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策劃/本刊編輯部
報道/本刊記者 仲志遠 劉亮 劉鵬 莫小勇
國家助學貸款自2000年實施以來一直悄無聲息。教育部副部長張保慶在8月29日教育部新聞發布會上猛烈痛斥8省市助學貸款5年來毫無作為，一時引爆了社會各界民眾的注意，也
勾起了他們歷年積聚的酸甜苦辣。各地方政府的“不作為”眨眼之間激起了人民對助學貸款缺陷的反思，對高收費、亂收費的追問，以及對25年教育改革的檢視。
中國內地的教育改革源于1985年《關于教育體制改革的決定》的出臺，旨在擴大高校的自主權；1986年義務教育法頒布，意欲惠澤全體國民。
從高等教育到基礎教育，全面變革漸漸推進。
1993年，《中國教育改革和發展綱要》頒布，理順中央與地方、政府與高校的關系，“面向社會自主辦學”，“共建、合作、合并、劃轉”，高校合并之風遍及內陸各省。
1998年，6萬億元的居民儲蓄觸動了某些經濟學家的心思。海歸派執筆起草的高校擴招報告，意圖憑借大學擴招，拉動內需刺激國內居民消費。
眾所周知，高校收費制度始于1989年，恰恰順延了1988年以來的第一波通貨膨脹浪潮，民間時見怨言；而1999年收費大幅上揚至今，高校的收費愈演愈烈，無法遏止；盡管教育部在2000年確定了年收費3500元的高校收費標準，但執行屢屢不力，招致社會各界的猛烈抨擊而成為眾矢之的。
教育拒絕產業化? ——金錢堆砌起我們的學位帽
90年代中后期以來所鼓噪一時的教育改革，早已沿著教育產業化路徑畸變成了沽名釣譽的義務教育，以及肆意收費而且節節攀高的高等教育——教育改革已經背離其應有的內涵，收費倒是無一幸免，淪為社會各界輿論抨擊的箭靶歷時已久，方興未艾以至于愈演愈烈，尤其以高校的亂收費為甚。
“高校學費只要3500元”，教育部副部長張保慶曾經多次在教育部的新聞發布會上這樣強調。2004年8月31日他說過，今年的例行新聞發布會已經算是舊事重提。“1999年我們確定的全國平均收費標準是3500元”，而且，“我們這幾年每年都發通知，要穩定收費標準”。
然而，大學注冊通知上的學費標準依然在5000元至8000元之間跳躍。高昂的學費與教育部一再強調的標準，反差竟有天壤之別。
“我們1996年入校時的學費是1500元”，北京理工大學學生資助辦公室主任盧湘江老師回憶道。國家有關部門的統計數據顯示，從那時起，中國內地大學的學費從幾百元飆漲至五六千元以上，增長達20倍之多，而國民人均收入的增長迄今仍然不到3倍。
種種托辭紛紛出籠，諸如成本上升，財政匱乏……不一而足。中國大陸各地高校的收費開始陡然而普遍地上漲，其最早的記錄可以追溯到1989年。其時，“教育產業化”的說法雖然尚無蹤影，而教育改革卻已蠢蠢欲動——所有的費用恰恰就是隨著舉國上下的第一波通貨膨脹浪潮而水漲船高，逐漸蔓延全國的。對于任何一位1980年代末就讀于高校的“天之驕子”來說，這樣的記憶并不遙遠。
1998年，亞洲開發銀行北京代表處首席經濟學家湯敏在一份報告中提出，“擴大大學教育(擴招)是一個拉動內需的消費點。”這一論調的出籠幾乎為高校亂收費推波助瀾。時至今日，這位“教育產業化”的始作俑者終于意識到，對高校貧困生應免費，并為之提供部分生活費。
1999年8月17日，國家教育部向內地各高校下發的《國家助學貸款管理操作規程(試行)》通知，助學貸款據此肇始于2000年。然而，實施6年來，響應者行動不力。今年8月29日，教育部會同財政部舉行新聞發布會，宣布對不落實教育部政策、“群眾反映強烈的地方和高校”實行“懲罰性措施”。此前已有8個省市因執行國家助學貸款不力而被教育部點名批評。教育部副部長張保慶“迫不得已”，以罕見的嚴厲語氣批評地方政府失察，指責高校按兵不動，痛斥銀行茍且一己之利。
義務教育一直以來形同虛設。人民感慨其雖有義務教育之名，卻無義務教育之實，居然收費至今始有“試點”的萌動。
教育分為義務教育與非義務教育。義務教育本來就應該是免費的教育，“免費是義務教育的應有之義”，由中央財政與地方財政各司其責。然而，內地的所謂9年義務教育自其問世至今一直收費；非義務的高等教育則巧立名目，收費節節飆漲，令國民不堪重負。
