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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冼言
人民幣升值乃至匯率全面放開只能是改變經濟增長模式的結果，而不能是其原因。
一些利益集團與“意見領袖”的搗鼓下，美國朝野再次發出了逼迫人民幣升值的強大聲浪。
這充分證明，美方逼迫人民幣升值，其為國內經濟危機尋找替罪羊，其政治家、經濟學家為自己開脫責任只是次要原因，真正動機是要像以“廣場協議”擠垮日本一樣擠垮中國。
如果僅僅只是為了自我開脫，中方只需作出一些友好姿態即可化解；正因為美方意不在此，而是以擠垮中國為目的，不達目的勢不罷休，所以才表現得如此貪婪、不依不饒，僅僅在人民幣升值2%不到三個月的時間內又組織起強大攻勢。
10月12日造訪北京的美方陣容很強大，包括了美聯儲主席格林斯潘、財長斯諾、證監會主席考克斯、聯邦期貨交易委員會主席杰夫里、副財長亞當斯，以及即將于明年初出任駐中國金融專員的洛文杰等一群財經高干。
這些對世界經濟影響舉足輕重的大人物聯袂出場，其目的無非是重施十多年前威逼日本的故伎。正因為事涉美國的戰略利益，所以即使是像格林斯潘這樣的經濟學家也放棄了他原來認為美國當前經濟問題無關人民幣匯率的獨立立場。
由于美方來勢洶洶，似乎志在必得，許多人預計中方又會頂不住，“人民幣將于十一月再次升值甚至匯率完全放開”的預測或傳聞早已傳開。更有人進而建言，中國應該趁此機會主動升值人民幣，外則化解美方壓力，幫助美國解決問題；內則迫使中國企業往高生產力、高創造力、低污染、低耗能的方向轉變。
這種建議準確觸摸到了中國“和平崛起”不欲與西方為敵、希望與“國際主流社會”和平共進的深層脈搏，但失之對國際經濟貿易現狀的隔膜，誤把中國經濟的持續增長當作固定不變的前提。全球化時代國際經濟貿易競爭的激烈性可能出乎許多局外人想象，同類產品的競爭，勝負往往取決于百分之幾、甚至千分之幾的價格差異。“中國制造”的優勢就是建立在這種微弱的價格優勢上，這也是中國能夠成為“世界加工廠”的基礎。這種微薄基礎一直面臨來自南美、南亞、東南亞等地競爭者的強大挑戰，競爭中的優劣強弱之勢隨時可能改變，這就是中國勞動力價格一直維持在較低水平的原因，這也是伴隨著中國經濟發展，貧富分化卻越來越懸殊的最深層根源。
毫無疑問，中國政府也一直想改變這種依靠勞動力價格低廉的尷尬局面，但愿望替代不了現實。在中國經濟的稟賦優勢發生實質性變化以前，在中國企業能夠在核心技術、內部管理、市場營銷等方面建立起自己的市場優勢之前，中國經濟的增長仍然只能依靠微弱的勞動力價格優勢；所謂“改變經濟增長模式”，至今仍只是一種愿望。
對于國際競爭來說，匯率同樣是決定成本的要素，今年7月人民幣升值2%已使中國企業面對更大的國外壓力。由于多年來在技術、管理、市場等方面的持續積累，這種壓力雖然沉重，還不足以致命，大多數企業還承受得起，但也迫使許多企業更加挖空心思裁減員工、降低工薪。如果近年內人民幣再次升值，意味著中國將國內外市場拱手讓給國外競爭者。
中國當然要大力發展高生產力、高創造力、低污染、低耗能的產業，改變目前普遍低生產力、低創造力、高污染、高耗能的產業格局；當然要改變經濟增長模式，由出口主導走向內需主導。但是，經濟發展有它自己的客觀規律，不以人的主觀意志為轉移。人為的拔苗助長，效果適得其反。對于國民經濟，政府只能順勢調節、引導，不能強行設計破釜沉舟、置之死地而后生。
對于美國等外部壓力，既不能視而不見，但更不能以根本利益相交換。可以讓步的，只是姿態、言語，而不是核心利益。既然美國在伊拉克戰爭、中亞駐軍等國際問題上都可以一意孤行、置國際壓力于不顧，難道中國在諸如匯率之類的內政問題上還不能獨立自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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