處在十字路口的中國

　　中國自己的生存可能提供了一座燈塔，作為對美國主導的走向全球自由市場原教旨主義沖動的一種替代選擇，從而促進全球的生存和可持續發展，這不僅是中國的十字路口，而且是整個世界的十字路口

　　自從上世紀70年代末以來，中國經歷了其歷史上最顯著的經濟增長時期。然而，中國也面臨著貧困與不平等、企業競爭力低下、環境惡化、國家能力不足、國際關系復雜、金融

業問題突出等等挑戰。中國的政治經濟已經抵達一個十字路口。它將會走向何方？

　　走向“原始資本主義積累”？

　　許多人相信，除了遵循資本“原始”積累的殘酷邏輯，中國別無選擇。他們認為，中國將會變成一種“規范的”資本主義經濟。的確，由于國有部門的產出已經只占國家產出的一半以下，中國已經在這條路上遙遙領先。他們認為，積累過程的殘酷本性要求一個權威主義的政治體制。

　　走向“民主與自由市場”？

　　廣泛存在的一種觀點是，中國可以“走上美國之路”。美國外交政策的基礎是這樣一個前提：包括中國在內的全世界應該而且會走上這條“自然”的發展之路。通過無數的渠道，強烈的外部壓力已經施加到中國國內的意識形態上，以促進這種看法：美國是中國值得追求的未來政治經濟體制。隨著美國控制的全球性大眾媒體按照WTO的協議而被允許滲透到中國大陸，這樣一些觀點將會更有影響。

　　退回到過去？

　　毛澤東主席領導中國共產黨試圖快速地消除社會不平等。這完全是想通過把人的生產力量從物質獎勵中解救出來，從而改變人們的工作動機，克服經典的“雇主—代理人”問題。“

　　從20世紀50年代中期到70年代中期，中國的國民生產總值(GNP)增長率高于大多數發展中國家。在正常的年代，人民群眾享有高度的生活保障，人均壽命從1949年前的36歲增加到1981年的71歲。西方學者稱贊這些成就，認為它們證明了在人均收入達到高水平之前，再分配政策能夠使低收入國家滿足高水平的“基本需要”。

　　然而，中國試圖完全壓制市場力量，把國家與世界經濟和社會相隔離，徹底地限制不平等的方面，消除物質刺激和激進地限制文化自由，中國為此付出了很高的代價，而且也為狂熱的、全國性的群眾運動付出了很高的代價。

　　毛主義的發展道路是許多中國人不希望返回的道路。中國不可能走回頭路。它需要在追求極端的個人“消極”自由和極端的集體“積極”自由之間找到一條路線。

　　利用過去服務現在？

　　在尋求前進的道路上，中國領導人首先可以轉向中國的歷史來尋找靈感的源泉。這種豐富的歷史能夠為“探索前進的道路”、“從實踐中獲得真理”的道路提供思想營養，從而以務實的、探索性的和非意識形態性的方式制定政策來解決具體問題。

　　傳統的中國政府堅定地鼓勵市場，但不允許商業、金融利益集團和投機業控制政治和社會。不僅在直接的增長問題上，而且在廣泛的社會穩定和凝聚力問題上，傳統的中國政府都介入到市場失敗的地方中來。在專制帝國統治的大廈背后是普遍的道德規范，而這種道德規范的基礎是所有社會階層為了維持社會團結、達到社會和政治穩定以及實現環境的可持續性而克盡職守的必要性。

　　當這些功能有效運轉的時候，就產生了“巨大的和諧”、繁榮的經濟和穩定的社會。當它們運轉不佳的時候，就產生了“巨大的動亂”、經濟的衰退和社會的混亂。

　　如果我們所說的“第三條道路”是指國家與市場之間的一種創造性、共生的相互關系，那么我們可以說，中國2000多年來一直在走它自己的第三條道路。這是中國令人印象深刻的長期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基礎。中國的第三條道路是一種完整的哲學，把既激勵又控制市場的具體方法與一種源于統治者、官員和老百姓的道德體系的深刻思想結合在了一起。當這個道德體系運轉良好的時候，政府解決那些市場不能解決的實際問題的非意識形態行為就完善了這一哲學基礎。

　　在最近數十年里，歐洲一直在探索它自己走向“第三條道路”的方法，然而，歐洲已經實現了工業化，并有著一個占主導地位的中產階級，今天的中國正在完全不同的條件下探索自己的第三條道路。它在軍事上要遠遠弱于美國，大部分的人口都是貧窮的農民或不熟練的農民工，而且中國正處在勞動力供給過剩的經濟發展階段。“全球化的中產階級”只是人口的一小部分。由于國際資本在中國建立了完整的生產系統，并且占國家出口收入的一半以上，現代部門日益被國際資本控制，從而經濟日益具有依附性。作為參與國際經濟的代價，中國面臨著把金融體制全面自由化的強大壓力。中國的領導人正在這個獨特的富有挑戰的環境中努力建設一個文明的社會。

　　如果中國能夠使全球市場經濟之“蛇”和中國古代以及近代歷史的“刺猬”聯姻，那么它就會提供一條走向穩定、具有社會凝聚力的社會的前進道路。如果它的這種努力失敗了，那么中國的整個政治經濟體制就可能坍塌。這不僅對中國而且對整個全球政治經濟而言都將是災難性的。至少，中國可能會被指責進行長期、嚴厲的社會控制，來抑制高速發展的洶涌張力。如果中國希望今天的制度生存下去，那么它也就必須自信地利用自己的歷史傳統和其他國家的最優秀傳統，采取“沒有選擇的選擇”來重建社會凝聚力的倫理基礎。

　　要是中國選擇“政府逃亡”的道路和自由市場原教旨主義，那么它就可能產生無法控制的緊張局勢和社會解體。國際金融公司競爭在中國的全面自由化和國際金融流動的全面自由化是最危險的領域，這種社會解體可能就發生在那里。金融系統的長須伸進到其他社會的部門。在這些社會部門中，金融系統的危機可能會點燃“可燃物”中的火苗。只有當以中國共產黨為核心的中國政府今天能夠象在過去最繁榮的時期那樣，根本上改進它的效率水平并消除蔓延的腐敗的時候，增強政府的作用并使政府更有效解決國家面臨的正在加大的社會經濟挑戰，這一“選擇”才能取得成功。

　　政府的改進，而不是政府的逃亡，是中國體制改革唯一明智的目標。這是中國體制生存“沒有選擇的選擇”。

　　由于采取“沒有選擇的選擇”，所以，中國自己的生存可能提供了一座燈塔，作為對美國主導的走向全球自由市場原教旨主義沖動的一種替代選擇，從而促進全球的生存和可持續發展，這不僅是中國的十字路口，而且是整個世界的十字路口。

　　作者：彼得·諾蘭(英國劍橋大學教授)

　　出處：英國《中國經濟與商業研究》2005年第1期，本刊有大幅刪節，中文全文見中央編譯局《國外理論動態》2005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