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G20財長和央行行長會議結束了，人民幣匯率問題一如既往地成為熱點，但一貫強硬的斯諾出人預料的“溫和”，讓緊繃的會議氣氛多少獲得些許輕松。會后，斯諾在回答記者提問時甚至說：7月的人民幣匯率改革是“具有里程碑意義的一步”，他甚至指責，試圖用有關匯率的法案“制裁”中國，那是“一種考慮不當的法案”。
作為美國的財長，斯諾的言語顯得“通情達理”。但是，讓我們換一個視角再看，我
們或許會發現鮮明的反差——就在G20會議召開的前幾天，中美關于紡織品貿易的第六輪談判，在美方強硬、甚至近乎蠻橫的態度中宣告破裂。
直觀地看，財長斯諾比商務部長古鐵雷斯更顯“紳士”，但在我們看來，這絕不僅僅是兩個美國男人風度和態度的問題，國人千萬別有錯覺。在人民幣匯率問題上的“溫和”與美國人在紡織品貿易問題中的“強硬”，這可能反映了美國“制華”思路的變化。
2005年7月，中國央行果斷采取行動進行匯制改革，可謂明智。一方面，它大大緩解了人民幣升值的巨大壓力；另一方面——從三個多月的事實來看——它還保持了人民幣匯率的穩定，至少，讓匯率的波動保持在可控的范圍之內。
斯諾自然清楚，要讓中國在短短的幾個月時間內，在匯率問題(這一足以影響整個中國經濟走向的問題上)兩次作出巨大讓步，幾乎不大可能，畢竟斯諾清楚地知道，如果沒有一個健全的市場將無所謂市場化，匯率的浮動需要必需的避險工具。此時“鼓勵”甚至“恭維”的表態，可謂策略，也不失為一種推動的方式。
但是，如果把事情挖向更深的層面，我們必須意識到，美國人也許十分清楚，人民幣升值，雖然會讓中國出口產品的競爭力受到影響，但它畢竟是“雙刃劍”——人民幣升值會同時給中國帶來強大的購買力；另外，人民幣升值中國資產價格也會隨之提高，讓中國百姓更具“財富”，讓中國人在國際市場上顯得更加富有。
所以，用逼迫人民幣升值“制華”，其效果顯然不如貿易大棒。因為，貿易制裁只會使中國經濟更加艱難——既可以通過抑制外需，使中國勞動密集型產業受到打壓，威脅就業，威脅社會穩定，同時又不增加中國購買力和財富效應。
有統計數字顯示，就在人民幣匯制發生根本性變化的7月，美國對華“設限”的紡織品，其涉案金額已達中國對美紡織品出口總額的26%。在那之后，尤其是在第六輪談判再次不歡而散之后，美國人進一步地“設限”，據說已經讓上述比例擴大到40%以上。
作為中國最大宗的出口商品之一，紡織品不單單關乎中國的對外貿易，更關乎中國經濟增長、關乎1900萬城鎮人口的就業、關乎中國的社會穩定。從這一點上看，美國人用對它幾乎“微不足道”的紡織品和中國討價還價，顯然成本最低，而成效最大。
在不久前結束的廣交會上，紡織品難覓美國客商，紡織品服裝成交額罕見地出現下降，似乎正是這個制裁的結果。所以，在貿易領域，美國人表態說，他們絕不讓步，甚至“還將繼續采取類似的行動”；而在匯制方面，美國人則“慷慨”地承認，“選擇匯率制度屬于國家主權行為”，也樂于強調“匯率無序劇烈波動會對全球經濟產生不利影響”。
可見，斯諾并不比古鐵雷斯更“紳士”，他們的異樣態度，無非是美國兩顆“戰術棋子”的不同擺放而已。所以，國人沒有理由因斯諾的和緩“表態”而感到輕松。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