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周末：走出血汗工廠

　　作者: 雷劍嶠

　　有一天，工廠沒活干，羅章林和羅敏就呆在工廠門口和看門人閑聊。他們有時坐在花圃的圍臺上，有時干脆就蹲在上面。他們使用共同的方言談論日常生活和工作，談論金錢的支出和收入。

　　這時候，一個過路人來問路。那個地方他們都很熟悉。“最高的那兩棟樓就是尚億，”穿著白色T恤的羅章林站起來走到路上，指著南邊說，“可是你去那里做什么，沒有人在那里。”

　　尚億鞋業有限公司曾經是佛山市南海區平洲夏南二村最大的一家工廠。半年前，這家臺資工廠倒閉，老板也不知去向。廣東省勞動和社會保障廳在上個月披露，它拖欠1700多名員工的工資共480多萬元。同時被披露有重大違反勞動保障法律法規行為的還有廣東省的其余19家企業。

　　媒體在報道這一消息時，將像尚億那樣的工廠稱為“血汗工廠”，因為人們認為它們依靠犧牲員工的血汗來牟取利益。在中國，這些工廠的員工大部分是來自農村地區的農民工。這在廣東省勞動和社會保障廳發布的公告中得到了證實：20家企業中有11家是制造業工廠，眾所周知，類似工廠的勞工主要來源于內地省區的農村。

　　“我心里就想快點上班”

　　羅章林、看門人和羅敏的父母都在尚億工作過或長或短的時間，他們都來自農村。實際上，尚億曾經擁有的近2000名員工大多是農民工。他們的數量如此之多，以至夏南二村變成一個主要由外來人口構成的村莊。

　　“這里80%的人是來打工的，”羅敏說，“里面又有80%是說四川話的。”四川是中國農民外出打工最多的省區。據統計，中國進城的農民工總人數為1.5億左右。

　　外出打工的農民工通常會在回到家鄉探親的時候，向親戚朋友形容外面的世界，并且鼓動他們追隨自己的腳步。由于中國城鄉在發展上的巨大差異，這種鼓動一般會非常有效。因此，當后來者決定離開家鄉時，他們往往選擇親戚朋友對自己描繪過的那些地方。

　　羅章林就是由親戚介紹進尚億的。羅章林今年20歲，他初中沒畢業就放棄了學業。不過睡在員工宿舍的第一個晚上，他感覺好極了，因為在白天看見的高大的車間和寬曠的廠區使他對未來產生了美好的幻想。他說：“我心里就想快點上班。”

　　一年多以后，他在工廠里認識了羅敏。交談起來，他發現羅敏和他同樣來自四川省自貢地區的一所中學，羅敏比他低一個年級。羅敏也只在學校里讀到初中二年級。他成績很差，所以母親建議他別讀書了，跟他們一起到廣東打工。

　　羅敏的父母是中國最早的一批農民工。在生下兒子幾個月后，夫妻倆就把兒子托付給父母，一起告別家鄉來到廣東。他們在尚億工作了十幾年，又在別的工廠工作了幾年，現在他們用打工的積蓄在夏南二村菜市場旁邊開了個小飲食店。確切地說，那是個很小的檔口，只能給客人們炒幾個最簡單的菜，連啤酒都得到別處買。不過，“總是自己的生意”，他們的兒子說。

　　“他們來，我們當然高興了”

　　與羅敏相遇那時候，羅章林正對尚億鞋廠越來越失望。不知從什么時候開始，他的工資沒有一個月不被工廠拖著欠著的；每天的飯菜都很糟糕，豬肉連毛都沒拔干凈；老是加班，加班。“聽說別的工廠都沒這樣的，”他說，“越聽別人說，越覺得這工廠不行了。”

　　除了拖欠工資等，超時工作也是工廠損害員工利益的一個重要的方面。在尚億，工人們每天從早上8點工作到中午12點，下午的工作從1點半到5點半，加班是從晚上6點半到午夜，也就是說，一天的工作時間至少在12個小時以上，遠遠超過了法律規定。原本“周六不加班，周日要公休”的規定也常常形同虛設。

　　超時工作讓工人陷入極度疲勞。羅敏說：“第二天根本起不來。”這也是導致工傷事故頻繁發生的重要原因。

　　能令羅章林快活起來的時候只有每年“人權檢查”來的那幾天了。每到“人權檢查”到工廠來之前的那個晚上，工廠的管理人員就忙碌起來。不管晚上加班到多晚，他們都把工人們留下來，叫工人們站成一排，跟著他們學如何應對“人權檢查”的詢問。他們站在工人面前，大聲說，跟著我念，念不熟、背不出來的不許回去睡覺。

