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的道路

　　改革開放之初，中國人均GDP不足300美元，處于很低的發展水平。為解決溫飽和改善基本生存條件，國家的注意力幾乎全集中于短期經濟增長，不惜代價地改善人們的基本生存條件。

　　這種增長方式的特點，是高消耗、低效率、重污染，以大量的資源、勞動力和環境投入，換取高增長，使人們的基本生活條件有所改善的同時，也制造了大量經濟社會的不均衡

以及人與自然環境的矛盾。

　　如今這種慣性仍然在繼續。如在經濟增長的量與質的關系中，往往把速度和數量放在第一位，甚至發展到“GDP崇拜”的程度；在經濟增長與發展的關系中，往往把增長等同于財富、增長就看作是發展；在經濟與社會發展的關系上，往往重經濟發展、輕社會發展，見物不見人，忽視發展的均衡關系；在人與自然的關系上，往往只想利用自然、向自然索取，甚至企圖“征服”自然。

　　現在，

　　金宏偉 周宇/文 金宏偉/輯

　　成思危：宏觀調控與金融改革

　　《中國財富》：您認為宏觀調控中是否存在“國進民退”的問題？

　　成思危：我不贊成“國進民退”的提法，但民營企業在新一輪宏觀調控中確實受到了很大的沖擊。貸款卡位以后資金供應不上，確實有很多民營企業出現萎縮和增長放緩的現象。這需要從兩方面進行分析，一是民營企業確實存在盲目擴張現象，在銀行有大量貸款，長遠來說對其自身發展也相當不利；二是與國有企業相比，民營企業損失比較大，但從國家出臺若干政策來看，鼓勵民營企業發展已經非常明確。

　　《中國財富》：您怎樣看待對外資開放人民幣零售業務后，國有銀行面臨的高端儲戶流失的挑戰？

　　成思危：人民幣零售業務開放后，包括現在，國有銀行高端客戶有可能流失，從某種程度上有必然性。外國在中國的獨資公司可能到外資銀行開展業務，中國有外資的上市公司以及海外上市公司也有可能流失。但根本上我們應該提高效率，抓緊時間提高自身競爭能力。

　　《中國財富》：銀行業改革中您最關心的問題是什么？

　　成思危：我最關心中小企業融資環境的改善，所以倡導社區銀行的建設。按照中國新的《物權法》，對私人財產的保護成為重中之重。去哪里存錢，你是管不到的，也不能限制。 靈活應用債務融資和權益融資來解決融資問題是當前特別需要加強的工作。發展社區銀行進行民間借貸不失為民營中小企業融資好方法。另外發展擔保公司、發行企業債券、增資擴股、并購、典當等等方法都是民營中小企業融資的多種渠道。

　　陳清泰：轉變經濟增長方式中的政府作用

　　改革開放之初，市場和市場主體有待發育，政府工作重心轉向經濟建設，承擔起了主導經濟增長的任務。政府通過深度介入經濟領域，成為推動經濟增長的主體。在當時，這幾乎是唯一的選擇。在形成這種增長方式的過程中，出現了一些特征。

　　“全能型”和“建設型”政府的經濟職能不斷擴展。政府不僅統攬經濟全局，而且對微觀經濟直接干預，抑制了市場和市場主體在經濟增長中的主體地位。

　　政府控制的國有經濟不僅掌控制著經濟命脈，而且在國民經濟中占有絕對的比重；又通過大量經濟性審批等手段直接控制著各類企業的投資和重大經營決策。政府實際上掌控著較多的資源要素配置權。強烈“創造政績”和改善財政狀況的沖動，使不少地方以可比省市為攀比對象，不顧資源條件和環境承載能力，不斷制定雄心勃勃的經濟增長計劃。

　　政府利用行政動員能力向企業分派指標、誘導企業投資、扭曲土地和勞動力等要素價格、實行區域市場保護、插手信貸投向、動用財政資金、制定“特殊”激勵措施，并巡回督察政府增長指標落實情況，以期按政府意志創造經濟增長。

　　企業，特別是國有企業缺乏產權約束，又受到政府控制，很容易走上熱衷于低水平外延式擴張、忽視內涵素質提高的軌道，與政府主導的速度型增長模式形成正反饋，強化了粗放經營的微觀基礎。

　　政府主導經濟增長扭曲了政府職能，弱化從公眾、長遠和環境利益出發的社會管理職能。政府公共職能具有不可替代性。離開或弱化了政府的監管，浪費資源、損壞環境的粗放經濟增長模式就會繼續和蔓延。

　　這種利用政府動員能力推動經濟增長的做法，在改革開放初期起到了積極作用，功不可沒。重要的是保障了人們基本生存條件不斷得到改善，使改革開放得以進行。但是，政府是一個特殊的主體，既缺乏市場信息和市場感受，又追求多元目標、而且有巨大的公共權力和動員能力。實踐證明，繼續政府主導的經濟增長，就很難擺脫粗放的高速度、低效率的經濟增長模式。

