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與商：離不開 靠不住

　　策劃/本刊編輯部

　　報道/本刊記者 仲志遠 楊光潤

　　參與撰文/高超群

　　官府與企業之間究竟是怎樣一種關系？先秦以降，迄今為止，只有清末民初的一名實業家曾以六字箴言一語道破此中奧秘，那就是：離不開，靠不住。

　　2002年至2005年，短短三四年間，中國內地商界的一系列事件不由得不令你頻頻側目回望。它們與滬、深、港三地股市乃至遙遠的美國華爾街息息相關，牽一發而動全身，甚至在縱向上還可追溯到中國歷代官府與企業的陳跡。

　　從龔家龍懸而未決的天發帝國到仰融一直無法置身事外的華晨汽車系，從顧雛軍翻身落馬的科龍到張海折戟沉沙的健力寶……，從改革前沿的廣東佛山到中部欠發達地區的湖北荊州，乃至共和國的老工業基地遼寧沈陽……；從創業之初集腋成裘的實業拓展到后來縱橫捭闔的資本博弈，抑或從資本騰挪起家到實業運作，然后再到資本的多極運動，產業與資本糾合生變，一干人馬卷涉其中屢起吊詭，將中國內地產經界與資本市場撥弄得風生水起……

　　頗富傳統意味的企業往往與政府有著糾纏不清的產權之爭。它們多半創始于1980年代中后期，為地方政府創造了不菲的稅收，做大之后聲譽日隆，借助于政府之力上市圈錢，從此迅猛擴張，馳騁于數個行業之間。然而，也恰恰就是因為政策漸變，1990年代初期的改制以及后來產權的爭奪，日積月累的糾葛使之成了百足之蟲。即便企業主導者的資本運作有天縱之才，在地方政府的掣肘之下，大體也難逃敗走麥城，甚至鋃鐺入獄的結局。

　　龔家龍：

　　拉鋸之中另尋出路

　　文/本刊記者 仲志遠 北京、湖北荊州報道

　　2002年至2005年，短短三四年間，中國內地商界的一系列事件不由得不令你頻頻側目回望。它們與滬、深、港三地股市乃至遙遠的美國華爾街息息相關，牽一發而動全身，甚至在縱向上還可追溯到中國歷代官府與企業的陳跡。

　　從龔家龍懸而未決的天發帝國到仰融一直無法置身事外的華晨汽車系，從顧雛軍翻身落馬的科龍到張海折戟沉沙的健力寶……，從改革前沿的廣東佛山到中部欠發達地區的湖北荊州，乃至共和國的老工業基地遼寧沈陽……；從創業之初集腋成裘的實業拓展到后來縱橫捭闔的資本博弈，抑或從資本騰挪起家到實業運作，然后再到資本的多極運動，產業與資本糾合生變，一干人馬卷涉其中屢起吊詭，將中國內地產經界與資本市場撥弄得風生水起……

　　頗富傳統意味的企業往往與政府有著糾纏不清的產權之爭。它們多半創始于1980年代中后期，為地方政府創造了不菲的稅收，做大之后聲譽日隆，借助于政府之力上市圈錢，從此迅猛擴張，馳騁于數個行業之間。然而，也恰恰就是因為政策漸變，1990年代初期的改制以及后來產權的爭奪，日積月累的糾葛使之成了百足之蟲。即便企業主導者的資本運作有天縱之才，在地方政府的掣肘之下，大體也難逃敗走麥城，甚至鋃鐺入獄的結局。

　　資緊缺是1980年代的一個特征。那時，龔家龍就從“投機倒把”開始了他的創業，什么賺錢就倒手轉賣什么，十幾年的經歷使后來“下海”的龔家龍對倒賣物質情有獨鐘。

　　1988年5月18日，龔家龍貸款20萬組建荊州地區生產生活資料產品經銷公司(荊州雙生公司，天發集團的前身)。

　　企業注冊性質不明

　　“注冊一個公司很容易，那個時候沒有民營企業的概念，不是全民所有制就是集體所有制”，2005年6月25日，龔家龍接受《資本市場》采訪時對記者說。“雙生公司”當時注冊的就是全民所有制，誰也沒有想到就是這微不足道的疏忽竟為其公司性質究竟是國有還是民營的反復辯解埋下了禍根。

　　1991年，雙生公司向荊州地區財政局上繳了200多萬，龔家龍遂將公司獨立出來，自己任總經理。

　　1992年，天發改做石油終端銷售。

　　1996年12月17日，飽受《人民日報》社論抨擊而大跌的股市轉好，當日上市的“天發股份突然成了中國第一支竄紅的股票”，募集到8個多億，使之很快便可轉投到其他行業，擴張之勢迅猛。

　　上市改變了天發集團的命運，員工由200多人膨脹到鼎盛時的2萬多人；然而，一系列產業拓展為其帶來了不堪重負的債務。掌管全局的龔家龍為自己“上就上個大項目，辦就辦個大產業，當就當個大龍頭”的理念躊躇滿志。

　　1997年，天發集團除了固守其原有的石油終端銷售以外，又向農副產品深加工領域急劇擴張，在荊州市沙市區三灣路一帶占地六七百畝，開工建設的廠房也投入了使用。

　　1998年底，龔家龍將集團拆散，分別以石化(天發股份)、農業(天榮農業)、造紙(帥倫紙業)三大板塊重新組建天發集團，各自平等，由“湖北天發集團公司”控股，龔家龍執掌帥印。

