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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 孫 軻 吳雨珊
北京報道
平靜的匯率焦點
同在香河，G20把最受關注的問題留給了中美聯合經濟委員會。
“Hi！”、“Sorry！”除了極度簡短的兩句話和親切有禮的微笑外，美聯儲主席格林斯潘和美國財長斯諾面對媒體惜字如金。10月16日至17日在河北香河召開第七屆20國集團財長和央行行長會議(簡稱“G2O會議”)之前，兩位美國經濟核心人物的到來引起關于中美貿易、人民幣匯率改革的種種熱議。然而，或許是中美貿易談判的推進紓緩了些許壓力，或許是香河亦古亦今的園林建筑融合了氣氛，原本在行前聲稱將對人民幣匯率改革施壓的美國代表團，似乎變得比人們想象中更小心翼翼。
在G20多邊會議上，共有20集團成員國的200多名代表參加，包括各國財政部長、央行行長，以及世界銀行行長、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總裁、作為發展委員會主席的哥倫比亞財長、歐洲中央銀行行長等。
議題主要集中在預先設定的五個方面：全球宏觀經濟形勢與發展、布雷頓森林機構60周年戰略回顧與改革議程、發展援助和創新融資機制、人口老齡化與移民、創新發展理念。會議的成果則是財長和行長們共同審議并通過了會議聯合公報，以及《關于布雷頓森林機構改革的聯合聲明》、《關于全球發展問題的聯合聲明》、《20國集團2005年改革議程》。
其中的一項重要共識是，當前世界經濟面臨著風險和挑戰，主要表現在全球經濟發展與平衡、國際油價攀升、貿易摩擦加劇等方面。為此，各方同意加強政策協調，采取適當措施共同應對挑戰，從而實現全球經濟的持續穩定發展。
10月17日，G20會議閉幕。當天下午，中國財政部長金人慶與美國財長斯諾共同主持了中美聯合經濟委員會第17次會議的開幕式，對人民幣匯率的討論旋即展開。
不過這個被人高度關注的議題，從一開始就打上了平靜的基調。17日的新聞發布會上，斯諾溫和地表示，中國在7月21日調整人民幣匯率這一里程碑的基礎上，正使貨幣實現進一步的彈性化。
美國國會和產業界一直冀望斯諾此行督促中國實行更“靈活”的人民幣匯率，理由是低估的人民幣加大了美國對中國的貿易逆差，從而造成更多產業工人的失業。但是，美中貿易逆差究竟呈現什么樣的態勢，人民幣究竟被低估多少，美方卻沒有仔細考量并拿出十分有力的證據。
與美國副財長亞當斯行前的強硬立場不同，除了積極的評價和展望之外，斯諾似乎也沒有提出實現人民幣“靈活性”的具體內容或時間表。這不禁令人猜想，在美國財政部即將于11月發布的報告里，關于是否將中國列入“貨幣操縱國”的議案究竟會是怎樣的結果？此行的收獲究竟會讓斯諾做出什么樣選擇呢？
“我斷定這次會議不會有驚人的措施出現。”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金融所所長夏斌說，“在人民幣匯率這個焦點問題上，其實美國的主流經濟學家和官員也明白，人民幣匯率問題不是救美國的唯一藥方；恰恰相反，現在全球經濟秩序的矛盾和混亂主要是美國經濟出了問題。”
他表示，美元長期的低利率造成基礎貨幣供應太多，全球流動性過大，大筆投機資金不斷尋找投機對象。如果將網絡泡沫破滅、美國的房地產業處于破產邊緣、投機資金刺激石油價格不斷高企等問題連貫起來，實際上人民幣匯率有小幅升值的壓力，但更多的是世界投機資金和輿論在不斷地給中國施加壓力。
此前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也公開表明，人民幣匯率水平的合理與均衡與否，需及早研究、認識和解決，而減少貿易順差的最佳途徑是鼓勵內需，內需對貿易平衡的影響，甚至遠大于匯率的作用。
改革布雷頓森林機構
作為本次會議的五大議題之一，“布雷頓森林機構60周年戰略回顧與改革議程”被放在會議首日進行討論。會議結束時，G20發布了《二十國集團關于布雷頓森林機構改革的聯合聲明》(下稱《聯合聲明》)，對布雷頓森林機構的使命、治理及管理和業務戰略進行了明確，描繪出布雷頓森林機構改革的路線圖。澳大利亞財長科斯特洛表示，在明年11月于澳大利亞墨爾本召開的第八屆G20財長和央行行長會議上，將就兩機構的改革制定出實質的措施。
1944年，以美元為中心的布雷頓森林體系建立，并成立兩大國際金融機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國際復興開發銀行(即世界銀行)，稱為布雷頓森林機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負責向成員國提供短期資金，保障國際貨幣體系的穩定；世界銀行則提供長期信貸來促進世界經濟的復蘇和發展。
實行美元和黃金直接掛鉤以及固定匯率制度的布雷頓森林體系，早在上世紀70年代就因美元貶值和實行浮動匯率制而徹底崩潰，而兩大布雷頓森林機構作為重要的國際組織得以保留，一直運轉至今。
幾十年來，兩大機構在國際經濟增長和發展中發揮了重要作用的同時，國際社會對布雷頓森林機構改革的呼聲日益高漲。
社科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所長助理何帆表示，對布雷頓森林機構的改革已經呼吁了很長時間，現在主要存在兩方面問題：一是用美元做國際基礎貨幣，缺乏對美元的制約；二是對短期資本流動缺少跨國監控，導致國際金融市場不穩定，由于對幾個主要貨幣的匯率沒有一個保持其穩定的機制，美元、歐元和日元的匯率浮動太大。
“但這些問題要改革是根本上的變革，難度很大。” 何帆說。
夏斌則表示，布雷頓森林體系的核心是建立在美元的霸權地位基礎上，發展中國家在其中的聲音非常微弱，兩個機構主要為美國所控制，應加強南北雙方的交流，增加發展中國家在制定國際貨幣政策中的發言權。
《聯合聲明》亦指出，布雷頓森林機構的治理結構，包括配額和代表性，應反映出各國經濟比重的變化，二十國將尋求為配額改革確定原則，同時應保證所有成員的廣泛代表性。
財政部國際司官員鄒加怡曾指出，增強發展中國家的聲音是布雷頓森林機構改革的根本前提。布雷頓森林機構能否進行有實質意義的改革，取決于其決策機制能否支持這種改革，而當前兩機構的機構治理存在重大缺陷，其決策機制能否保證改革的順利實施值得懷疑。
目前，金錢決定投票權是兩機構決策機制的基本原則，基礎投票權的作用名存實亡。從基金成立至今，基金投票權的總量增加了37倍，而基礎投票權在總投票權中的比重從當年的11.3%下降到2002年的2.1%，一國一票的原則徹底讓位于金錢原則。
國際貨幣基金網站資料顯示，2005年基金投票權的分配如下：美國17.14%，日本6.15%，德國6.01%，法國和英國各4.96%，西方七國共占有45.43%的投票權。如將其他發達國家任執董的混合選區的投票權計算在內，則發達國家控制的投票權占到了60%以上。
何帆介紹說，有一種呼聲是將七國集團逐步擴大成20國集團，因為七個發達國家開會時定的調子，往往會被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所執行。
對于改革的具體目標和措施，夏斌認為，理想的狀態是怎樣現在還不好說，全球暫時都無法拿出具體的辦法，在矛盾沒有達到一定的地步時，不要寄希望于能夠立刻拿出明確可以解決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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