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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稻葵/文
大國的崛起必須汲取每一個國家的歷史經驗和教訓,荷蘭就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典型案例:思想解放推動了歷史的發展,制度創新帶來了絕對的競爭優勢,而寬容的文化構筑了和諧社會的基石。世界第一個跨國股份公司—荷蘭東印度公司的興衰之道,也可以為走向世界的中國企業所參照。
歐洲經濟學學會8月底在荷蘭阿姆斯特丹舉行2005年年會,討論中國的改革與東歐的不同,筆者有幸應邀參加。參加學術會議一般都是受益匪淺,可是,這次意想不到的收獲來自于對阿姆斯特丹的考察以及對荷蘭歷史和社會的了解。騎著租來的自行車,留連于這曾是歐洲商業中心的古城,用心體驗它的每一塊線條隆起的肌體—與馬路并行的運河,凡高博物館,Concertgebow音樂廳,有序而繁華的紅燈區,和同行經濟學家們討論歐洲社會制度,感慨萬千。
思想解放的威力
荷蘭所處的地理位置并不優越,歷史上也是歐洲諸強中一個相對弱小的部落。但是從16世紀開始,荷蘭經歷了最輝煌的時代。當時,以抗爭天主教傳統的加爾文主義為主導的思想解放運動,席卷整個荷蘭大地,也驚動了篤信天主教的西班牙國王菲利普二世。他通過天主教教會宣布絕大多數荷蘭人都應判以死刑。這激怒了荷蘭人民,他們奮起抗爭,從而有了著名的80年戰爭(1568-1648)。這場戰爭最終以荷蘭的七個抱團省份聯合起來得到西班牙的承認而結束。由于這七個省份的聯合,也產生了世界上第一個比較民主的、分權的現代化共和國體制,共同決定七省之間即荷蘭國內的重大事務。這一制度創新把荷蘭引入了一個讓該國人至今引以為豪的黃金時代。
制度創新的力量:荷蘭東印度公司的興亡
這一黃金時代的典型代表就是荷蘭東印度公司和西印度公司,其中以前者最為著名。荷蘭東印度公司(荷蘭語Vereenigde Oostindische Compagnide,VOC)成立于1602年,1799年解散,以海外貿易為主業,可以說是世界上第一家發行股票的跨國公司,到1699年,它已是全球最富有的私人公司,擁有超過150艘商船、40艘戰艦、5萬名員工與1萬名雇傭兵。
對于荷蘭東印度公司的成功,歷史學家們當然有許多說法。從現代經濟學、國際政治學和管理學的角度來分析,筆者認為不外乎有三大原因。
第一, 國家和政府給予的充分自主權和強力支持,是跨國公司成功的首要條件。
荷蘭東印度公司就是荷蘭的代表,具有海外貿易、投資、經營的壟斷權,政府不僅不去干預它,相反,它還可以代表國家去宣戰、打仗、開發和經營殖民地、修筑城堡、鑄幣、議和、簽訂條約。它占領的殖民地包括安汶島(香料群島中最重要的島嶼,1609年占領)、巴達維亞(雅加達,1619年)、福爾摩沙(中國臺灣,1624年占領,1662年被鄭成功趕跑)、錫蘭(斯里蘭卡,1638年)、馬六甲(1641年)、毛里求斯和開普敦(1652年)、印度的柯欽(1663年)。這里姑且不論海外擴張和海外殖民地的不道德性,正由于東印度公司的成功運作,荷蘭成為稱霸歐洲乃至世界的第一強國。
荷蘭東印度公司的衰亡,也恰恰映證了同一道理。荷蘭人的成功自然引起了西方其他列強的奮起,從17世紀后半葉開始,完成了光榮革命這一政治變革的英國人以荷蘭為首敵,發起了6-7次大小戰爭,最終打倒了是自己十分之一大的荷蘭。英國東印度公司取代荷蘭的東印度公司,成為世界首屈一指的集民族利益和商業利益于一體的大跨國公司。但是,隨著工業革命的發展,英國國內政治參與面的擴大,英國東印度公司的壟斷貿易在國內遭到越來越多的反對。1773年,英國議會通過法案,剝奪了公司對印度的行政管理權。1813年,公司對印度和中國貿易的壟斷權被取消。1858年,英國議會又通過法案撤消東印度公司,除股本外,公司的全部財產歸國家所有。這一切都說明,國家的強力支持是跨國公司成功的首要條件。
第二,現代公司制度的創新。
荷蘭東印度公司創立的原始動力是為了避免海外貿易中的惡性競爭,也是為了規避風險和建立強大的軍事力量,保護海上貿易。1602年成立時,公司的初始資本是642.46萬荷蘭盾,由阿姆斯特丹、澤蘭、鹿特丹、代夫特、荷恩和恩克森六個省市的商會(不同城市的股東通過商會持有股份和行使投票權利)組成,其中阿姆斯特丹最多,占到57%,鹿特丹最少,為2.7%。各個商會又由單個股東組成。在最初的358名股東中,有很多敢于冒險的小企業家,包括39名德國人和不少于301名的比利時人,所以也可以認為,該公司是世界上第一家跨國公司和第一家發行股票的公司。