　　現實之困與產權之爭

　　天發集團的黃金時代就在1996年至2001年之間。兩大政策硬傷將其逼進了腹背受敵的困境，一是石油壟斷緊缺，二是銀行資金吃緊。

　　1998年，兩大國有石化集團借成品油市場整頓之名而使石油壟斷愈演愈烈，天發集團只好求助于湖北省政府、國家商務部，爭取了近5年，直到2003年以后才相繼獲得成品油的批發經營資格。

　　從1997年開始，荊州市政府國企改革先后將一大批國有大中型企業劃撥或者轉賣給天發集團。天發集團因此兼并了10個國企、4個造紙公司，稟承政府指令的收購與兼并使之愈加不堪重負。

　　半推半就所收購的國企拖累了天發集團。在被荊州市政府強行收回天頤科技之前，天發集團擁有總資產69億。正常的流動資金每年不少于20個億，負債率在51%-52%之間。2004年以前沒有欠過銀行一筆利息。2004年，國家調控銀根緊縮，銀行紛紛上門收債。荊州市工商銀行首先發難，中行、建行尾隨其后。

　　作為荊州的利稅大戶，”國家沒投一分錢”，龔家龍說,”現在天發還養活了將近一萬職工，承擔了國企22億元的歷史債務”。

　　龔家龍與荊州市之間的宿怨似乎無從化解。荊州市國資委、湖北省國資委將其定性為民營企業、非公經濟，因為國資委沒有持股；而荊州市委組織部則確認天發為國有企業。雖然不是國家投資、控股的國有企業，但確實享受過各級政府乃至政策的支持，改制、重組、收購、上市，資本結構經常在變，產權一直無法明晰。

　　龔家龍似乎對曠日持久的產權爭端早有預料。在等待有關方面的公正裁決的同時，他已經另尋出路。2005年6月29日，由他擔任董事局主席的”民間石油旗艦”——長聯石油控股有限公司宣告問世。組建民間石油商會、籌措石油基金讓龔家龍無暇南顧。

　　天發集團已經成了荊州市的馬蜂窩，誰也不敢捅破；天發集團已經是綁在荊州市政府身上的定時炸彈，誰也不敢引爆。

　　(詳情參見《資本市場》雜志2005年第7期報道《民間石油崛起》)

　　龔家龍的天發集團注冊時掛靠在國有單位的名下，這為他后來爭取自己的權益留下了糾纏不清的后患。問題的關鍵就在于他在企業與政府之間游刃有余，所以，盡管其企業已經岌岌可危，政府還是不遺余力地出手相救，這是龔家龍與其他企業主導者的命運截然不同的原因。

　　然而，缺乏企業家自身的信用擔保，缺乏銀行資金的持續投入，天發集團仍然掙扎于生死的邊緣。如何厘清企業家的個人努力與政府政策效應的各自績效，如何使企業家與政府權責分離、產權明晰，使企業家力挽狂瀾，使再度走向新生，這仍然是政府與官員們值得深思的問題。

　　仰融：

　　汽車夢斷產權之爭

　　然出走美國而且已經蟄居三年之多，仰融——華晨中國的前董事長，華晨汽車系的創始人——仍然與其國內的部下保持著多線的聯系，影響力似乎還不減當年，問題就看你搭在哪一根線上。《資本市場》記者自9月起借道深圳，由其昔日部屬的渠道代為聯系，幫仰融打過官司的兩名律師也極想拋出背后的內幕，但未獲首肯，一切按兵不動。

　　起訴

　　2002年6月3日，仰融突然出走美國。隨后就傳出他與中國金融教育發展基金會爆發的股權官司，在百慕大、美國等地起訴遼寧省政府掌控華晨中國。

　　股權之爭緣于仰融與中國金融教育發展基金會的陳年老賬。

　　1991年2月，仰融擔任董事長的華博財務公司注冊于香港。7月，其與沈陽金杯汽車制造有限公司以及海南華銀信托有限公司在沈陽組建了中外合資企業——沈陽金杯客車制造有限公司。為謀求海外上市，華博財務于1992年初在百慕大群島設立了華晨中國汽車控股有限公司(CBA)，100%控股，然后將沈陽金客的股權資產注入其中。

　　1992年4月29日，華博財務與海南華銀、中國人民銀行教育司、中國金融學院四家發起成立中國金融教育發展基金會。除中國人民銀行教育司的10萬元以外，其余資金則出自華博財務。仰融將華晨中國的股權改為基金會持股，卻未與基金會簽訂任何股權轉讓文件。

　　1992年10月9日，華晨中國在紐約華爾街上市，中國金融教育發展基金會持有39.4%的控股權；而同年7月，仰融運作沈陽金杯汽車在上海證交所上市；1999年10月，華晨中國又在香港聯交所成功上市。數家公司的股權也掛靠在基金會的名下，各自的投資及權益仍然未予確認。

　　2002年3月，國家財政部以文件將華晨的產權劃歸遼寧省。遼寧省政府組織工作組全面清查、核查、接受華晨資產，將華博財務的所有投資及相關權益認定為國有資產而全面接管。

　　焦點就是”中國金融教育發展基金會”所持的股權。

　　2002年9月27日，仰融通過華博財務向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起訴中國金融教育發展基金會；12月2日，北京市高院駁回此案，并將此案移交遼寧省公安廳查處。

　　2003年1月，仰融在百慕大起訴華晨中國汽車(CBA)等七被告；8月，仰融在美國聯邦哥倫比亞地區法院就遼寧省政府提起訴訟。結果均告失敗。

　　緣起

　　將仰融置于尷尬境地的據說是財政部企業司2002年3月11日的一紙公函。隨后，仰融所掌管的上海、香港、紐約三地的6家“華晨汽車系”上市公司就在命運的風口浪尖上跌完。

