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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是“社會主義新農村”？ 1977年，王宏斌當選南街生產大隊黨支部書記。此后兩年，南街村糧、煙畝產“雙超千”，但農業增產了，農民卻沒有增收，這使得王宏斌極為困惑。1979年，他聽說新鄉縣劉莊村民“家有糧吃，手有錢花”，便與支部成員帶著干糧，開著拖拉機到劉莊取經。
那一年，王宏斌在劉莊明白了一個道理：僅僅依靠單一農業，農民是富不起來的。回
到南街，他們湊了3萬元錢，辦起一座日產20噸的面粉廠。這是南街村的第一家企業。
也就是在那一年，有資料說，安徽省鳳陽縣小崗村包干到戶見成效，糧食總產量6.6萬公斤，第一次向國家交了公糧，還了貸款。輿論認為，“大包干”給這小小的村子帶來了巨大的變化。而小崗村也在相當程度上驅動了歷史，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由此脫韁。
南街村也實行過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企業也實行過個人承包。直到1980年代的上半葉，家庭經營、個體經營和私人企業還是南街村主導的生產方式。但是，從1984年開始，南街村與小崗村背道而馳，走上了再集體化的道路，全部實現了生產資料公有制。
就這樣，小崗與南街遵循著各自的規則向著一個更復雜的體系過渡。它們之間本來沒有任何相互關系。但是20年后，歷史出現了戲劇性的變動，作為中國農村分田單干、大包干的領頭村，小崗村數次組團到已經高度集體化的南街村學習。他們在留言簿上寫下：“南街村的變化，為大包干發源地提供了新的發展模式，使我們的黨組織看到了前進的方向”。
掠去潮流的浮光掠影，這時的小崗，依然是淮河邊上一個缺少資源、封閉落后的小村莊。通過小崗與南街發展軌跡的對比，很多人發出了輪回的感慨：小崗村的落后是放棄集體經濟模式和共同富裕目標的必然結果；一大二公終究戰勝了私有化。在中共十六屆五中全會提出“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目標之后，有人對南街村的治理結構所知甚少，卻想當然地以為，破解農村社會結構難題的鑰匙，就掌握在南街人的手中。
問題是，南街村的經驗是否可以推廣和普及？這種高度集中的權力結構，本質上還是“能人經濟”的模式，一旦它的頭面人物退出政治舞臺，是否還能堅持過去的光環并長期保持它的所有制優勢？這種集體農莊式的聯合，是沒有自主權的聯合，農民并不是土地的真正主人，享受不到應有的民主權利，與有關專家設想的“自由人”的聯合相去甚遠。顯然，有獨立運行規則的南街村不能為我們打開一個“新農村”的完美世界。
我們必須看到，農民與土地的緊密血肉關系正在松馳，農村經濟社會正在分化，農村社會形態正在重構，在這個過程中，農村社會的政治經濟權力如何運作，國家意志與農村社會如何對接，不僅關乎“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更關乎國家政權建設。我們不可能完全使用南街村的組織辦法約束基層組織，但社會的發展又要求農民必須改變原子化的生存狀況。怎么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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