　　在新的形勢下，繼續由政府充當經濟增長主體，會帶來了一系列弊端：政府掌握較多的資源要素配置權，會抑制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必然降低資源配置效率；政府動用公共資源和行政手段，介入市場競爭過程，會扭曲土地等要素的市場價格，鼓勵和保護低效率，增強低水平重復建設的沖動；一些地方采取措施保護本地市場和本地企業，設置行政壁壘、分割市場，會扭曲和削弱了政府的監管行為、弱化了監管能力；一些地方政府將自己的經濟增長目標分解給部門和企業，替企業“招商引資”、以特殊優惠吸引、鼓動企業投資，以及對國有企業的經營決策、高管人員任用的干預，扭曲了政企關系，抑制了企業活力；出現的不良業績有人“買單”，企業也就失去了改善的動力；政府經濟職能過度擴展，擠壓了社會組織、行業協會發揮作用的空間。政府對社會組織、行業協會的干預，使他們不能在政府與企業、企業與企業中獨立發揮作用。沒有市場中介的服務做支撐，使企業有事就得求助與政府，市場作用難以很好發揮。

　　不同的經濟增長主體，會采取不同的增長模式，產生不同的效果。在新的形勢下，政府的經濟管理職能應當及時退居到經濟調節、市場監管的角色。并實施一系列有利于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政策。

　　1、明確政府在經濟增長中的定位

　　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必須解決的一個體制性問題，是調整經濟增長中的政府定位。

　　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就必須由政府主導的經濟增長，讓位給政府調控、市場主導、企業創造經濟增長的模式；由主要依賴資本、資源、勞動力投入，轉向主要依靠科技進步和提高勞動者素質的軌道，使提高效率成為經濟增長的主要源泉。政府減少了資源配置權，主要職能轉向公共管理和服務后，對經濟的影響仍無處不在。重要的是通過它設計的體制框架和政策環境，更大限度地發揮市場作用，放手讓企業創造經濟增長。同時，政府從維護全局、長遠和公眾利益出發，通過經濟調節、市場監管等政策工具，對企業行為進行引導和施加影響，矯正企業的非正常行為，實現經濟高效、協調、快速、可持續發展。

　　2、維護有效率的市場，創造有競爭力的市場環境。

　　進一步完善有效率的市場，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是提高全要素生產率的一個基本條件。

　　政府關注區域經濟增長的方式，要轉向創造有競爭力的市場環境。有效率的市場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對生產要素的吸引力；二是投入生產要素的產出效率。市場環境主要是指，物質基礎設施、市場進入和退出壁壘程度、人員的技能與技術素質、勞動力市場的靈活性、誠信環境、金融安全和融資成本、與國際市場對接的程度、企業對政府和辦事機構的非正常支付、司法公正和司法效率、政府監管的規制性、穩定性和透明度、政府的服務能力和行政效率等“軟環境”和“硬環境”。這些細節方面的差異，就會導致地區市場環境的差異、決定對要素的吸引力和產出效率，從而決定區域經濟增長。

　　3、實施有利于經濟增長機制轉變的政策。

　　離開了政府的政策導向，經濟增長方式不會自然轉變。政府要實施一系列引導和迫使企業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政策，創造支持可持續發展的商業環境。

　　實施促進產權流動重組的政策。產權的流動性和市場化配置的程度在相當程度上決定經濟效率。但是，目前在不同所有制之間，不同地區、不同行業，不同企業之間的產權流動仍受到行政的、人為的阻礙。而產權是否向高效率的方向流動，以及流動是否安全，則取決于產權歸屬是否清晰，以及產權保護是否嚴格、到位。要按照“歸屬清晰，權責明確，保護嚴格，流轉順暢”的要求，完善產權流動法規、產權交易市場和中介服務。

　　實施有利于技術進步的政策。科技創新機制不健全，經濟增長過度依賴資本和資源投入，是經濟增長方式落后的重要原因。科技革命的重大突破，為我們實現超越式發展提供良好機會。要實行激勵科學發展和科技創新的政策，并使其制度化。包括完善科技創新體制、發展風險投資、強化知識產權保護的政策，實施鼓勵技術開發投入的財政稅收政策、鼓勵產學研結合、發展技術市場、增加教育和科技投入的政策等。

　　實施利用信息化實現超越式發展的政策：信息技術是當代偉大的生產力，它對全社會巨大的滲透力超出了幾乎所有人的預料；它對社會結構、產業結構、管理制度和經濟增長方式的革命性影響將決定國家競爭力。不同經濟增長方式立足于不同的技術基礎。歷史上，由于政治制度的落后，中國錯過了多次科技革命的機會，使一個世界強國，淪落到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境地。信息技術為中國實現超越式發展提供了可能。如果錯過了這次機會，就會犯歷史性錯誤。就傳統技術基礎上的工業化而言，我們比發達國家晚了上百年，但就信息技術而言，我們的差距遠沒有那么大。我們不應把信息技術僅僅當作一種傳播工具，而應把它看成是當代最偉大的革命性的生產力。面對這一新的生產力，我們必須趨利除弊，但絕不能不能因噎廢食。黨和政府以怎樣的理念、如何把握這一難得的歷史機遇，將決定在這一輪較量中中國的復興和國家競爭力。