　　自1991年至2002年間，仰融先后以投資、新建、參股、收購等手段，掌控了6家上市公司以及200多家汽車領域的控股或獨資公司，擁有了單一的整車廠，以及零部件企業和分銷服務體系，逐步在中國汽車業界取得了一席之地。

　　2002年，仰融與英國羅孚公司洽談，組建合資企業，投資18億美元落地寧波，甚至投資杭州灣跨海大橋項目。

　　仰融計劃將寧波作為零部件采購基地和中華轎車制造基地，沈陽仍然作為客車基地；而據媒體披露，仰融不僅有投資寧波以及杭州灣大橋等基礎建設項目，還斥巨資成了廣發銀行的大股東，參與民生信用擔保公司，并涉足生物醫藥、航天科技等領域——構建一個大的華晨系，或者說是華晨帝國；而遼寧省政府僅僅希望華晨汽車集團重點生產華晨寶馬、中華轎車、金杯客車以及多功能越野車，帶動丹東、大連、錦州等省內城市的汽車及零部件工業。

　　仰融跨出遼寧落腳寧波，此舉無疑激怒了遼寧省政府，遼寧方面動用政府資源，迅速組建“遼寧省接收華晨集團國有資產工作組”。

　　2002年10月18日，遼寧省檢察院以涉嫌經濟犯罪為名向已經逃離的仰融發出了批捕令。

　　裂變

　　仰融出走以后，遼寧省政府悉數接管了華晨中國的所有股權與權益，將其變成國有企業；而華晨接收工作組的副組長、時任遼寧省省長助理、協管全省工業事宜的楊寶善負責全局(2004年4月，楊寶善出任華晨集團董事長)。

　　仰融之后，華晨中國的高管離職風波時時不絕于耳，捕風捉影的傳聞也甚囂塵上。9月中旬，《資本市場》記者親赴沈陽，周旋于遼寧省政府和華晨汽車之間，獲得的消息令人沮喪。華晨集團董事長楊寶善則剛剛離任——據說是主持華晨一年來毫無成效，退出后就進了遼寧省政協，但政協方面證實，其尚未赴任；華晨集團總部從其駐扎的麗尊大酒店撤出一個多月之后就不見了蹤影，連其中層管理人員也不知其現在究竟在何處辦公，需要用電子郵件聯系之后才能答復記者。

　　熟悉華晨的人士說，金杯海獅的市場已經飽和，而中華轎車屢出故障。記者親眼所見到的是華晨金杯公司院內廣場上停滿了缺少市場需求的輕型客車。業內人士說，華晨中國現在已經陷入了質量低劣、銷售銳減、盈利倒退的境地。

　　遼寧省國資委官員表示，華晨汽車集團屬于中外合資企業，不是國有資產，不屬于他們的管轄范圍；而經貿委的官員則表示不太清楚華晨汽車究竟歸屬哪個部門的職責，所以無法提供情況。偌大的一個省政府，居然無人對此表態；而省府官員走馬換將，進出華晨中國如同走親訪友。新華晨的汽車版圖現在只剩下沈陽的金杯客車、中華轎車，以及與寶馬集團合資的華晨寶馬。另據有關人士透露，遼寧省政府其實與仰融一直保持著暢通的聯系。

　　遲遲不見回復的仰融，也許正在隔岸觀火；遠走高飛已三年的仰融，不知道此刻還在想些什么？還有什么值得他牽掛？

　　華晨中國前后命運的巨大反差似乎可以說明，金融家與企業家之間的角色轉換同樣需要政府方面的鼓勵與扶持。金融家固然有投機的因素，而且投身于實業之后難免還有貪大求快之嫌，但其個人的權益仍然應該予以肯定，不能輕率地以一紙公函便將其個人為利益的努力抹去。

　　將政府推上法庭，與之對簿公堂，說明企業家已經具有強烈的法律意識，然而中國一向有輕視法治的傳統，而且任何一屆政府其本身并非具體人格的代表，敗走麥城已經是可以預料的結局；反思的倒應該是政府方面，在確保個人私產的前提下正本清源，將企業的產權作出明確的界定，方可使企業家拋卻疑慮，貢獻社會。

　　科龍：

　　夭折的產權死結

　　文/本刊記者 仲志遠 北京報道

　　臺雙門冰箱就在廣東佛山順德市容奇鎮(曾改為容桂鎮，后改為容桂街道辦事處)一家鄉鎮企業的幾位師傅手中敲打出來，隨即通過了香港的技術鑒定。

　　這家鄉鎮企業就是珠江冰箱廠，科龍電器的前身。容奇鎮當時拿出了9萬元作為試驗經費，創業者憑借手錘、銼刀、萬能表等簡陋工具拼裝出了中國內地最初的三臺雙門冰箱。

　　當時，生產冰箱需要獲得國家的許可才能取得原材料的供應。珠江冰箱廠借當地政府之力掛靠在廣東省機械廳，聲譽鵲起之后躋身于國家42家冰箱生產廠家之列。

　　兩次上市與政府控股

　　1991年，珠江冰箱廠年產量達到48萬臺，高居全行業之首。創業者潘寧為董事長兼總裁，鎮干部徐鐵峰為法人代表。公司資產折算為股本后，80%為容奇鎮經濟發展總公司持有。

　　1994年，珠江冰箱廠改名為科龍電器股份有限公司。1993年，科龍在香港做了一次成功的私募，籌到近4億元，與三家外資機構合資另行組建了廣東容聲集團冰箱有限公司，各自生產家用冰箱。

　　1996年4月，容奇鎮經濟發展總公司將其所持的科龍股份全部轉讓給了容聲集團；5月，科龍與容聲合并，原容聲冰箱外資方的權益全部轉換為科龍電器的股份，容奇鎮鎮政府絕對控股。