　　臨時抱佛腳是一件使人頭疼的事，不過與第二天發工資時的快樂比起來，這點小苦惱就不算什么了。“人權檢查”人員守在工資發放現場，監督了整個過程，還不時地問工人拿到了多少工資。羅章林記得很清楚，那一次工資發得特別多。“普遍漲了400塊。”他說。

　　這種“人權檢查”是工廠的客戶依照國際慣例聘請第三方機構或者自己組織的、檢查供應商是否有違反勞動法與侵害工人行為的小組，這種檢查與各級勞動執法部門定期不定期組織的執法檢查一起構成了對各類工廠的監督網絡。長期關注中國農民工生存狀態的劉開明博士每年都接受幾十起類似的工作。

　　劉開明承認，“人權檢查”需要由有專業知識的人員組成才能有效地行使監督職能，“因為他們會弄虛作假來騙你”。如果“人權檢查”獲得了確鑿的證據，就會提出詳細的整改方案，要求聘請他們的客戶對供應商進行跟蹤觀察。“會有所改善。”劉開明說。

　　雖然在工廠管理人員的監視下，沒有人敢私自向“人權檢查”說出真話，可工人們仍然在內心對它報以熱烈的歡迎。“他們來我們當然高興了，菜里的油都放得多一點。他們來守著發錢，我們就更高興了。”

　　好工廠的標準

　　現在，羅章林和羅敏都轉到了一家叫利賀的小加工廠上班。這家工廠只有將近100人。他負責“高周波”工序，即把邊飾壓到鞋面上去。在沒有貨要加工的時候，他時不時可以享受到空閑。當然，貨一來，還是要加班的，而且晚上的加班費只有每小時1.5元，比平常的每小時2元還要少。

　　羅章林沒有抱怨，工廠沒有拖欠他的工資，他覺得挺滿足。利賀還會在加班到晚上10點半以后提供炒粉、炒飯等夜宵，這已經超出了他的預期。在他的心目中，好工廠的標準是：每個月工資800元至1000元，按時發放，不用趕貨時可以公休。

　　羅敏的標準多了兩條：生活條件好一點，干部和老板對工人體貼一點。

　　還在上學的時候，羅敏從家鄉來看父母，尚億良好的住宿條件就給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兩棟七層高的住宿樓，不到10個人合住一間宿舍。

　　在廣東打工十幾年的父母之所以要兒子也來廣東，是因為他們覺得打工的生活雖然艱苦，但總比守在家鄉種田要好。況且與十幾年前相比，他們覺得現在打工比當年又好了很多。

　　進入利賀以后，他沒有在工廠的宿舍住，而是自己租了一間房。雖然住在一棟樓梯不建扶手、墻壁不抹灰漿、磚頭也露在外面的簡易樓房里，但羅敏仍然認為，每個月為它付出100元是值得的。

　　羅敏和所有年輕人一樣在房間的墻壁上貼滿了港臺流行歌星的畫像。不過他不好意思地承認，這里面有一些人他并不認得，也從來沒聽過他們的歌曲。他喜歡劉德華，因此他舍得花128元在易初蓮花超市買了一張正版的劉德華

　　利賀也符合他的第二條標準。這是因為他的姨夫在里面擔任經理，老板不在的時候，他的姨夫就是最高領導。這個30歲的男人用10年的時間從一個農民工變成一個工廠的管理者，羅敏把他視為榜樣。他把羅敏招入工廠，也破格地讓外甥去聯系業務。這是一個引人羨慕的職位，一般不會讓既沒有經驗也沒有學歷的人擔任。這就是親戚擔任干部的好處。

　　但羅敏并不認為利賀是模范企業。它也出過工傷事故。一個工人操作過塑機被燒傷了，在醫院住了一周。

　　在中國，如何讓農民工也能享受到社會保障是一個使人撓頭皮的難題。在很多時候，農民工不知道自己交納的那些錢的具體名目與用途。在尚億工作時每個工人每個月要交71元，但當有人告訴你那是

　　由于養老保險關系無法在城鄉之間自由轉移、農民負擔不起養老保險金額等原因，農民工在離開一家工廠時往往選擇取消社會養老保險賬戶，換取一筆現金。去年，深圳有25萬名農民工退出社會養老保險。勞動和社會保障部稱，中國農民工參加社會養老保險的總體參保率約為15%。

　　不過這并不代表他們不知道怎樣最大程度地趨利避害。他們退出社會養老保險，那一定是他們經過權衡后作出的決定，他們面對“人權檢查”保持沉默，那一定是因為這樣做符合他們眼下的利益，而不是因為他們不懂得這樣做的好處。

