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津冀凸起 長三角是否準備好

　　本報駐天津站記者 陳杰 本報華東分社記者 汪曉東

　　一年前的11月10日、12日，國家發改委在北京正式啟動了長江三角洲地區和京津冀都市圈兩大區域規劃試點編制工作。至此，在區域規劃首次進入國家“十一五”整體戰略之后，長三角與京津冀也具有了區域規劃的示范意義。

　　一年過去，在規劃編制過程中，兩大區域的進展如何？隨著天津濱海新區正式進入國家戰略層面，以及中央在“十一五”規劃建議中對區域發展的要求，它們又會面臨哪些調整？彼此之間還將出現怎樣的新型關系？

　　聲名漸起的濱海新區，“有與浦東一樣的地位”

　　———“以前是兩三天來一位副部級，現在是一天來兩三位副部級”

　　汪曉東：近來，關于京津冀尤其是天津濱海新區，被嗅覺靈敏的國內外媒體爭相報道。這并不奇怪，一方面，經過多年發展，京津冀與長三角、珠三角一起，成為

　　陳杰：據南開大學經濟學院院長周立群教授課題組分析，國際輿論近來對濱海新區報道數量猛增，深度報道日漸增多。其中日韓兩國反響最為強烈，或許是因地緣及經濟聯系密切。關注焦點是：開發開放濱海新區，是否像當年啟動浦東開發一樣是中央部署和國家戰略？一個有意思的細節是：在他們制作的濱海新區示意圖中，直接標注“北京”和“濱海新區”，“天津”被省掉了。

　　國際媒體普遍認為，濱海新區具備了良好的地理位置、基礎設施、產業基礎、資源稟賦，將是中國北方的制造中心、國際航運中心和現代物流中心，若有國家政策支持，很可能是繼深圳、浦東之后環渤海地區經濟發展的增長極和輻射源，成為“北方浦東”。

　　汪曉東：我注意到，10月下旬，上海浦東新區連續組織兩個赴濱海新區考察團，一次是由區委副書記張國洪帶隊，一次由區長張學兵帶隊。

　　陳杰：人氣確實更旺了。濱海新區管委會一位負責人說：“以前是兩三天來一位副部級，現在一天是來兩三位副部級。”10月27日，新加坡總理李顯龍訪問濱海新區，他是中央確定推進天津濱海新區開發開放總體戰略部署后，到訪的第一位外國政府首腦。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天津市委書記張立昌明確告訴他：“中央批準濱海新區像上海浦東新區一樣加快發展，具有與浦東新區一樣的地位。”

　　《建議》還有一段話：珠江三角洲、長江三角洲、環渤海地區，要繼續發揮對內地經濟發展的帶動和輻射作用，加強區內城市的分工協作和優勢互補，增強城市群的整體競爭力。這一表述，充分顯示出三大經濟圈在國家戰略中的地位。在環渤海地區，以北京2008奧運、天津濱海新區開發開放為引擎，京津冀都市圈已顯輪廓。

　　由國家發改委主持編制的京津冀都市圈發展規劃正處于前期調研階段。作為國家發改委率先啟動的兩大區域———長三角地區和京津冀都市圈規劃的專家組成員，周立群教授提出，京津冀都市圈要形成聯系緊密并具有整體競爭力的產業帶，需滿足5個條件：形成若干高度分工、緊密合作協同的產業鏈、產業群；形成集聚與擴散功能的都市帶；產業要素能夠快速集中和自由流動；便捷通暢的公共基礎設施和服務體系；擁有良好的制度環境和創業環境。京津冀都市圈自身機制轉換、發展定位將深刻影響環渤海以及東北亞地區的經濟。

　　能否回避長三角的產業同構問題

　　———發揮河北在生產要素和產業基礎上的比較優勢，促進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形成以京津為技術源頭、河北為技術擴散接受地的區域經濟系統

　　汪曉東：相對長三角、珠三角而言，在區域合作的廣度、深度方面，京津冀起步似乎要弱一些。不知道現在的情況如何？

　　陳杰：京津冀在我國屬城市化水平較高地區，除北京、天津外，50萬以上人口的城市有23個，分布于東部和南部平原地區，已形成了大中小城市組成的城鎮體系。

　　根據周立群教授的研究，京津冀三方的經濟，存在著由經濟素質、資源結構和區域分工規律決定的“級差”，即產業結構的梯度差異、經濟比較優勢的替代關系和地區結構的內在聯系。河北可以利用京津新一輪產業結構調整和部分產業外移的機會，有選擇地吸納京津向外轉移的勞動密集型、資本密集型甚至部分技術密集型產業，發揮河北在生產要素和產業基礎上的比較優勢，促進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形成以京津為技術源頭、河北為技術擴散接受地的區域經濟體系。

　　汪曉東：產業結構情況怎樣？據悉，2004年，京津前5大工業行業里，通信設備、計算機及其他電子設備制造業等4個行業，均是兩地支柱行業。同構現象也很嚴重。這一現象，在長三角一直備受爭議，且至今未有根本改變，無論是16城市，還是兩省一市層面，都提出打造“國際制造業基地”的目標。總體上，長三角地區在產業結構方面的梯度差異和比較優勢不很明顯，彼此競爭比較激烈，比如外資之爭、港口之爭等等。