　　1996年7月，科龍電器以H股上市香港，發行4.5959億股，籌得近8億元人民幣。容聲集團取代容奇鎮經濟發展總公司持有的科龍股份41.96%。1999年7月，科龍電器登陸深圳證券交易所發行A股，募集資金10.6億元。

　　短短3年內，科龍電器兩地上市，籌集資金近20億元。容聲集團(容奇鎮鎮政府的殼公司)絕對控股之下的科龍電器達到了它的鼎盛時期。

　　雖然上市后容聲集團所持股份被不斷稀釋，但其所代表的仍然是科龍電器控股股東的意志。容奇鎮鎮政府一直都是科龍電器的幕后掌控者。

　　政企一體與科龍衰落

　　“科龍問題的根子是產權體制與潘寧創業團隊的企業家人力資本”，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周其仁教授至今仍這樣認為。周教授兩次親歷科龍調查，也與科龍的管理層作過直面訪談。10月13日，在回答《資本市場》記者的詢問時，他口氣依然一貫自信，“你看看我寫的評論就知道了”。

　　據周其仁教授回憶，潘寧曾向其抱怨：在香港就不必應酬官場，不需要結識官員，百分之百的時間可以用于研究市場、業務。而據記者了解，容奇鎮鎮政府假容聲集團之手控股科龍電器，鎮干部既任職政府部門，又坐享集團紅利，職務也在集團與政府之間來回轉換。鄉鎮企業領導必須時時周旋于官場。1999年，潘寧離任，科龍電器急轉陡下，日甚一日。

　　2000年，科龍電器陡然報虧6.78億，據說原因是行業競爭激烈、產品價格大跌。實際上卻另有隱情。原科龍電器的法人代表徐鐵峰1995年轉任容奇鎮副鎮長。2000年2月，容奇鎮與桂洲鎮合并后擔任容桂鎮鎮長，卻與新來的鎮委書記心存芥蒂；6月，徐鐵峰辭去鎮長職務，改任科龍總裁，后任董事長。

　　徐鐵峰上任后推出價格戰，因操作失當損失慘重；第一次質量事故接踵而至，回收冰箱逾萬。科龍A股與H股跌幅猛烈，當年報虧。

　　2001年，科龍再度報虧15.57億。連續兩年報出巨額虧損，高達22億之多，科龍被扣上了ST的帽子，引發了深、港兩地股市不小的震動。若第三年繼續虧損，則科龍電器必定退市無疑。

　　容桂鎮鎮政府迫于情勢只有改制，但出售科龍遭到徐鐵峰等管理層的反對；鎮政府于是繞過徐鐵峰，秘而不宣地與顧雛軍展開了談判。

　　2001年10月，顧雛軍領銜的格林柯爾受讓了容聲集團所持有的科龍電器20.64%的股權，成了科龍電器的第一大股東。

　　2002年度，科龍電器突然扭虧為盈；2003年又罕見地處理了掛賬三年的累計虧損；2004年，科龍電器重新返虧，新虧6833萬元，同時被審計師出具“有保留意見”的審計報告。2005年5月，中國證監會進駐科龍，立案調查顧雛軍。

　　容桂鎮鎮政府當初在眾多的買家中選擇顧雛軍，據說是因為他愿意背負容聲集團欠科龍電器的12.6億元巨款；而徐鐵峰將其掌握兩者關聯交易的內幕通報給香港聯交所，這一臨陣反擊使顧雛軍不到四年的科龍生涯當即成了葬送自己的滑鐵盧，而創始于1984年的科龍電器也因7月29日顧雛軍身陷囹圄而在9月9日轉入海信之手。

　　看得見的手

　　科龍發軔于鄉鎮企業，鎮政府最初不過出資9萬元，雖然后來得益過地方政府的諸多保護，而且在政策的變幻中屢承東風之惠，但始終離不開創業團隊的苦心經營。一旦創業者離任，公司就被政府全面接管，以至于股權轉賣失手之后瀕臨關門倒閉之虞。——政府主導了企業的一切。這種情形在全國不是惟一的案例。

　　政府與企業的關系如此，創業者無法主導企業的命運，企業在政府的耳提面命之下究竟會出現何種結局呢？科龍僅僅為此提供了一種可能，而且還可能只是惟一的選擇。由此可以想象，政府官員出任企業之職，股權任其轉手倒賣，官員隨時的干預仍然難以遏止。如果不中斷政府之手時不時的掣肘，那么，無法獨立經營的企業其命運仍將一再重演。

　　健力寶：

　　強勢政府時時出沒

　　年產值逾60億元，成了國產飲料的第一品牌；然而健力寶管理層的股權一直無法解決，與1993年以及1998年的兩次上市機會失之交臂。

　　1997年，健力寶漸露頹勢。健力寶的廣告費仍然高居億元之多，而產品開始滯銷。1999年，健力寶產銷的下滑速度加快，身在國企，盡管李經緯使出了全身解數也無濟于事。據知情人透露，三水市政府這一大股東與李經緯的管理層一直以來貌合神離，醞釀健力寶股權出售時，就根本沒有理會李經緯。與政府之間糟糕的關系，無意間加速了健力寶的衰落。

　　李經緯難免有自己的個性。1980年代以來國企改革放權讓利，健力寶貢獻了巨額的利稅，政府方面除了初始的投資與利潤提成以外，并未追加過任何資本性質的投入。

　　2000年，三水市政府力推國企產權改制，健力寶是當地最后一個堡壘。李經緯曾經多次與政府協商各種改制方案，包括由自己的創業團隊進行管理層收購，然而一切努力均無結果；2001年7月，三水市委市政府90%的領導表態：變賣健力寶、退出國有股，但不能賣給李經緯團隊。

