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學良：窮人太窮導致貧富差距是有錢人的說法

　　本報記者 曲力秋

　　編者按：公平與效率、窮人與富人的沖突無疑是時下國人爭議最多的熱門話題。今天的中國有一個非常奇怪的現象，就是不僅窮人覺得不公平，富人也覺得不公平。隨著一些由改革失誤所帶來的弊端的顯現，經濟學家對這一問題的理解和解釋開始為人所詬。

　　那么，研究社會結構和公正的社會學家，研究財產轉移合法性的法學家，研究公共選擇中公共意義如何表達及聚集的政治學家們是如何從各自研究的角度看待這個問題的？日前，本報記者就上述問題采訪了香港科技大學教授、在同行中享有“社會學界的楊小凱”之稱的丁學良先生。

　　平均社會不等于公平社會

　　《中華工商時報》：最近有經濟學家指出中國貧富差距懸殊的關鍵不是富人太富而是窮人太窮，您怎么看這個觀點？

　　丁學良：這是比較有錢的人的說法。我們看這個問題既不能只看富人怎么說，也不只看窮人怎么說，因為他們都不可能很客觀。必須承認在過去的25年里，如果從扶貧的角度看，中國的扶貧工作雖然不是做得最好但還是不錯的，貧困人口中有25％的人被從絕對貧困線上拉了出來。當然這與中國過去的起點實在太低有關。到現在為止，中國人口中還有18％處于絕對貧困線以下。鑒于這一點，我們應該對國內的一些說法有清醒的認識，很多說法很不科學。因為我們講一個社會里平均還是不平均，并不是看這個社會里到底是窮人太窮還是富人太富，而是要把這個社會里窮人和富人的比例進行比較。

　　《中華工商時報》：您怎樣看中國的貧富不均？

　　丁學良：看這個問題我想應該從這樣兩個角度切入：一是中國改革的起點是一個非常平均化的社會。但這個平均化的社會是不公平的。這里我們一定要把平均和公平這兩個概念給區分開，就是說一個平均的社會不等于是一個公平的社會，一個公平的社會也不一定是平均的社會。舉個簡單的例子，改革開放初期的時候，一個醫院的主治醫生和清潔工一起洗瓶子，這雖然是一個平均的社會，但同時也是一個不公平的社會，中國當時急需從那種狀況下走出來，否則，無論是對這個社會中有才能、有技術的人來講還是對整個國家來講都不好。

　　另一方面，在過去的25年里，這個平均化的社會變的非常的不平均，而這種不平均其中有一部分在我看來是公平的，另外一部分則是不公平的，需要糾偏。特別需要強調的是，中國不平等變化的速度非常地快。根據聯合國一些權威機構的資料，我們可以看出在上世紀80年代初，也就是中國的改革開放剛剛起步的時候，中國的基尼系數是0．29，在全世界處于第二平均的位置。當時全世界最平均的國家是還沒有進行經濟改革的東歐國家，其基尼系數是0．25。然而到了2003年，中國的基尼系數已經到了0．47，是全世界第二不平均的國家，全世界最不平均的國家是拉丁美洲，基尼系數為0．50。也就是說，在過去的25年里，中國由全世界第二平均的國家變成全世界第二不平均的國家，這個變化速度在全世界處于第一，其不平均狀況變化了40％，是全世界變化最快的國家。

　　《中華工商時報》：為什么這些年國人對貧富不均有那么多的說法和抱怨？

　　丁學良：我想最主要的原因是在過去的25年里，我們沒有把消除絕對平均與提倡社會公平放在一個同等的位置上來處理。舉個例子，香港的基尼系數也是0．47，美國的基尼系數在全世界也是名列前茅，為0．45。但在美國和香港，除了少數人之外，大部分人是認可富人致富的現象的。為什么，因為在這兩個地方，雖然也有少數人是通過不公平的辦法致富，但絕大多數富人的致富是符合這個社會里的法律和政策的。換言之，這個社會雖然也有很大的貧富差距，但財富在富人手中積累的過程是不違法的，而中國缺少的正是這個。

　　合理的稅收制度是基礎

　　《中華工商時報》：令人不解的是，在窮人抱怨少數富人占據了太多的社會財富的同時，富人們也在抱怨整個社會有“殺富濟貧”的傾向。

　　丁學良：今天的中國有一個非常奇怪的現象，就是不僅窮人覺得不公平，富人也覺得不公平，這是一個非常不好的現象。像拉丁美洲，雖然窮人覺得不公平，但富人們覺得挺好的，一下子能搞到那么多的財產。但在中國卻恰恰相反。

　　為什么會出現這種現象，因為在過去的25年里，政府在人們怎么致富、致富的程序以及致富以后財富怎么樣處理這些事情上的相關法律和程序都還沒有跟上。我們不能說中國所有的富人都是壞人，但至少國內的老百姓在他們的生活經驗中發現，很多快速致富的人都不是正正當當地按照紙面上的法律和政策致富的，他們往往是靠著特殊的關系、特殊的門路甚至是腐敗和犯罪的方式發起來的。這讓那些沒有富起來的人覺得非常地不公平，而那些富起來的人也覺得非常地不牢靠。

　　如果把中國的富人群體做一個簡單的分析，我們不難發現，在過去的25年里，中國致富最快的人通常是做這樣三件事情，一是玩房地產，二是玩金融，三就是玩特殊的關系。這三個領域恰恰是中國腐敗和經濟犯罪最集中的領域，這就是為什么在中國發了財的人心里不踏實。

　　《中華工商時報》：這也可以解釋為什么中國的富人非常怕上富豪榜。

　　丁學良：是的。對于那些通過比較合理和合法的途徑致富起來的人來說，也還有一個個人所得稅的問題。在計劃經濟時期，國內沒有個人所得稅的概念，所有的稅收都是按企業來收取的�，F在雖然建立起了個人所得稅的稅收制度，但有錢人交的非常少，這是件很麻煩的事情。如果你的大部分收入是合法的，但沒有交納應該交的個人所得稅，那么這個社會的公平概念是建立不起來的，這個社會的公平的制度基礎也不可能建立起來。合理的稅收制度是現代國家的基礎。全世界生活品質最高、國際競爭力指數最好的那些國家，絕大部分都是個人所得稅非常清楚，而且個人所得稅的稅率都是中等和中等偏上的。中國在這方面欠債太多，當然這與我們的稅收制度不太合理有關。

　　建立公平制度需要漫長過程

　　《中華工商時報》：從富人的角度講，他們是不是也應該意識到，建立一個公平的法制社會即使對富人來講也是有好處的？

　　丁學良：富人們應該認識到這一點，但是大部分富人只會想到個人能不能先得到一點好處，這是人之常情。

　　從社會的角度來講，只有那些現在暫時還沒有得到好處、還沒有得到特權的人才會覺得一個公平的制度對大多數人是有益的。所以公平制度的建立必須要通過不同的社會力量之間的較量、競爭，然后才能指望這個社會變成越來越不是強者通吃一切，這需要一個漫長的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