　　陳杰：論經濟一體化水平，長三角比較高。需要破解的，是如何打破行政區劃，讓各種生產要素流動更加暢通。相比較而言，京津冀的區域合作難度不小。周立群教授認為，京津冀突出的問題是中心城市輻射作用有限、產業鏈不完整，集聚功能大于擴散功能。北京、天津是雙核心城市，但京津之間的經濟關系定位模糊，沒有形成緊密的分工協作。同時，京津冀是經濟落差最大的地區，一方面，京津兩市在向現代化都市發展；另一方面，周邊存在貧困地帶，腹地城市群的經濟實力較弱。除北京、天津、唐山的GDP超過1000億元，保定達到800多億元以外，其他城市多在二三百億元左右。

　　汪曉東：今年8月，亞洲開發銀行曾公布了《河北省經濟發展戰略研究》。報告首次提出“環京津地區目前存在大規模的貧困帶”。在北京和天津周圍，環繞著3798個貧困村、32個貧困縣、272.6萬貧困人口。

　　陳杰：這正是典型的二元結構。總量規模掩蓋了不平衡，中小城市不發達，缺乏完善的配套條件，城市間經濟落差很大，核心城市的能量難以輻射和發散。

　　需要破解的瓶頸制約

　　———中心城市的帶動作用、市場配置機制、基礎設施、生態環境、“親商”氛圍……長三角更勝一籌

　　汪曉東：無論哪個都市圈，區域發展有差異很正常。當然，都市圈核心與邊緣的巨大發展落差需要高度重視。江蘇就在積極實施沿江開發等戰略，努力縮小蘇南、蘇中、蘇北的地區差異。

　　陳杰：都市圈的發展往往是先集聚再擴散，或是以集聚帶動擴散。京、津兩個特大型城市與周邊存在很強的差異性，需要統籌解決，凸現中心城市吸納、滲透和帶動功能。

　　目前，京津冀都市圈產業鏈殘缺，產業聯系不夠緊密。例如，沿京津塘高速公路等交通干線分布著中關村、亦莊、廊坊開發區、天津武清開發區、天津新技術產業園區等8個產業區，看上去，高科技產業鏈渾然天成，但實際上卻是斷裂的。比如，天津經濟技術開發區的IT制造業，在全國領先，但與中關村之間沒有明顯有效的產業聯動。

　　汪曉東：在產業鏈方面，長三角倒是更勝一籌。

　　陳杰：其他方面也存在制約因素。比如，市場配置機制不活。京津冀地區國有資本占絕對優勢，市場配置資源的作用并不充分。一方面，行政區域利益主體意識太強，地區間經濟協調成本很高；另一方面，地區政府對資源控制能力仍很強，對企業干預較大，市場化程度有待提高。

　　再如，基礎設施建設滯后。京津相距百余公里，但物流、人流、信息流成本很高，生產要素流動阻力較大，高技術人才流動較少。希望通過形成京津半小時交通圈，逐步解決要素流動的低效。

　　又如，生態環境脆弱，水資源相對缺乏。以中國科學院發布的《2003中國可持續發展戰略報告》為例，在可持續發展總能力的五大系統中(生存、發展、環境、社會、智力支持系統)，北京的社會支持系統指數最高，環境支持系統指數最低。這都限制了京津冀經濟區的進一步發展。

　　“親商”與創業氛圍不濃郁，也是一個問題。個人和經濟主體的競爭、創業、風險意識，都不及長三角地區。

　　兩大都市圈比什么

　　——少比數量，多比發展質量，比區域經濟合作水平，還要比對全國其他區域輻射帶動作用的大小

　　汪曉東：“十一五”區域規劃的制定，可能正是解決這些制約因素的重要契機。我覺得，京津冀的機遇會比長三角好。

　　陳杰：為什么？

　　汪曉東：長三角的區域合作起步較早，但一直沒有一個高于省市一級的協調機制，每每遇到合作難題，總有人說：要是中央政府有個“長三角協調委員會”就好了。說到底，是缺乏一個有約束力的協調機制。現在，國家通過制定區域規劃，協調和指導區域發展，無疑是重要機遇。但京津冀更有利之處在于：長三角區域規劃涉及上海、江蘇的8市以及浙江的7市，京津冀則是完整的“兩市一省”，或許可以避免長三角16城市在探索區域經濟合作中的諸多障礙，避免長三角的一些彎路，尤其是可以實施差異化的發展戰略，避免產業同構與惡性競爭。比如，由

　　陳杰：是的。周立群教授就認為，京津冀應根據專業化分工原則充分發揮自身的優勢，避免重復建設和產業結構同構，在區域性的主導產業、支柱產業中尋找自己的位置。就協調整合京津冀都市圈區域資源，他提出，一是要構建區域一體化新機制；二是要實施差異化競爭戰略；三是共同構造產業鏈和產業群；四是建設現代化區域交通體系。

　　汪曉東：長三角也早已坐不住了。最近幾年，“電荒”、“地荒”、“技工荒”等嚴重困擾著長三角，外資增幅明顯下滑，很多人為“外資北上”憂慮。可以預見，京津冀將成為繼長三角、珠三角之后，又一個承接國際制造業轉移的重鎮。

　　陳杰：要在中國經濟版圖中讓“三足鼎立”的京津冀這只“足”真正立穩，還需要加快發展，加速區域合作進程。

　　汪曉東：原先，珠三角一直是長三角暗自角力的對象，比如利用外資“長超珠”、對外貿易“長超珠”，等等。今后，長三角與京津冀兩大都市圈的比較會多起來。比什么？比GDP，還是比外資總量？恐怕更重要的是比發展質量，比區域經濟合作水平，還要比對全國其他區域輻射帶動作用的大小。這樣的比，才有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