新興”加“轉軌”的基本特征，加之經濟的多層次和二元結構的顯著特征，形成了表現在地區層次的金融生態環境的巨大差異。換言之，我國客觀存在的各地區之間金融生態的巨大差異，主要是一種體制性和機制性現象；故而，體制改革和機制調整是改善我國金融生態環境的最重要的舉措，因此，我們將重點從改革體制和機制的角度來討論改善我國金融生態環境的政策措施，具體主要內容包括：轉換地方政府職能、完善金融業發展的法律和制度環境和推進社會誠信文化建設。
（一）轉換地方政府職能
本報告的分析顯示，盡管造成地區金融生態環境差異的原因紛繁復雜，地方政府行為始終構成其中的關鍵因素。這是因為，一方面，地方政府公共服務是直接影響當地金融生態環境的重要因素，另一方面，在行政力量發揮主導作用的中國，諸如地方法治環境、經濟基礎、地方金融發展等幾乎所有金融生態環境的構成要素都強烈地受到地方政府的行為的影響。所以，要從體制上和機制上改善我國金融生態環境，關鍵在于轉換地方政府職能。
首先，處理好中央與地方政府之間的關系、處理好政府干預和市場調節之間的關系，是轉化地方政府職能的關鍵所在。所謂處理好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之間的關系，就是要在中央與地方各級政府之間明確地劃分事權、財權、以及兩者之間的對應關系，并以規范化、法制化的措施予以保障。
其次，要促進地方政府轉化職能，必須調整那些對地方政府職能之形成、穩定和發展造成影響的經濟機制進行調整。我們認為，這些機制主要包括：第一，對地方政府的激勵機制；第二，對地方政府行為的約束機制；第三，各級政府之間關系的協調機制；第四，中央與地方財政稅收的分享機制。
（二）完善金融業發展的法律和制度環境
圍繞著規范與發展這兩大主題，今后一段時期內，我們應著力解決好以下問題：
1、金融立法
首先，要轉變立法思想，建立現代市場經濟的立法理念。市場經濟是一種需要完整保護產權主體利益，引導產權主體在追逐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同時，內化自身成本和責任的經濟。因此，市場經濟的立法精神就是要保障各利益主體的利益神圣不可侵犯。歸根到底，現代市場經濟的立法理念應當被理解為要完整地保護產權的實現，保障各產權主體的地位平等，保護各主體之間的公平交易。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取得了很大突破。所有法制誤區已從憲法上消除，平等保護各種所有制已經寫入憲法，因此，與之相配套的金融法規也應進行修改與完善。應當平等保護產權主體權益，從促進市場公平交易出發，制定和完善金融規則，應充分體現產權保護的理念、合同自由的理念、適應法律與適應國家政策相結合的理念、效率與公平同等重要的理念。
其次，從金融法律體系的完善程度來看，目前，雖然我國基本金融法律體系已經建成，但仍有大量的法律、法規亟待制定和完善，其中包括加快修改《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中華人民共和國證券法》（注：目前這兩法已修改）、《中華人民共和國保險法》等金融基本法；盡快制定《破產法》、《信托業法》、《金融控股公司法》及其相關配套法律、法規，如《金融機構破產條例》、《信托公司財產信托管理辦法》、《信托財產登記辦法》、《資產證券化管理辦法》等。
2、金融監管
在銀行三法正式實施后，我國金融分業監管的框架已經基本建立，監管的質量和效率不斷提高。在今后的一段時期中，工作的重點應放在：改革監管方式，實現機構型監管向功能型監管的轉變；整合資源，提高打擊金融違法犯罪，懲治金融腐敗的效率和力度；適應金融混業發展的新形勢，有必要建立正式的金融監管的協調合作機制，建立一個高于一般部委規格的金融協調委員會，負責制定、協調金融業監管的有關政策，確定金融體系的重大問題和發展趨勢，加強對金融控股公司的監管；進一步發揮行業協會的自律監管作用，等等。
3、保護金融企業客戶利益
雖然我國已經在金融立法、司法、執法等方面積極加大了對金融企業客戶利益的保護力度，但從總體來說，我國金融企業客戶利益保護仍顯薄弱。今后，應逐漸放開對涉及證券民事賠償案件的受理限制，強化對損害金融企業客戶利益的司法救助；加強金融機構信息披露的深度、廣度和規范；避免過多地采用行政手段介入金融機構的重組、接管和破產，強調以法律手段來處理金融機構的破產、接管問題；完善金融機構的公司治理結構，依法穩妥推進國有獨資商業銀行的股份制改造及上市工作。
4、金融執法
同金融立法相比，我國金融執法的問題更多。大致說來，我國目前金融執法方面存在的問題具體表現為：一是執行時間長，程序復雜。違約時債權的執行時間過長，往往造成擔保物價值降低，對債權人和債務人雙方都不利。二是執行費用高。金融機構通過法律訴訟主張債權，除了立案、訴訟保全、執行等環節需要先墊付費用外，在案件審判或執行階段，往往還需支付鑒定、評估、執行物過戶等費用，收費的環節多而且費率高，導致訴訟費用基本要占到訴訟標的金額的10%~20%，而且常由于債務人無意或無能力，最后變為由金融機構自己負擔。三是抵債資產回收效果差。提高金融執法效率，推動相關法律制度調整和完善，促進金融生態環境優化，是今后一個相當長時期中我國金融法治環境建設最艱巨的工作。