　　三水市政府沒有解釋其中的原因。李經緯創業至此17年，貢獻巨大也并未獲得合法的回報，制度上的缺失埋沒了企業主導者的功績，這也是他后來被查出經濟問題時獲得人們廣泛同情的原因之一。

　　政府強行接管 股權輪換頻繁

　　李經緯及其團隊被拋開之后，三水市政府與20多家戰略投資者接洽密談，但這些被拉郎配而來的公司不是被政府的行政意志就是被健力寶的巨債嚇走。素昧平生的張海倒成了三水區政府的惟一“救星”。

　　2002年1月15日，三水區政府向張海的浙國投轉讓健力寶75%的股份，作價3.38億元。1月16日，張海入主健力寶后任董事長與總裁。執掌兩年便拖欠了大量上、下游供貨商與經銷商的應付賬款。在三水區政府看來，健力寶急需新的戰略投資者。

　　2004年11月16日，匯中天恒公司董事長李志達斥資2億元，從私人股東張海、祝維沙、葉紅漢的手中閃電收購了健力寶91.1%的控股股權，據稱，收購協議簽署之前，三水區政府并無異議。

　　2004年12月6日，三水區政府(只占10%股份的小股東)從半路上殺出，組織“健力寶復產協調領導工作小組”，率當地公檢法執法人員強行驅逐剛剛入主22天的新股東——匯中天恒公司，并注冊成立三水健力寶貿易公司，以“體外循環”的方式接管并運作健力寶而不承擔任何舊有債務。健力寶之亂至此愈加繁雜，幾成死結。

　　2005年1月，佛山市政府出面化解糾紛，而三水區政府起初拒絕，后又在談判期間將“復產小組”掌握的健力寶方面的人員與資產重新安排。談判隨之破裂。后來也屢陷僵局，三水區政府在高層的壓力下微妙虛與委蛇。

　　3月24日晚，就在“健力寶事件”接近尾聲之際，張海被佛山警方拘留審查，涉嫌挪用巨額資金。后來的調查顯示，張海坐鎮時將健力寶作為自己的取款機，透支信用資金10多個億，挪用資金5個多億，導致健力寶停產關門。

　　眼下，健力寶集團的整個業務都已被健力寶貿易公司全面掌管，健力寶貿易公司已經由先前的體外循環公司轉而凌駕于整個集團之上了，而其100%的股權輾轉之后被曾經現身的統一集團接手，匯中天恒退居第二大股東。

　　——頻繁的股權仍在演進，但笑到最后的究竟又會是誰呢？懸念未解之時，誰都無法預料。

　　國企老板怎拗得過政府

　　與科龍不同的是，健力寶是一家純粹的國有企業；而與一般國有企業不同的是，它曾經興盛過很長一段時間，闖出了自己的品牌與知名度，積累了自己的無形資產，卻因為創業者的政府關系而對企業的處置草率。誠然，創業者有他自身的缺陷，但政府在產權改制上的拖延以及在轉賣股權時的頤指氣使它落入了社會投資者布設的陷阱。

　　創業者李經緯與當地政府的關系并不和諧，甚至可以說惡劣。由此而導致其所執掌的企業受到政府另眼相看，這說明，既然企業淪于政府股掌之間，其被任意揉捏只在于政府意志操縱者的好惡了。

　　官商關系的歷史考察

　　文/高超群

　　華帝國從宋朝開始出現了一些新的變化，其表征之一就是工商業的繁榮。對于一個建基于土地之上、堅持自己的“太平”夢想和盛世道統的文明帝國而言，這些變化意味深長。安閑、從容的帝國開始忙碌起來，熙熙攘攘、為利往來，在明清兩代出現了以前沒有的大商幫，晉商和徽商為其中聲望最著者。

　　到了近代，人們便放棄了“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夢想，但逐漸堅定了通過經營工商業迅速改變命運，滿足欲望的信念。

　　商人和官員歷來曖昧

　　工商業者為中國的繁榮做出了巨大的貢獻，然而，這些一點都沒有改變人們對商人的鄙視，其中原因很復雜，最讓人不能容忍的就是商人和官員之間的曖昧關系。

　　明清以來的商人大多有很強的依附性，由于商人的社會地位低下，財富沒有法律保證(甚至連道德保證都沒有)，因此他們大多有依附于某一個官僚，依附于腐敗政治的傾向。驟然壯大起來的商人，在腐爛的政治環境中左右逢源，翻云覆雨。由于“錢能通神”的格言屢試不爽，他們無所忌憚地收買官員，攫取財富。徽商當中的鹽商，富甲天下，他們的財富與其說來自于他們的生意頭腦，不如說來自于他們杰出的交際能力，因為他們從事的是一種半壟斷性質的生意，只要拿到政府特許的“鹽引”，不盡財源就滾滾而來。直到民國時期，他們的勢力依然非常強大。晉商到了晚清以經營票號為主，他們的目光也緊緊盯著政府，向政府放貸，代政府保管、運輸錢財。近代以后，現代銀行在中國產生，他們依然墨守陳規，不肯改變，最終被淘汰出局。

　　商人們利用賄賂官員來牟取發財的特殊機會、保護自己的財產，這也是他們不得已的選擇。但是這種方式其實到頭來并不總是有效，即便有效也要付出巨大成本。曾經擁有“半個南京城”的沈萬三幾乎在一夜之間被朱元璋的一道圣旨剝奪得一無所有，更不要說鹽商們常常被抄家，晉商不得不經常向朝廷報效。