　　實施促進服務業發展的政策：把工業化與第三產業對立起來，是經濟增長機制不健全的重要表現。發達的服務業不僅可以為大眾提供良好生活服務的消費性服務業，有利于擴大內需；而且生產性服務業所提供的產前、產中、產后服務，是制造業降低交易成本最重要的環節；服務業自身對制造業的增值功能不能小視。在包括研發、設計、信息、品牌、供應鏈管理、零售、金融、保險、物流、投資等在內的整個產業鏈中，“制造”只是一個環節，而且是消耗資源最多、污染環境最嚴重，而增值量又較低的環節。盡管制造業對一個國家的經濟具有基礎地位，但在整個產業鏈中，現代服務業恰恰處在增值鏈的高端。服務業不發展，在產業鏈分工中就只能處于“賣苦力”的地位，不能更多分享高附加值環節帶來的效益。

　　實施有利于建設節約型社會的政策；實施資源開發與節約并重，節約優先的政策。要使能源和資源價格反映資源稀缺程度，發揮市場機制的調節作用；制定越來越嚴格的能源、資源消耗率的強制性標準和綜合利用規范，并強化政府的監督職能；加大節約資源和替代資源關鍵技術的開發力度，實行促進節能、節材技術推廣應用的財稅政策；形成強大的社會輿論，增強全民節約意識。

　　實施有利于環境保護的政策：制定越來越嚴格的環境保護標準和法規；加強環境執法力度；完善自然資源有償使用機制和價格形成機制，使價格反映資源稀缺程度；完善環境保護和生態恢復的經濟補償機制；逐步建立水權、排污權交易制度。

　　4、推進市場主體改革，奠定轉變經濟增長機制的微觀基礎

　　企業效率的總和決定國家經濟效率。但是，只有產權清晰的市場主體才會追求質量-效益型經濟增長。

　　要進一步深化企業改革，使曾依附于政府的國有企業、曾受到種種不平等待遇的民營企業，都擁有獨立的法人財產權、決策權、經營權并自主承擔風險，成為獨立的法人實體、市場競爭主體，成為經濟資源配置的主體和創造經濟增長的主體。通過市場競爭提高資源配置效率，

　　產權具有追求效率不竭的動力。要深化國有資產管理體制改革。國有產權不越位、但必須到位。要強化私有產權保護、大力發展股份制、為各類市場主體提供公平的市場機會，奠定質量-效益型經濟增長的微觀基礎。

　　5、強化對市場主體“負外部性”效應的管制。

　　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和實現可持續發展的效果往往反映在社會效益、環境效益、長期效益。靠市場和市場主體的自發力量不一定能實現轉變經濟增長模式的目標。

　　政府的市場監管是必不可少的。盡管企業“內部性”的事物不是政府直接干預的領域，但企業行為中的那些“外部性”影響，如國土規劃、不可再生資源的使用、環境保護、社會分配、公共安全與衛生等是政府必須從公共利益出發，進行干預的領域。在這些領域，政府要用經濟、法律、技術法規和標準等政策工具進行切實的干預、管理到位。不能以“簡化審批程序”，而有失責任。現在的問題是企業“內部性”的事政府管了許多，企業“外部性”的事政府尚未很好地承擔起責任。

　　6、轉變政府職能，全面履行政府的公共職責

　　轉變經濟增長方式，涉及體制性轉變，其中政府改革是最重要的載體。要由“無限政府”轉變為“有限政府”；由“權利政府”轉變為“責任政府”；由自由裁量的治理體制轉變為基于法制規則的治理機制；由閉門操作的治理方式，轉變為公開、公正、公平的執政方式。

　　隨著市場主體多元化、利益取向差異擴大，公眾對公共規則、公共服務、公共管理、公共設施等公共品的需求迅速上升。充裕、良好的公共品會降低社會總成本，為高效經濟提供保障。要通過建立對政府和政府人員科學的考核評價體系，促使政府在做好經濟調節、市場監管的同時，更好地承擔起社會管理職能，提供良好的體制和政策框架、社會和市場規則，提供社會協調、基礎設施、社會保障等公共產品和服務。發揮市場和市場主體不可替代的作用。

　　梁彗星：“排他性”的物權才是完整的物權

　　近期審議的《物權法(草案)》第二條第二款規定：本法所稱物權，指自然人、法人直接支配特定的物的權利，包括所有權、用益物權和擔保物權。

　　我建議應修改為：本法所稱物權，指自然人、法人直接支配特定的物并排除他人干涉的權利，包括所有權、用益物權和擔保物權。

　　物權具有“排他性”，具有“排除他人干涉”的效力，這一點具有非常重大的意義。公權力和私權的界限在什么地方？就在物權的“排他性”。一家人住在房子里，國家機關的公務員就不能隨便往里面闖，那個界限就是物權的“排他性”。由于物權具有排除他人干涉的法律效力，這就劃分了公權力和私權利的界限：房屋大門之外，是公權力活動的范圍，房屋大門之內是私權利的活動空間，公權力要跨越這個界線，惟有兩條：一是物權人同意；二是持有搜查證。

　　物權法草案中規定物權的定義，一定要明文規定物權的“排他性”。物權的“直接支配性”，是人類的本能，是“自然屬性”，誰都懂。唯獨這個“排他性”，是“法律屬性”，要通過法律的明文規定并且向整個社會灌輸，使我們的人民尤其公務員認識物權的“排他性”，明確公權力和私權利的界限。不然的話，像現在警察動不動往人家家里闖，動不動就沒收人家的三輪車、摩托車，就強拆人家的房屋，這些違法行為就得不到糾正，依法行政就會遙遙無期。

