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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泓冰
敏感的海內外輿論注意到，剛剛閉幕的中共十六屆五中全會，堅決地向有失社會公正和貧富差距持續拉大的現實“動真格”的了。
社會公平一直是人類的理想。城鄉差距、地區差距、貧富差距這“三大鴻溝”，在“
文革”中曾經氣壯如牛地宣稱一體掃平，結果是城與鄉、工與農、東與西陷入集體貧困。讓稟賦不同的人、資源不一的地區，按同樣的速度“齊步走”，并不是真正意義的公平。
改革顛覆了表面的公平，一部分人先富了起來。三大差距的拉大，正是改革難以回避的問題。目前，中國最富省份與最窮省份的人均GDP相差10倍以上，但這不能說西部的發展就停滯了或倒退了，其實西部也在加快發展。
細審“三大鴻溝”，就能發現存在著極大的不合理。如“三農”問題，是歷史和現實雙重的不公平造成的。新中國成立初期實行工農業產品“剪刀差”政策，是以犧牲農業農民的局部利益來換取工業化的加速度。改革開放以后，農村向城市提供了大量廉價勞動力、廉價土地及廉價農產品，推動城市化建設的加速度，農業和農民再次作出犧牲。城鄉二元結構的存在，使農民無法與市民同工同酬，無法享受同樣的教育資源及相對健全的社會保障制度。
再說地區差異。東部在改革開放之初享受了包括基建投資、稅費等在內的優惠政策，加快了發展速度。而向東部貢獻了大量資源的中國西部，由于地域、交通、經濟基礎的多重局限，一時難以追趕上來。
還有發展機會的不平等。比如高考，同樣的分數，由于地區不同，有的孩子能上重點大學，有的孩子卻榜上無名。
這就是中國極為復雜的現實，積極和消極的因素錯綜交織，剪不斷，理還亂。
鄧小平曾高屋建瓴地指出，對于貧富差距和分配不公，“在本世紀末達到小康水平的時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決這個問題”。曾經是改革動力的“先富階層”，先期品嘗了改革開放的果實，現在該是用制度來讓這部分人、這部分地區反哺“后富”階層和地區的時候了。
這樣的努力一直在進行之中：農業稅的大面積取消，對貧困人群實行免費義務教育以及轉移支付力度的加強，個人所得稅起征點的調整……更艱難的努力，可能還在后面。新的改革，要觸動的是某些階層某些地區的既得利益，是對社會財富的再分配。為了長治久安，為了社會的真正和諧，有些代價必須付出。
(作者為本報高級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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