　　滿清企業只是督撫的另一個“衙門”

　　從1865年到1890年，滿清政府總共創建了21個軍工企業，創辦人幾乎全部是地方的督撫，這些企業都采取官辦的形式。

　　在1895年以前，中國的新式民用企業共有40余家，采礦、航運、電訊、鐵路、冶煉都由地方官員創辦或者領導，采用官辦或官督商辦的形式。純粹商辦的只有盛宣懷創辦的湖北荊門煤礦。其余的商辦企業一般規模都很小。

　　滿清中央政府對于地方大吏把持新式企業，尤其是軍事工業，既不放心，又不甘心。但博弈中滿清中央政府已經處于下風了。

　　這些地方督撫對這些企業也就擁有生殺予奪的權利。各個廠局的總辦、會辦都由他們委任，以輪船招商局為例：其歷任總辦朱其昂、盛宣懷、唐廷樞、徐潤(代理)無一不是李鴻章的親信。軍事工業更是如此，除福州船政局以外，其他各個局廠分別隸屬于地方督撫，總辦由督撫任命，呈報總理衙門備案。

　　因此這些企業只不過是這些督撫的另一個衙門而已。對這些企業的控制權，是與這些地方督撫的權勢直接相連的。控制這些企業，是成為一方霸主的有力資本。因此，大員之間常會為爭奪對這些企業的控制權而產生糾葛。比如李鴻章與左宗棠對福州船政局的爭奪。袁世凱和盛宣懷對中國電報局的爭奪。這些企業也就成了這些大員私人的囊中之物。這也就難怪為什么甲午之戰中，李鴻章一味避戰，不肯“以一人之力敵日本舉國之師”了。

　　這種地方督撫控制中國近代工業化發展的模式，對中國近代工業化產生了巨大的影響。企業所依賴的保護人，常隨官場的得失而浮沉。這些企業也隨之落入不同的人手中。因此這些企業不可能形成穩定的領導集團，也沒有長遠的發展目標。

　　近代親近政治的商人

　　而近代新式企業的出現并沒有改變這種局面。這是因為中國早期工業化中，大型的新式企業如輪船、采礦、電報、組織等，如果沒有地方大吏的保護和扶持是建立不起來的。沒有一個官方的保護人難以籌措到大額的股金(得不到商人的信任)，在傳統的社會中，也得不到能與外國資本和舊式企業競爭的特權，躲避不了來自官方的勒索，以及言官的糾彈和頑固派的反對。托庇于官僚，自然也就難免來自官場的騷擾和腐蝕，由于各督撫都把這些企業作為自己的私人勢力范圍，所以新式企業成為督撫安插親信的肥缺。這也就是為什么中國的企業總是帶有嚴重的衙門氣息。

　　企業中賄賂公行，任人唯親，冗員泛濫，毫無進取精神。正所謂“全歸商辦，則土棍或至阻撓；兼依官威，則吏役又多需索。”中國近代很多新式企業到要向政府報效，無論企業贏利或者虧損，這筆銀兩是一分都不能少的。

　　如果說，在賺錢的事業中，商人們表現出了無比堅韌的勇氣和自信，沒有任何障礙和失敗能夠阻擋挫敗他們，那么，在公共生活中，在締造新的經濟原則中，他們的懦弱猶疑也是無與倫比的。在他們身上恰恰缺乏“新型企業家具有的確定不移、高度發展的倫理品質，以及洞若觀火的遠見和行動能力”。

　　懦弱地堅強著

　　進入民國以后，“城頭變幻大王旗”。

　　在中國喪失了基本的政治秩序后，企業與政治的關系變得異常復雜。一方面，企業家獲得了前所未有的能量，如果說過去史書上說的，在傳統中國，商人“交通王侯、力過吏勢，以利相傾，千里游敖，冠蓋相望”有些夸張的話，現在他們的力量已經遠不止此。從安福系、交通系到江浙財閥，他們操縱政治，為軍閥提供財政支援，兩面三刀，朝秦暮楚，甚至可以左右政府的產生和政策方向；在民間社會，則有上海總商會這樣的重鎮，可以影響輿論、控制市面。

　　但是另一方面，他們又極為虛弱，任何一個軍閥隨時都可能前來勒索、威逼企業家，甚至綁架殺害，他們的財產和人身安全都沒有保證，更不要說能夠建立正常的競爭秩序和競爭規則，以及相應的法權體系和人倫精神。20年代的上海灘曾經是中國企業家夢想的搖籃，其投資環境環顧天下，無出其右者。但是，就是在這里，企業家卻連自己的人身安全都沒有辦法保證，中國國貨銀行總經理朱成章、商務印書館董事長張元濟、中南銀行總經理胡筆江都曾被綁架勒索。企業家必須學會向流氓黑社會低頭，這里也是黃金榮、杜月笙的天下。火柴大王劉鴻生的屬下向他報告說：“目下稍有身家者，非深居簡出，即乘機遠避。上海一向稱安樂窩，今則無異魔鬼窟，豈不可嘆。”

　　當然并不是說，企業家一定要遠離政治，或者如同道德君子一樣潔身自好，我們只是強調，企業家必須要明白自己之所以能在中國立足，要依靠一種長久的、穩定的倫理關系，強大的道德基礎，而不是一時的投機獲利。所以作為一個自覺的階級，企業家在利用政府、官員的特殊關系的時候，一定不能讓這種關系危害企業的制度理念，就像日本的企業家所做的那樣。所以對于政治，企業是利用，而不是被同化，這之間主客關系的區別看似極為細微，但在實踐中這一差別卻將決定企業的命運。