　　民事權利有多種，唯具有“排他性”的權利才受刑法的保護、侵權法的保護。進入他人房子偷東西的，構成盜竊罪；當街搶奪財物的，構成搶奪罪。為什么？因為人家的物權具有“排他性”。不具有“排除他人干涉”的效力的權利，如合同上的權利，只能受違約責任的保護。司法實踐中，經常涉及“罪與非罪”的界限，而“罪與非罪”的界限，就在于受侵害的權利有沒有“排他性”？侵犯具有“排他性”的權利，構成犯罪行為，當然就是“罪”；侵害不具有“排他性”的權利，只能追究違約責任，當然就是“非罪”。

　　物權的“排他性”，還與判斷證據有關。若干年前美國那個殺害前妻的“辛普森案”，為什么法官當庭宣判辛普森不構成犯罪？關鍵在于，法庭查明聯邦警察是在沒有搜查證的情形，翻墻進入辛普森的住宅搜出兇器和血手套的。因為私人住宅所有權具有“排他性”，聯邦警察在既沒有得到房主同意也沒有取得搜查證的情形翻墻進入，就構成“違法行為”，而“違法行為”取得的證據屬于“非法證據”，當然不具有“證據效力”。我國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證據的解釋文件也規定，“違法取得”的證據，不具有證據效力。什么叫“違法取得”？沒有事先取得搜查證進入私人住宅、進入具有排他性的物權效力范圍，就屬于“違法取得”。

　　王建：建設節約型社會重在生產節約

　　中國目前在生產中的浪費隨處可見，其原因主要是由于使用中的設備技術落后以及企業規模過小，致使中國在鋼鐵、水泥、電力、機械、建筑等等許多生產領域，每單位實物產出量所消耗的能源和原材料水平，都大大高出發達國家的平均水平。因此，建設節約型社會要通過立法和經濟手段，強制報廢一批落后的生產設備，采用財政補貼和國家對貸款貼息的辦法，以及加速折舊的辦法，支持企業盡快淘汰和更新設備。還要嚴格限制企業所使用設備的技術水平與規模水平，大力提倡規模經濟。

　　生產節約可以分成增量節約與存量節約。“增量”節約就是指如何提高資源的開采和加工效率，以提高資源的利用率。“存量”節約則是指已經被加工成產品的資源，如何回收與再利用的問題，就是我們一般所說的“循環經濟”。

　　從中國的工業化發展階段看，至少在未來10年內，生產節約的重點應放在增量節約方面，因為發展循環經濟需要一定的社會產品積累，才有較大空間。以鋼鐵為例，建設工業化國家一般可以用兩個鋼鐵指標來衡量，一個是鋼鐵生產能力的人均占有量，一個是人均鋼鐵蓄積量。從工業發達國家看，當基本上完成工業化時，人均鋼鐵生產能力大約為700公斤到1噸，人均鋼鐵蓄積量則在10噸左右。當人均鋼鐵蓄積量達到10噸，鋼鐵的的生產能力就會逐步衰退，這是因為在工業化完成階段，居民對物質產品的消費的已經基本上滿足，消費開始轉向服務業領域，鋼鐵工業主要是負擔居民對原有產品更新的要求。但是由于更新產品是“以新頂舊”，被淘汰和報廢的產品例如汽車和房屋建筑中，都包含著大量金屬材料，而在報廢的金屬產品中，金屬回收率一般都可以達到80%，這樣就為發展循環經濟提供了廣闊空間。發達國家的鋼鐵工業之所以會是以電爐煉鋼為主，占到全部鋼產量的80%，就是因為發達國家的爐料是以廢鋼為主。

　　對比中國這樣的發展中國家，由于經濟發展階段的限制，中國在目前的鋼鐵生產中，仍是以使用鐵礦砂煉鋼為主，要占到粗鋼產量的85%，其余15%用廢鋼煉鋼，其中還有60%的廢鋼是靠進口。在中國目前的鋼鐵消費中，房地產業約占了60%，機械工業占20%，汽車工業占了4%，以房屋平均50年使用年限、機床和汽車平均15年使用年限計算，至少在未來10年內都不會有大量蘊含在房屋、機床和汽車中的金屬進入報廢期和可回收期。而且中國的城市化才剛剛起步，汽車也才剛開始進入家庭，中國離居民主體已經基本滿足了對物質產品需求的目標還差得很遠，如果中國是在2030年前后才能基本上完成工業化，則在未來20年內，中國的鋼鐵業都可能不會進入以廢鋼鐵循環為主的階段。

　　所以，生產節約的重點應放在提高對增量資源的使用效率方面，即要通過立法和經濟手段，促進提高資源的開采率，和支持企業對落后的生產能力進行大規模技術更新與換代，使中國的采礦業與制造業能盡快轉換到節約資源的新的技術軌道上進行生產。

　　辛章平：城市規劃應允許公眾參與

　　近年來，隨著市場經濟的深入發展，隨著社會各方利益訴求的日益多元化及其激烈碰撞，城市規劃領域中的公眾參與問題在我國越來越為人們所關注。人們逐漸認識到，公眾能否參與城市規劃，公眾是否參與城市規劃，不再僅僅是與規劃部門相關聯的事，而是一個關乎社會能否和諧穩定發展的重要基礎之一。特別是基于人們權利意識的覺醒及城市規劃領域日益顯露出“規劃聽領導的，領導聽老板的”令人憂慮的傾向，社會各界公眾要求參與城市規劃以維護城市空間資源配置公正性的愿望和呼聲，呈現出越來越強烈的態勢。