5、司法的公正及規范性
法律和制度環境方面的缺陷還會使地方政府把更多的注意力轉向對中央控制的公共金融資源的競爭上，并且，在轄區內企業面臨逃廢債的法律訴訟時，它們還傾向于充當地方企業的保護傘。這種地方機會主義也對各地區金融資產的不良率產生了顯著影響。因此，地方保護主義和行政權力對司法的干預，是導致司法不公正和不規范的重要因素。
我國目前司法的獨立性不強，尤其是地方行政力量干預在司法過程依然存在，金融案件執法中地方傾向性明顯，在審判和執行過程中與地方利益交錯相織，執法效率低，程序復雜，成本高昂，地方保護主義傾向較嚴重。同時，司法監督體系仍欠完善，對司法機關工作人員履職缺乏有效的監督制約手段，影響了司法的公正和公平，直接危及到市場經濟的法治基礎。
因此，為了完善我國的金融生態環境，我們要著力優化金融發展的司法環境，建立突破地方行政干預的訴訟管轄機制，金融債權案件的受理應突破傳統的屬地管轄原則，實行異地立案審理，以不斷提高金融案件的立案率、結案率和執行率。為適應市場經濟的發展需要，應當深化司法機關人事制度改革，加大司法機關領導干部異地交流力度，擺脫地方行政干預，進一步增強司法的獨立性。同時，為了加強對執法的約束和監督，可以考慮設立中央垂直管理的執法監督部門，嚴肅處理執法者違法行為。
總之，我國的金融法治建設還處在起步階段，要建立良性的金融生態系統，還需要經歷一個長期的歷史過程。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健全的金融法治環境不僅體現在立法完備、司法獨立、執法有效方面，還包括廣大民眾法治精神與法律意識的提高，在這方面，我們的工作事實上剛剛起步。
（三）推進社會誠信文化建設，注意發揮地方政府在其中的積極作用
社會誠信文化建設是一項系統工程，也是一項長期的任務。我們應從誠信文化的內涵來把握誠信文化的建設內容，圍繞誠信文化的涵義及導致誠信缺失的原因。我們認為誠信文化建設應從建立聯合征信平臺和失信懲罰機制著手，逐步向輿論環境、法律保障、信用管理行業、人才培養等多個方面展開，最終形成一個覆蓋全社會的能保障并促進全社會經濟安全運行、全面發展的信用環境。已有的經驗表明，在社會誠信建設過程中，政府重視是前提，全民動員是基礎，利益調節是關鍵，嚴肅法紀是保障。
社會誠信文化建設的具體目標在于：（1）增強政府、企業和個人各類市場主體的誠信意識，形成良好的信用秩序和誠信環境，讓誠實守信者獲利，違約失信者失利。（2）建立健全信用管理行業征信市場，為社會提供充分的、透明的、完整的信用信息產品系列，在規模、質量和類別上滿足社會各方面的需要，盡可能消除交易對手間的信用不對稱性，降低交易成本，全面提升本地區的誠信水平。（3）建立健全守信獎勵和失信懲罰機制，形成正向激勵機制，規范各類市場主體的經濟行為。（4）全面提高本地區居民的誠信意識和信用道德水平，遏制失信行為及其“外溢效應”，為地方的社會安定和經濟持續發展創造良好的誠信環境，樹立良好形象。
應當看到，社會誠信文化建設是一種“公共品”，建設這種文化便涉及經濟與社會的各個層面和各個領域，這意味著，僅僅依靠某些部門在某些領域做出努力固然十分必要，但顯然不能解決根本問題。鑒于許多體系不同的部門，既需要各個層面和許多不同的部門能夠協調一致、互相配合，又需要出臺一系列法規制度和政策作為保障。有的部門和地區已經開始了大張旗鼓的整治活動，但重建社會誠信畢竟是一項系統工作，職能部門和經濟主體可以建設和維護好自身誠信，也可以建設和倡導改善社會信用環境，但都無法領導社會誠信文化的建設。而各級政府是社會信用的提供者、受益者和維護者，在社會管理中具有其他主體不可替代的號召力和權威性，因此在誠信文化的建設中，地方領導誠信文化的建設非政府莫屬，應發揮主導作用就理所應當。各級政府除了要高度重視，發揮自己的協調領導、行政管理職能外，應該高度重視，統一認識，加強領導，把建立和健全誠信文化作為本地改革和發展的重要內容納入當地經濟和社會發展規劃之中。要明確政府是社會誠信文化建設的核心推動力，如果沒有政府政策的扶持和引導，整個社會的信用體系就不可能建立起來并逐步完善。市場經濟發達國家的經驗也表明，單純依靠市場力量難以建立完善的社會誠信文化，必須借助政府力量，把誠信作為市場經濟的內在要素，自覺地運用于規范市場經濟秩序，直至建立全國統一的信用監督和管理機構。同時，鑒于政府在誠信文化建設中的重要作用，還應必須高度重視政府自身誠信的建設，所謂“言出而為民信，事行而為世法”，闡述的就是這個道理。就此而論，各級政府要帶頭講誠信，建立服務型的政府，打造廉潔政府，對于地區誠信體系建設具有關鍵意義。（來源：金融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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