　　作為一家著名民營股份制企業集團創建者，對于“官與商：離不開，靠不住”這個古今中外都無法回避的利益糾葛話題，——10月24日上午，華立控股董事局主席汪立成以傳真發回了見解和看法：

　　一、政府再小也是政府，企業再大也是企業；

　　二、要依靠政府，但不能依賴政府；

　　三、尊重政府，但若即若離；

　　四、要相信法律法規，不要輕信政府的承諾；

　　五、通過權錢交易而獲取利益的方法，無疑是踩在“地雷”上生存。

　　資本市場：您作為著名的國有控股地產上市企業的總裁，如何理解官與商的“離不開、靠不住”？

　　張華綱：這個題目太大了，可以談的東西太多了。

　　中國現在是一個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過渡的大環境。官和商肯定是要聯在一起的，這是必然的。這里面有很多有利和無利的地方。無利的地方就是傳統的要改革。有利的地方實際上還是在圍繞著傳統的價值觀在做。比如，像我們金地企業，并不是太唯利是圖，而是有很多社會責任感。這與傳統的國企還有很多東西是一致的。

　　有一些企業稱他們的的發展和政府關系不是很大，是完全在市場上做出來的，——我不是這樣看的。實際上，他說只和市場有關系，但是很多東西他是在政府的法規下發展起來的。

　　比如像

　　政府越來越向服務型政府轉變了。

　　但是，資源性企業，像一些壟斷企業，和政府的關聯度比較緊密，還是離不開的。只有不是資源型的、更多市場化的企業，才和政府的關系度低一點，對資源的利用度越高的企業和政府的關聯度越高。

　　比如對于地產公司的一些項目，假如說政府搞一個農機地的調整，這對一個地產企業是致命的，如果企業和政府的交往不太密切，就很難生存。

　　資本市場：為什么和政府“離不開、靠不住”這個命題從古到今，都是我國商人心中的一個痛？

　　張華綱：從我的理解看，因為中國的“官”是真正的官，而不是西方的形式性的“官”，因為我們是一黨制的。而西方國家的“官”是象征性的官，西方國家的官是管大事，不管小事。而我們的官是全的，什么都管。所以，有離不開、靠不住的感受是正常的。

　　講政府和企業“離不開，靠不住”，這是個好話題。

　　其實我們在市場環境下，包括公司的設立、運作，包括業務的具體操作，都與政府的關系非常密切。最近，針對外匯管理11號文對于中國企業海外上市的影響，現在討論的沸沸揚揚，這里面最典型的就是“離不開、靠不住”的問題。

　　拿外匯管理局、商務部來說，海外風險投資要進入中國資本市場，他們對政策的依賴就比較多，但過分的依賴后，就會感覺有很多“靠不住”的地方。比如一些新的政策更迭，或者是在政策執行過程中又出現一些新的問題，都讓人措手不及，這些不能埋怨我們政府。更多的還是我們政府在管理國家的能力方面仍然比較欠缺。

　　“靠不住”怎么辦

　　資本市場：在政企關系中，企業離不開政府的管制，但與政府打交道中，政府經常違約甚至毀約，企業怎么辦？

　　鄭錦橋：在政府和企業的關系中，企業是被動的。作為眾多企業中的一員，首先要合法經營，按照政府的法規政策來進行你的各項業務，但是又不能被這些業務所牢牢的牽制，而影響了你整個企業的發展。

　　政府經常“違約”，比如好多的政策說變就變，對企業是個致命打擊，之前也根本不會和企業商量。

　　所以，我們現在要考慮一些新的途徑和方法來應對這種情況的風險。對于我們來講，我們對于任何問題的解決都不能靠一個方案來解決，要準備若干個備用方案來防止一些不可預見的事件的發生，尤其是在和政府打交道比較多，過多的依賴政府開展業務的公司，就應該有更多備用的方案。現在我們的政府也并不一定說是哪個部門，有時候可能更多的涉及到領導人的意識，更多決策人的觀念。

　　比如說，有領導談到了，我們要杜絕外匯外流的情況，防止所謂的“黑錢”這樣的話，也可能他們是從哪兒獲得新的報告提供的信息，或者是他從哪些方面聽到了不全面的說法，就有可能會提出這方面的要求。政府有關部門包括外匯管理局可能就會根據領導的意見制定政策。這樣等于個別的人就影響了一個大事，影響的面積還很廣泛。

　　所以說，對于一個企業搞風險投資也好，搞資本運作也好，搞其他方面的項目也好，就應該更多的想一些辦法保護自己。政府這種多變的局面，企業還是應該有一些更好的解決問題的方案來應變。

　　不和政府玩的企業

　　資本市場：有一些新興的高科技企業，比如IT企業，比如互聯網公司，像新浪、搜狐等，他們中的一些人號稱不和政府玩兒，因為他們用的是海外資金，而不是來自政府，更不是靠銀行貸款，他們賴以發家的是高科技，他們受政府的影響就比較小？

　　鄭錦橋：IT企業我覺得和政府玩不玩，或者受政府的影響小不小，這要看企業的盈利模式和經營模式。說受政府的影響小，事實上也不是。為什么互聯網在政策方面，在意識形態方面，在色情方面受到國家嚴格的控制呢，這方面的管制太多了。其實，政府一直在限制和制約你的發展，而給你提出一個總體的方向性的指導。

　　也就是說，企業的盈利模式和經營模式決定了與政府的關系。比如我們現在在納斯達克上市的23家企業里面，基本上沒有國企的成份，都是靠高科技和互聯網在運作，更多的是靠市場，而不是政策；但像中石化和中石油，是完全的靠國家壟斷的資源發展的，靠國家的壟斷經營的這種企業，注定和政府之間的關系是非常緊密的。