　　在我國，現代意義上的城市規劃基本上可以從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起為起始點。自那時起，長期以來，我國城市規劃的過程基本上是以政府為主導自上而下進行的。在傳統體制下，我國的城市建設和更新都是在政府及規劃建設管理部門的封閉系統中閉門運作完成的。在這個封閉系統中，城市的任何建設和更新項目，由立項、方案設計、建設實施、組織驗收的自開始到結束的全過程，都是在政府和規劃管理部門及其相關部門間進行的。在這個封閉系統運行的過程中，除了政府和規劃管理部門及其相關部門，與城市建設和更新的立項、方案設計、建設實施、組織驗收不相關的部門，均無從知曉和參與其中。至于社會公眾參與城市規劃，則更無從談起。由于城市規劃從制定到完成的整個過程都是在這個封閉系統中進行的，城市建設的發展過程和要達到的經濟、社會目標，便自始至終貫穿著政府及規劃部門的主導意志和判斷。而作為城市建設和城市活動主體的社會公眾，在這一過程中，卻沒有相應渠道表達他們的利益要求和主張。在這一過程中，他們只能執行和貫徹城市規劃，聽從城市規劃的安排。生活在城市中的居民對城市規劃與自身利益的矛盾，都被淹沒在“執行、貫徹和聽從”之中。

　　如果說，在過去計劃經濟體制下，居民對城市規劃的“執行、貫徹和聽從”，尚有一個“各方利益訴求尚較為一致”的大的前提，從而使“執行、貫徹和聽從”尚有其合理的一面，那么，在我國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已經多年的今天，在社會各方利益訴求已經多元化，在強勢群體侵蝕弱勢群體利益的現象不斷發生的情況下，城市居民及社會弱勢群體對城市規劃僅有“執行、貫徹和聽從”的“權利”，而不能切實參與到與自身利益密切相關的規劃之中就是不合理的了。

　　面對這種利益多元、各方利益訴求相左并且很難協調一致的狀況，人們希望有一個絕對公正，不會考慮私利的機構來進行城市規劃編制和管理，因為這樣的機構可以綜合考慮、關注和平衡社會各利益群體的利益。但遺憾的是，現實的情況告訴我們：限于人類社會目前的發展階段，這在任何社會、任何國家、任何地區和任何城市都是不可能的。那么，面對這樣一個“不會考慮私利而進行城市規劃編制和管理的機構”不能產生和存在的情況下，我們如何使社會各方利益達致協調和平衡呢？有效的措施就是在進行城市規劃的過程中，推行真正意義上的公眾參與。

　　近年來，關于公眾參與城市規劃的討論可謂多矣，這些討論基本含蓋了公眾參與城市規劃的各個方面。但是，通觀我國各城市對公眾參與城市規劃所采取的措施和推行的力度，尚不能說是積極的和有力的。在相關各界討論和呼吁了如此長的時間，在國外已有較為成熟的公眾參與城市規劃模式可資借鑒的情況下，我國的城市規劃公眾參與仍然停留在“事后參與”和“被迫參與”的狀態，其根本原因是與我國公眾參與城市規劃的微觀層面的法理依據的缺失有著密切的關系。

　　在最能體現公眾參與城市規劃微觀層面法理依據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城市規劃法》中，在其全部22條規定中沒有明確的關于公眾參與城市規劃的條款。可以勉強和公眾參與城市規劃有關聯的是第十條。該法第十條規定：“任何單位和個人都有遵守城市規劃的義務，并有權對違反城市規劃的行為進行檢舉和控告。”但即使是這第十條，其本意亦是說任何單位和個人(公眾)“有權對違反城市規劃的行為進行檢舉和控告”。這里的“城市規劃”顯然是已經制定完成了的，甚至是正在實施過程中的。公眾擁有的權利只是對違反這個已經制定完成了的甚或正在實施的“城市規劃”的行為進行檢舉和控告。顯然，如果仔細研讀，就是這個《城市規劃法》中可以勉強和公眾參與城市規劃有關聯的第十條，其亦未包含公眾參與城市規劃的實質內容。這樣，公眾參與城市規劃就不得不面臨法理依據的缺失。而對于公眾參與城市規劃來說，這個缺失是非同小可的。在現實中，這個根本性的缺失可以使公眾參與城市規劃成為一件于法無據的事情，進而使之可以成為一件可以提到政府工作日程上也可以不被提到政府工作日程上的可有可無的事情。可以說，這是我國各級城市政府對推動公眾參與城市規劃不積極、不主動的根本原因。

　　特別應該指出的是，在有些城市，相關部門是以“施舍”的心態來對待公眾對城市規劃的參與的。在安排公眾“參與”城市規劃時就已經計劃把其作為政績之一“預寫”進年終總結了，從開始就根本沒有把公眾對城市規劃的參與予以認真對待過。這是公眾參與城市規劃總是停留在“事后參與”和“被迫參與”階段而不能前行的癥結所在。而這個癥結所以長期得不到解決，根本的原因在于我國的《城市規劃法》沒有規定公眾參與城市規劃是法定的程序和必經的環節。

