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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 季譚 發自北京
從1979~1994 年的16 年當中，農業稅費近13000億元，而政府支農支出僅3700億元，農民負擔年均810億元，是1979年的5.2倍。
從1979 年到1997 年，大約5萬億~6萬億元通過土地征用從農村流走。
現在，每年農民工對GDP的貢獻大約占15%~30%，人均創造價值近2.5萬元，而收入不超過1萬元。
在昨天舉行的“新農村建設——實踐反思與展望研討會”上，原國務院體改辦副主任、國家電力監管委員會副主席邵秉仁提供的一組數據震撼人心。
邵秉仁說，改革開放以來，政府從農村、農民中提取得太多，致使城鄉差別不僅沒有縮小，反而有拉大的趨勢。所以此次五中全會重提堅持“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針，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
農業部政策法規司副司長張紅宇認為，新農村建設是新時期解決“三農”問題的重要方式�！叭r”問題從農民的角度核心是收入問題，從農業問題來講其核心是公平問題，從農村角度的核心是社會事業方式問題。這三個方面都有大量欠賬。
張紅宇指出，農民收入這20多年來絕對數量是增加了,但相對收入經歷了一個擴大，然后又經歷了一個縮小，現在再擴大的過程。而現在的擴大程度遠遠超過了以前。因此，還要進一步深化農村稅費改革，取消農業稅。另外，近年來農民大量涌入城市，要加強對農民工醫療、養老等的基本保障。
從農業角度來講，盡管最近幾年，現代化的投入越來越多，但僅限于沿海發達地區和大城市郊區，廣大中西部地區還是傳統農業。
農村問題的解決，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所長張曉山認為要靠農村基層政府從全能型、多功能轉向有限功能；從自上而下、行政型的政府轉向高度自治的政府；從統治型政府轉向服務型政府。
但是，張曉山指出，取消農業稅后，許多鄉鎮和行政村的財政收入沒有了來源，在很大程度上要靠上級的轉移支付，這反而加重了它們對上級的依賴程度，固化了自上而下的管理模式。
“十一五”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邵秉仁認為關鍵在于采取幾個實實在在的措施：首先要打破城鄉二元結構，縮小城鄉差別；其次要轉變政府職能，改革現在的行政管理體制，降低管理成本；堅持城鄉社會經濟發展的統一規劃、統一投資，以及用財政投資來帶動整個社會投資，加大農村基礎設施和公共建設力度；建立農村發展的長效機制，在體制和政策上進一步減輕農民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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