　　但是互聯網公司就沒有必要和政府打太多的交道。從這方面看好像他們受政府的約束小，但是有一點，他們必須是在合法經營的條件下，才可能少和政府打交道，或者是花比較少的精力投入到和政府溝通中。

　　所以，根據一個企業的盈利模式和經營模式的不同，來確定它是依靠什么資源，如果完全的依靠政府的資源，他就必須時時刻刻和政府玩。但是，我想任何一個企業在中國目前的狀況下，都不可能不和政府打交道，不可能不和政府玩，其實包括在發達國家也是這樣的。

　　王石講故事和萬科的信念

　　文/ 楊光潤

　　在去年9月下旬，萬科企業股份有限公司成立20周年慶典北京答謝晚宴上，董事長王石先生講了這么一個故事：

　　2001年，深圳市分管

　　講到這，王石一笑，他說：“面對大家，我敢說，萬科發展到今天，從沒有向官員行過一次賄！”霎時，來自政界、新聞界、

　　也許正是萬科做事的市場姿態，才使萬科至今仍雄據地產界老大的位置。記得當時記者在和萬科總經理郁亮的交談中，郁亮也這樣回答記者的疑問：“我們獲得土地的過程是透明的，1988年，萬科通過拍賣獲得第一塊土地。萬科堅持規范運作，拒絕以臺下交易獲得土地。”他強調，“不是五證齊全的地塊我們不要，因為這里包含很多不確定因素的風險。”

　　土地，作為政府主導的壟斷資源和暴利資源，已經造就了一大批或明或暗的富翁，其中有商人，也有官員。政府和企業，在土地等傳統而必需的國計民生的資源上，無論從任何角度，互相之間都離不開利益和規則的博弈。而這種博弈的最終裁判還是市場和法制，是公理和陽光，而不是政府，更不是交易。

　　難怪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靠官場資源發家的人向記者這樣感嘆，“靠山山倒，靠水水流”，他對自己近年來的頹勢這樣總結到，“玩到最后，還得靠自己”。他說，他的企業如果規范經營，跟著市場走，應該不會這么快就“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了。

　　而作為一家連續21年持續增長和贏利的地產公司，萬科已經成了中國地產界的榜樣。

　　郁亮向記者坦言，萬科之所以有今天的成績，是因為萬科追求穩定增長的陽光利潤，而不是暴利，萬科堅信暴利是不可持續的。

　　市場最靠得住

　　資本市場：對于官與商的“離不開、靠不住”這個命題，您經常和企業家打交道，以企業為客戶，如何見解？

　　楊鵬：離不開，首先要看官提供什么樣的投入。官首先最起碼提供社會秩序，使社會穩定，還要對商界的糾紛提供公正的裁決。如果從這上面講，當然是離不開。但是不是所有都離不開？在公共服務這方面，商明擺著是離不開官的。不管是在任何的社會都存在政府，這就說明需要政府這種形式提供社會所需的公共服務。

　　說到靠不住，主要應是指做生意不能依靠官場的關系。比如依靠關系的話，官員變動了，你的關系也隨之變動了，那么一個企業家什么東西最靠得住？——市場最靠得住！不能說去靠官。

　　企業要在市場中立足，就要依靠技術來立足，這才是一種很健康的積極的心態。過去我們都知道企業家和官場打關系，得到一些優惠政策便發展起來，——他們當然和政府就離不開了。

　　但現在僅僅靠官場的關系是靠不住的。現在要靠消費者和市場，靠不住就是當然了。“靠不住”反映了中國企業家由純粹的官商，由純粹的依附官場的關系走向市場，在市場中成熟和獨立起來了。

　　總的來說，以前做生意就是靠官場，你要做生意就要先搞定官場。同時，你在經營的過程中，也是環環都被官場控制著的。所以你經營一定要靠官場，過去是不但離不開，還必須靠。

　　靠不住是一種超越

　　資本市場：現在一個企業如果不和政府搞好關系就壯大不起來？

　　楊鵬：那肯定了，但問題是怎么認識這種心態。在這個過程中，什么叫搞好關系？這種關系是在法律的框架之下的，而不是以前我們說的所謂的搞好關系就是違法，而且我們中國官場的范圍那么廣，那么細，環環都有權力的影子，在實際操作中能不找關系嗎！

　　但是和政府有關系并不全部表明企業發展壯大會比較快，比如阿里巴巴是依靠政府的關系起來的嗎？它不是。也就是說，只要政府不懂的行業里面，IT業和高科技的技術行業，這時候企業就需要靠自己拼了。但如果你要搞房地產，你要搞礦山，這些捏在政府手里的東西你光靠自己就沒辦法了。

　　資本市場：在未來法制的框架下，如何理解“靠不住”？

　　楊鵬：到現在中國市場已經發展起來了，在全球化背景中，大家有各種的資源來源了，在這種情況下和官場的關系，就由一個絕對的附庸變成慢慢獨立的法人了。企業和官場的關系就是依法納稅，政府依法管理。在法律之外政府找企業麻煩，政府也不會得到好處。同時，企業也不會在法律之外賄賂政府，因為這沒有必要。

　　假如，企業家認識到官場靠不住，這就是企業家的一種超越了。這也將是中國企業家的一種健康的心態。

　　像過去企業很少告政府，現在有的企業可以起訴政府了，從這個角度來看，認識到“離不開、靠不住”是中國社會的一種進步。

　　因為，企業起訴政府，這是我們國家行政訴訟法賦予他們的權利，在法律面前政府和企業是平等的。過去是政府領導一切，現在變成了一種平等的主體之間的關系，實際上是表達中國社會的一個進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