　　因此，應當對《城市規劃法》進行修改，增加關于公眾參與城市規劃的相關章節與條款，給公眾參與城市規劃以堅實的法理依據。如此，公眾參與城市規劃的潮流必將井然有序地呈現在我們這塊古老而有年輕的土地上。

　　楊松：城市商業布局存在結構性矛盾 應積極發展新型商業業態

　　目前我國城市商業業態落后、結構性矛盾突出。一是“城市空心化”給市級和地區級商業中心帶來了極大的沖擊。二是舊城拆遷改造規模大、范圍廣，新建小區增多，打破了原有的區域界限。一些原來的地區級商業中心逐漸衰落。三是城市邊緣集團形成，新的商業中心建設遲緩。

　　對此，政府要適應職能轉變的要求和現代流通業的趨勢，改善管理商業的方式和手段，充分發揮政府對市場的組織、調控和監管作用，加強對新建商業項目的審批管理，特別是在市中心區投資規模過大的商業網點要嚴格控制。要引導社會資本向新建小區、邊緣集團和農村地區發展商業。

　　實施商業網點規劃

　　發達的市場經濟國家普遍重視商業發展規劃工作，日本、法國和美國最具代表性。日本以項目審批為主要管理手段，美國以規劃約束為主，法國是規劃和審批并用。日本《大規模店鋪選址法》規定，凡是1,000平方米以上的商業設施，均要按照合理商業布局、保護生活環境原則進行審批。法國的《魯瓦耶法》和《拉法蘭法》規定，凡是新建和改建營業面積300平米以上的食品商店及1,000平米以上的非食品商店須經商業配置委員會審批。審批的標準是：商店稠密度，就業情況，競爭狀況，消費者需求，交通狀況，保護環境，避免擾民。美國商業規劃具有很強的法律效力，商業網點只允許在符合規定用途的區域內設置。商業規劃的原則是減少交通堵塞，防止火災和應對突發事件，改善居民的生活質量，合理使用土地，對現有商業的影響。其出發點基本相同，概括起來主要是要促進流通的現代化，促進大中小商業協調發展，促進經濟與社會的協調發展。發達國家通過制訂和實施商業網點規劃，保證了商業網點建設的持續健康發展，保證了商業網點建設與社會經濟的協調發展，其經驗值得我們借鑒。

　　國內現已有長春、濟南、哈爾濱等近百個大中城市的政府頒布了商業網點建設管理辦法或規定，從效果上看，這些城市的商業網點建設管理工作已逐步走上了法制化、規范化軌道，促進了商業網點的發展，對整個城市功能的發揮和城市經濟的繁榮都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

　　理順業態結構

　　業態結構也是一個需要重視的問題。業態結構是一件非常復雜的事情，關系到一個城市商業的發展，影響城市商業整體布局。業態結構應適應不同的消費階層和人們的消費水平與習慣。大中型商場應定位在中、高檔消費群體，高檔豪華商廈和購物中心應定位于高收入階層；超市連鎖店、便民店則定位于廣大的消費群體。這就要求業態結構的調整要面向多層次的消費群體。此外，業態結構的調整還應充分考慮人們對方便、快捷、娛樂、休閑的追求。

　　以北京為例，傳統的城區商業業態主要以大型百貨店為主。但近年來，百貨店在超市、便利店、專賣店等新型業態的夾擊之下，逐漸喪失了原有的優勢。其在2003年的零售額占當年連鎖經營額比重達10.27%，而到2004年下降到9.41%。有鑒于此，大型百貨商場應避開與新型零售業態的正面競爭，進行錯位經營；減小競爭力較弱的商品經營比重，增加競爭力相對較強的商品經營比重；提高商品經營檔次，突出特色商品；挖掘經營面積，開架售貨，減員增效，向主題性購物中心、ShoppingMall、時尚現代百貨轉型。

　　城市建設日新月異，新建小區不斷完工，社區商業成為城市商業布局的又一個重點。發展社區商業，要積極引進、發展新興業態，降低成本，方便人民生活。社區商業的重點是連鎖超市和便利店。連鎖超市是居住區的一個理想選擇，其規模比便利店大、成本低、購買便捷、省時省力，對日常生活用品及一般消費品的銷售非常適應，也適合人們日益加快的生活節奏和正在更新的價值觀念。

　　建立現代分銷體系

　　現代商業的繁榮與力量在于它建立了一個健全的分銷體系。一個地區的商業是否發達，主要看它的分銷體系和結構。分銷越來越成為產業鏈中的主導環節，分銷既控制了上游制造商，又影響到零售終端。分銷體系與零售業態是密切相聯的。如果說業態是看得見的，那分銷就像是一只看不見的網。分銷是業態發展和轉型的保障體系。現代分銷體系具有“扁平、直接、快速、深度”等特點，也就是渠道扁平化、終端直接化、運轉快速化、操作網絡化，充分實行價值鏈的整合。

　　北京市“十五”時期商業發展規劃中提到，北京今后將促進兩網(即促進連鎖商業網和電子商務網的發展)，提高三區(即提高城市中心區、商務中心區、中關村科技園區)商業發展的水平，繁榮三圈(即發展三環路周邊以零售商業為主的商業圈，四環路周邊以大型專業市場、批發市場和新型零售業為主的商業圈，公路一環周邊以大型多功能購物中心和現代化商業物流配送區為主的商業圈)。這些措施亦有利于就業情況，消費者需求，交通狀況，保護環境等問題的解決。