“教育產業化的主體應該是社會力量的辦學實體，即民間私立學校”，著名的中國問題學學者胡星斗教授9月21日接受采訪時對記者如是說。即便在絕大多數市場經濟發達的國家，產業化通常也是指那些由社會力量投資的教育機構，而政府的主導投入則是義務教育和半義務教育。“譬如韓國、日本、美國等國私立學校的比例即高達80～90%，它們收費昂貴，面向高收入家庭；而政府的公立學校則用來保證中低收入的家庭，此舉可將政府的有限資金集中于公立學校，保證公立學校的需要。中國恰恰相反，表面上鼓勵私立大學，實際上則處處予以壓制；非但沒有動用社會資金來辦學，反而在政策上呈現出種種歧視”。用納稅人的錢所建立起來的公立學校成為高收費、亂收費的主力，關涉到了國計民生；政府可以產業化的名義減少投入，學校以產業化的名義大肆收費，而專家的建議則在相當程度上“為虎作倀”，甚至“助紂為虐”。
學生的學費和財政的撥款，究竟有多少真正用在了教學上？又有多少被高校內的貪污腐化、奢侈浪費吞噬殆盡？如果回避這些問題，那么，無論是減免學費還是推行助學貸款，貧困生的難題非但無法得到根本的解決，而且“和諧社會”的愿景也將隨之落空。
學費：是學習還是投資？——上學就是買知識
到李磊(化名)是偶然的。9月20日，本來記者已經約好了北京交通大學的一名同學，但是因為他臨時有事不能接受采訪了。記者在交大閑溜達看能不能再找一位學生了解一些學校收費及助學貸款的情況。
“同學，報建筑師培訓吧，學費還不貴。”一位戴著眼鏡瘦瘦黑黑的男生，從一沓宣傳單中抽出了一張遞給記者，看起來還有點靦腆。
“你是大幾的學生？”記者隨口問到。
“大三的，你呢？”他笑笑。
記者告訴他了自己的身份并且說了來意，他隨口說道，“我也貸過款。”于是在記者的要求下，他答應接受采訪，只是要等到發完傳單之后，但他又不讓記者幫助他發。說好11點半就可以下班，但記者等到12點，他才能背著包和記者走。原來辦建筑師培訓的老板坐在遠處一張桌子的后面。
“你就直接問吧。”他找了個臺階坐下。
“都是這個價！”
原來李磊不是交大的，是中國地質大學地質系大三的學生，他一年的學費是3200元，住宿費是750元。“我們這個專業比較辛苦，報的人少，所以學費比其他專業要低得多。”看著記者一臉的吃驚，他慢條斯理地解釋道。
然而相對較低的學費，李磊家還是負擔不起，李磊一進校就申請了助學貸款，學費加住宿費一共是3950元，已經貸了三年的助學貸款了，貸款的利息是6.13‰，每個季度還必須交一次利息。
比起李磊來，英子(化名)的學費要高得多，英子是北京師范大學信息管理與信息系統專業大二的學生，來自河北承德，她的學費每年是4800元，住宿費是650元，英子也是從一進校就申請了助學貸款，已經貸了兩年了。“比較來說，我們專業的學費還算低的，英語專業一年學費是6000元”。英子告訴記者，
“都是這個價吧，也沒辦法。”關于學費，許寧(化名)只作了一句評價。
許寧是中國人民大學公共事業管理專業大四的學生，家在湖南邵陽市隆回縣。許寧還告訴記者隆回縣是國家級貧困縣。他的學費、住宿費和英子的一樣，一年一共也是5450元，他從大二開始就申請了助學貸款，三年一共貸了16350元，“畢業以后再還吧，不知道可不可以等讀完研了再還。”許寧現在在考研，他要考北大的研究生，因為他這個專業的考上以后全部是公費的。
小王和小鄭是同班同學，都是清華大學機械工程與自動化大四的學生，還是舍友。小王來自福建龍巖，小鄭是湖北宜昌人，兩人都穿著紅色的T恤，猛一看還以為是雙胞胎，每年學費是5000元，住宿費是1500元，總共一年就是6500元，大三、大四貸的款，本來是一進校就遞了申請，但不知道什么原因沒貸下來。
據有關部門統計，2004年我國城鎮居民年平均純收入和農民年純收入9422元和2936元，如果按照每名大學生每年就學平均支出7000元計算(含學費、生活費和住宿費)，其實按照以上調查，加上生活費遠遠要高于這個數，一名學生四年本科4年至少花費2.8萬元。以此計算，供養一個大學生，需要一個城鎮居民4.2年純收入，需要一個農民13.6年的純收入。