荷蘭東印度公司堪稱現代公司治理和組織制度的創立者。它有一個董事會,可是由于人員較多,所以公司的實際權力掌握在一個名為“十七先生”(Heeren XVII)的委員會手中。委員會人員的構成與股份構成相對應,任何一個商會都沒有絕對控制權,但在公司的實際運作中,權力還是控制在阿姆斯特丹商會手中。每個商會監督并裝備自己城市被允許派出的商船,而各商會允許派出的商船是根據其股份總額分配的。這些制度安排可以協調不同股東的利益,保障了公司運行的穩定性和決策的科學性。
有了這樣的制度保障,荷蘭東印度公司進行了另一項制度創新,即發行股票,擴大資本額,分散風險。認購股份的熱潮時,荷蘭東印度公司共釋出650萬荷蘭盾供人認購,當時的10盾約等于1英鎊,而1660年代荷蘭一位教師的年薪約280盾,光阿姆斯特丹一地就認購了一半的股份。這擴大了公司的實力,也分擔了原始股東的風險。必須強調的是,荷蘭東印度公司之所以能成功發行如此多的股份,根本原因是它合理的治理結構,保障了股民的利益。其鼎盛時期,股息高達40%。從1602到停發股息的1782年,平均每年股息高達18%。據估算,1602-1782年,東印度公司分配給股東的股息總額等于股本的36倍!
第三,緊緊抓住核心能力的公司戰略。
荷蘭東印度公司的核心業務是海外貿易,用現代術語來說,它的核心能力是維持貿易的壟斷性,包括協調荷蘭內部的海外貿易以及排擠其他西方列強的海外貿易。由于香料是當時國際貿易中利潤最高的領域,該公司通過一系列冒險行動,取得了在香料群島的獨占地位,完全控制了香料的生產。為了控制產量抬高價格,公司強令印度尼西亞人在安汶島上擴大種植丁香的面積,而把安汶島以外的所有丁香樹一律砍倒,并對香料實行統購統銷。壟斷在100多年的時間里保證了荷蘭東印度公司香料貿易的高利潤。1632年,7艘香料船從印度回到荷蘭,獲得銷售收入1000萬盾,而其全部成本只有300萬盾,有些年份香料的銷售利潤更達到1200%。
荷蘭東印度公司同時參與了其他一些商品的東西方貿易,并占據重要份額。如在18世紀,輸入歐洲的中國瓷器數量達到6000萬件以上,而1729-1794年,僅荷蘭東印度公司便運銷瓷器達4300萬件。
寬容帶來和諧
阿姆斯特丹有世界一流的博物館,藏有黃金時代的倫勃朗以及后來的凡·高的油畫,也有音效最好的音樂廳Concertgebow及以此命名的交響樂隊,但讓她出名的不僅是這些高雅藝術成就,還有世界最著名的紅燈區和對毒品的寬容態度。荷蘭允許毒品(除了烈性毒品如嗎啡、海洛因等)的交易和使用,卻沒有由此導致斗毆、槍械、搶劫等現象。荷蘭人以此為榮,阿姆斯特丹的介紹提到它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城市之一。
回到北京,我專門研究了一下有關的統計數據(附表),發現荷蘭的各種社會負面指標在歐美包括西歐非移民國家中都是很低的。在歐美六國中,論犯罪率,荷蘭第三;謀殺率,荷蘭最低,為美國的四分之一;艾滋病感染率,荷蘭并列倒數第二(低于主張管制的法國);離婚率是倒數第三(高于信奉不許離婚的天主教的法國);青少年生育率最低,比其次的法國低一倍,是美國的1/9到1/10!當然,經濟學家和社會學家們會抗議說必須做多變量回歸分析才能找出原因,但至少,荷蘭寬容的文化沒有導致社會明顯的混亂。
許多人會質疑以上的判斷,即,寬容的文化和政策帶來和諧而不是混亂的社會。很巧, 在此次年會上,我碰到了耶魯大學的新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代表人物約翰·羅默教授,他正在研究北歐以及荷蘭的社會形態。他認為,這些國家極為寬容,也相當自由,這帶來了社會的和諧與公平,而不會導致動蕩和犯罪。當然這樣的社會安排,只有在種族結構相對比較單一的國家才容易推行。
中國是當今世界正在崛起的大國,大國的崛起必須汲取每一個國家的歷史經驗和教訓,包括小國的歷史故事,因為小國的故事往往最為精彩和濃烈,最令人深思。荷蘭正是一個典型的案例:思想的解放帶來巨大的威力,推動了歷史的發展;制度創新帶來了絕對的競爭優勢;而寬容的文化構筑和諧社會。這一切值得我們深入研究和思索。-(《新財富》2005年10月號最新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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