　　因此，他們同樣沒辦法確定無疑地告訴你：尚億就是一家“血汗工廠”。“嗯，怎么說呢，”羅敏感到了為難，“很難說它是‘血汗工廠’。”

　　很多工人在抱怨的同時也對老板的行為表示理解。“開工廠就是要賺錢的，”一個在利賀人事部工作的姓王的女孩不好意思地問，“我是不是太為他們著想了？”

　　出現這種令人意外的回答，或許是因為工人們覺得大部分的工廠其實都差不多，在他們的邏輯里，既然利賀不是模范工廠，那么也不能肯定地說尚億就是“血汗工廠”。在這種情況下，只要工廠不倒閉，工人自然會傾向于選擇生活條件比較好、規模比較大的工廠。在夏南二村，尚億就曾是這樣的工廠。

　　一些在尚億工作過的工人回憶起尚億生意興隆給夏南二村帶來的好處。有人說當時因為大量工人加班，菜市場半夜還有人做生意，現在10點就收市了。也有人說以前月租130元的房子，現在100元也租不出去。

　　羅章林對尚億也沒有懷有太大的恨意。事后回想，真正讓他難以忍受的只是拖欠工資，“不然大家也還愿意給它做”。他認為尚億的臺灣老板是好人，就是那兩個經理太壞了。另外，工人在那里住得真的不錯。

　　全面保障權利，還有很多事情要做

　　羅敏和羅章林逐漸對夏南二村厭倦了。他們在這里結識的女朋友依然是會說四川話的同鄉，像本地人不喜歡他們一樣，他們也不喜歡本地人。

　　城市里的娛樂設施并非為他們而設。就算工休時到南海、佛山去玩，他們選擇的也大多是不需要門票的蟲雷崗公園。

　　他們仍然無法聽懂本地的語言，電視臺播放的粵語節目他們也從來不看。這幾天，村里的廣場上搭起了戲臺，東莞銀升粵劇團連演三晚，習慣觀看川劇的農民工們毫無興趣。當然，這個戲臺也不是為他們搭的。

　　那位姓王的女孩下班后騎著單車回家，路過廣場時臺上正在熱鬧地唱著，她停下來看了一會兒，一個“治保隊”隊員過來叫她走開。“治保隊”是由當地村組組織并支付工資、由本地人組成、負責當地治安的民兵性質的隊伍。

　　同伴對女孩說，“治保隊”隊員也許是想告訴她到戲臺另一邊去以保證安全。她激烈地表示這種解釋很荒唐。“該管的他從來不管。”她大聲說。

　　很明顯，上面這一幕不僅形象地說明了外來者與本地人之間的隔閡，還部分體現了專家所說的“文化權利的缺失”。

　　要改變這種局面，專家認為要動員社會力量，政府要監督執行相關法律，致力于工人教育。“不是說我們什么都做不了，回歸到憲法，什么都可以做。”他說。

　　客觀地說，政府近些年也采取了不少措施，以努力改善農民工的待遇，維護他們的合法權益。廣東省勞動和社會保障廳這個月在省內開展維護農民工勞動保障權益普法宣傳活動，要求“與勞動保障監察執法活動相結合，把維護農民工工資權益作為這次普法宣傳活動的重點”。

　　廣東省勞動和社會保障廳辦公室宣傳負責人評價說，公告重大違反勞動保障法律法規的20家企業，是“手段的變更”，是“從行政規定到社會監督”的變更。

　　據媒體報道，廣東省勞動和社會保障廳副廳長孫慶奇在接受采訪時曾表示，當前，廣東絕大多數用人單位遵守勞動保障法律法規的情況是好的，勞動關系的主流是和諧的。但是，有極少數用人單位蔑視勞動保障法律法規，肆意侵害勞動者合法權益。所以廣東省采用“公示”的方法加大對其的打擊力度。按照公示制度，今后廣東省勞動部門將對拖欠工資、嚴重超時加班、逃避參加社會保險等違法行為的企事業單位進行公開。公開的方式包括相關網站、職業介紹機構、社區勞動保障服務機構和媒體。

　　除了在省一級進行公布外，省勞動和社會保障廳還將要求下屬各地市和縣級勞動部門，一定要認真貫徹落實規定，不能打折扣，不能講人情，對違反勞動保障法律法規的行為，必須嚴厲查處，一查到底。對那些情節嚴重、社會影響惡劣的違法單位和屢教不改的用人單位，該向社會公布的絕不能姑息，一定要予以曝光。

　　正是在政府和社會各界的監管和督促之下，很多工廠也開始意識到改變的必要。從去年開始，尤其是今年歐美對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