　　張蘊嶺：以區域合作一體化促進可持續性發展

　　中國正在確立新的發展觀，建立節約型經濟和節約型社會，這是一個意義深遠的發展和轉變。同時，中國也應該在參與區域合作中積極推動可持續發展合作，中國應該而且可以在這方面發揮更大的作用。

　　目前，區域一體化與合作的主要內容是推動貿易投資與服務市場的開放，促進經濟的增長。事實證明，如果主要的努力放在增長本身，那么會導致經濟社會發展的不平衡，最終可能會導致經濟社會發展的不可持續。為此，區域合作應該把實現本地區各國的可持續發展作為主要宗旨之一。為此，提出以下幾點看法：

　　第一、地區合作要把推動新的增長方式作為重要目標。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具有追趕與追隨發達國家的特點，因此，經濟的高增長往往帶來高能耗、高污染和低產出的弊端，從而使得增長的代價相當高。這樣的經濟增長是不可持續的。在這方面，首先使各國自己要調整發展經濟發展模式，同時，更要發揮國際，尤其是地區合作的作用。比如，在區域合作中，要把推動節能技術、循環經濟和第三產業的發展作為重要內容，形成新的發展觀共識，走平衡發展的道路，同時，也要設立具體的合作項目，發展節水、節能技術和產業，改變傳統工業化的增長以及消費模式，引導人們走不同于傳統發達國家的老工業化生活方式的新生活方式。為此，可以考慮在地區合作框架下，就“新生活方式倡議”達成共識，通過合作項目，推廣現有經驗，培育新的范式典型。

　　第二、目前，世界和地區都面臨新的挑戰：能源需求迅速增長，價格上漲；工業污染進一步加重，水、大氣和生態環境惡化。這些問題不僅僅是哪一個國家的問題，因為它們都具有超越國界的特征，因此，要解決這些問題必須加強國際合作。區域合作要在推動能源、資源、水源與環境的治理和改善方面做出更大的努力，以推動資源的合理開發與利用，遏制生態環境持續惡化的趨勢。在東亞合作中，已經有一些進展，比如東北亞中日韓的環境合作項目，不僅著眼于對現有污染源的治理，而且也重視長期的生態恢復和平衡。比如，2005年6月在中國昆明召開的大湄公河次區域合作領導人會上，各國就一致同意，把可持續發展作為合作的主要目標。建議在地區合作框架下制定河流、海域減排(污水排放)行為守則，制定區域治理目標。

　　第三、跨國公司投資是促進發展中國家經濟增長的重要因素，但是，他們也往往是延續傳統工業化生產方式，轉移過時技術，甚至擴大污染來源。創造優化環境，促進增加投資是必要的，但是，應該對那些制污、轉污、排污與高耗能、低產出的投資進行限制，要通過區域合作制定投資指導原則，制定投資行為守則，對有利于可持續發展的投資進行獎勵。

　　劍橋教育：給鄉村植入教育基因

　　“教育產業化與否的爭論其實是概念的爭論，勿庸置疑中國的學校需要改革其陳舊的教育理念和管理理念，而且學校需要引進商業管理法則，但教育的根本目的是服務社區、服務國家。”英國劍橋教育集團中國區總裁柏安地(Andy Brock)始終覺得教育是最不需要爭論而需要實踐的科學，他領導的學校發展計劃在學校層次通過自下而上的方式，廣泛征求社區群眾意見，由學校和社區制定關于未來的發展計劃，包括三年發展展望和每學年的行動計劃。

　　學校發展計劃的目標是鼓勵學校和社區建立聯系，以解決學校的問題并促進學校發展。該計劃在英國和世界很多地區已經存在10多年，但中國是一個全新概念，把概念成功實踐于中國落后農村使他面臨空前挑戰。

　　從項目的結果看，學校校長與社區關系明顯親密了，許多校長認識到：即使學校存在問題，和社區溝通也能夠得到很好的解決。通過項目實施，教師和學生關系發生變化，參與式教學強調以學生為中心，針對項目開發的教學材料給老師們提供實用技能，在全新教育方法的指導下，學生不再畏懼老師，不再畏懼學習，勇于發表意見。

　　成思危：社區銀行大有可為

　　1，社區銀行大有可為。“除了貸款風險高以外，交易成本高是銀行不大愿意貸款給民營中小企業的背后原因。”成思危接受《中國財富》采訪時表示。他建議國家開放扎根社區的銀行投資，這些銀行的主要功能是提供小額項目貸款和中小企業融資。“相同數量的貸款給大型企業一次就可完成；而分配給許多貸款額度小的民營中小企業，加之這些企業對貸款流程不熟悉，必然導致交易成本高，導致成為了一個市場空白點。銀行貸款給國企是國有對國有，出了問題也是國家承擔；貸款給民營企業一旦出了紕漏銀行就要承擔較大政治風險。”外資銀行的進入就在眼前，進一步對民間資本開放銀行業務勢在必行；

　　2，宏觀調控應該著眼解決深層次矛盾。成思危認為宏觀調控第一個階段應該主要把握“銀根”和“地根”兩個閘門，目前的形式看已經取得了一定成績。下一步應該進行更深層次的改革推進，主要是扭轉靠投資和出口拉動的單一形式，從根本上解決重復建設的矛盾，還需要擴大真正刺激內需增長，重點是農村需求；

　　3，銀行加快改革步伐，防范外國銀行對國有銀行的潛在沖擊。成思危非常關注2007年銀行零售業全面放開之后的國有銀行高端儲戶流失現象，建議盡快加強國有銀行管理能力和加速工行、建行、中國銀行改革和上市整合步伐，引進戰略投資者。

　　梁彗星：物權法的關鍵

　　物權要具有“排他性”，具有“排除他人干涉”的效力。公權力和私權利的界限在什么地方？就在物權的“排他性”。物權具有排除他人干涉的法律效力，這就劃分了公權力和私權利的界限。(圖為上海市民拒絕暴力強制拆遷)

　　王建：強制加速折舊

　　建設節約型社會要通過立法和經濟手段，強制報廢一批落后的生產設備，采用財政補貼和國家對貸款貼息的辦法，以及加速折舊的辦法，支持企業盡快淘汰和更新設備。還要嚴格限制企業所使用設備的技術水平與規模水平，大力提倡規模經濟。

　　生產節約的重點應放在提高對增量資源的使用效率方面，即要通過立法和經濟手段，促進提高資源的開采率，和支持企業對落后的生產能力進行大規模技術更新與換代，使中國的采礦業與制造業能盡快轉換到節約資源的新的技術軌道上進行生產。

　　辛章平：《城市規劃法》應修改

　　公眾參與有利于維護城市空間資源配置公正性，國家應當對《城市規劃法》進行修改，增加關于公眾參與城市規劃的相關章節與條款，給公眾參與城市規劃以堅實的法理依據。

　　楊松：關注商業規劃

　　現代商業的繁榮與力量在于它建立了一個健全的分銷體系。一個地區的商業是否發達，主要看它的分銷體系和結構。分銷越來越成為產業鏈中的主導環節，分銷既控制了上游制造商，又影響到零售終端。分銷體系與零售業態是密切相聯的。如果說業態是看得見的，那分銷就像是一只看不見的網。分銷是業態發展和轉型的保障體系。現代分銷體系具有“扁平、直接、快速、深度”等特點，也就是渠道扁平化、終端直接化、運轉快速化、操作網絡化，充分實行價值鏈的整合。

　　林毅夫：新農村教育

　　北京大學經濟中心主任林毅夫教授對《中國財富》表示：“農村教育不僅僅是農村投入的問題，同時也是國家教育資源優化的問題，讓農民子弟有資格到城里接受教育也是提高農村教育水平的有效方法。

　　林教授談到的教育分為兩個層次：農民職業教育和兒童基礎教育，他堅持應該讓部分農民接受城市教育后參與就業，留下的農民加強農村基礎設施建設和信息化建設。對于兒童基礎教育應該納入“新農村”教育體系中，讓教育成為農村建設一部分。這里面一個關鍵因素是政府的支持和政策導向。

　　張蘊嶺：世界和地區都面臨新的挑戰

　　世界和地區都面臨新的挑戰：能源需求迅速增長，價格上漲；工業污染進一步加重，水、大氣和生態環境惡化。這些問題不僅僅是哪一個國家的問題，因為它們都具有超越國界的特征。一個國家如果主要的努力放在增長本身，那么會導致經濟社會發展的不平衡，最終可能會導致經濟社會發展的不可持續。為此，各國應自己調整發展經濟發展模式，設立具體的合作項目，發展節水、節能技術和產業，改變傳統工業化的增長以及消費模式。

　　劍橋教育集團中國區總裁Andy Brock：減少教育不公

　　柏安地是中英甘肅基礎教育項目合作的首席負責人，這個項目由英國政府國際發展部提供1,120萬英鎊貸款于1999年啟動，旨在提高我國西部地區義務教育階段入學率和改善貧困地區基礎教育狀況以減少教育中的不公。

　　他對農村基礎教育的建議是：1，教育以兒童為中心，這個最基本的理念需要貫徹到項目活動的每一個細節之中；2，堅持社會公平，追求社會效率并不應該以犧牲公平為代價，政府應該加大對弱勢群體救助撥款力度；3，用新的教育理念培養校長和老師，保證在整體體制改革緩慢下教育的可持續發展性；4，多角度和多層次的體制改革，體制改革包括國家教育體制和學校管理體制。

　　“對于具體改革建議，中國應該按照自己的國情不能照搬英國或者美國，但是英國有很多做法值得借鑒。”柏安地提出3點改革創見：1，英國的學校設立董事會，成員由當地人和教師組成，擁有正式的組織結構，在中國可以在農村成立教育負責小組，參與學校決策；2，學校應該向家長和社會開放，教師可以請家長做助理，或者無事的家長來到教室和學生們一起上課，這是促進學校和家長互動的好方法。另外可以設立學校開放日，請家長來到學校參與活動并了解學生學習情況；3，英國學校規定每4年-6年召開學校教職工不能參加的家長會，保證學校受到家長監督，在中國可以設立專門的督學機構組織家長就關心的問題參與討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