清華大學學生處副處長、獎助學金管理委員會辦公室主任張春生博士向《資本市場》記者表示，清華目前申請助學貸款的學生人數占到學生總人數的1/3左右。張處長還告訴記者，“其實清華的情況會好于其他高校，畢竟考上清華不容易，因為很多學生在大一的時候，地方政府可能多少會給點獎勵，但到了大二就得靠自己了。”
“都說好了，一人養一個”
“母親去世了，家里還有父親，哥哥在武漢，但是已經成家了，基本不給家里錢。家里有十畝地，沒怎么種，因為父親身體不太好。”小鄭告訴記者。目前是父親和小鄭各人養活自己，父親沒錢給小鄭生活費，小鄭也掙不來多余的錢補貼父親。
小王的父、母親都在家務農，家里沒有其他的收入，主要就靠種地來維持一家的生計，小王還有個妹妹，妹妹在中山大學，今年讀大一。
問起家庭情況，英子倒是個樂觀的女孩，她說爸、媽在她上初一的時候已經離婚了，她告訴記者這不敏感。現在英子和媽媽過，弟弟和爸爸過。媽媽雖然是公務員，但工資很低，基本沒給英子生活費。爸爸現在做門衛，爸爸也沒給英子生活費，用英子的話說，“都已經說好了，一人養活一個”。英子所在的班級有21個女生，但申請助學貸款的只有英子一個人。但英子說，“并不是條件都好，像我們舍里還有一個條件和我差不多的女生，但就沒有申請助學貸款，因為她舅舅多，主要是借親戚的錢。男生多一些，有六七個。”
李磊的爸爸在安徽省六安市的一所大學食堂里干活，一個月能掙六七百，母親在家，也養蠶、喂豬。李磊有一個妹妹，高中畢業由于家里沒錢，并且哥哥又在上大學，已經供不起妹妹上學了，就在老家一家紗廠上班，一個月能掙八百塊錢左右。
許寧也來自農村，家里有四畝地，兩畝水田，兩畝旱地，一家主要的收入就來自于這四畝地，雖然姐姐是個政府職員，但也已經出嫁了，只偶爾給父母親一點錢。許寧做家教一個月能掙五六百塊錢，他說“湊合著過吧！”
自己得養活自己
“他晚上就經常學到凌晨3、4點鐘。”小王指著小鄭說。由于讀的是工科，學習緊張，清華大學競爭又很激烈。為了掙夠自己的生活費和學費，四年小鄭暑假沒回過家，做家教掙錢，他現在帶了五份家教，主要是在周末上課，所以周末別人玩的時候，他卻從這一家趕到另外一家去上課，一整天都在外邊跑。由于晚上睡得晚，早上又要上課，所以常常犯困，“沒辦法。”小鄭一臉的無奈。
而與小王正好相反，小鄭是寒假不回家，他有自己的想法，暑假不回家的人多，工作就不好找，寒假很少有人在校，好找工作一些。“過年一個人在學校當然是想家的，可……”小王欲言又止，話鋒轉了，“不過也能找人玩的”。
“找誰玩呢？大家都回家了。”記者問道。
小王笑而不語了。小王以前帶了好幾份家教，后來學習忙，就只帶一份家教，但他說不得不再找一份，因為錢不夠用。并且去年開始清華大學飯費漲價了，一頓需要四五塊錢，一天飯錢就需要近10元，北京的家教還是比較高的，一小時35元，這樣就算一個月8天周末，每天兩小時，一個月才560元，而生活費一月就得300元，“在北京有點不夠。”小王說。
英子每天晚上去管理學院值班1個小時，這樣一個月能掙150元，另外就是高中畢業時母校獎給她的5000元錢。大一給了英子3000元，大二開始每年給她1000元錢。現在英子的生活費主要就是150元加上一年的1000元。“生活費差不多吧，一頓飯兩塊多就可以了，不像你們男生花得多。”英子告訴記者。英子還給記者開了個玩笑，說當自己不好好學習的時候，就去一次西單，看到都是自己買不起的東西，回來就能發奮學習了。
李磊一個月生活費也不高，大約需要250元，另外學校還有60元的補助。生活費一部分是家里給，大部分是自己掙，主要是帶家教和做一些市場調查。
在記者問起可能有時候會否困窘的時候，小王和小鄭相視了一下，“看到班上別的同學條件好，如果說一點沒感覺那是說假話，但關鍵在于自己調整好心態，平常心對待自己會好受一些。”
助學貸款異化？
——是助學也是負債
園里秋意漸濃。9月21日下午兩點，北京理工大學辦公主樓背后的344號房間——學生工作處——已經趨于平靜，學生資助辦公室主任盧湘江老師一人在值班。旁邊的過道上偶爾還有人上下樓，而這間專門接待貧困學子辦理助學貸款的辦公室則顯得有些門庭冷落，沒有了新學年開學之初時不時人來人往的場面。
開學已經十來天了。
院校之間的差別
“我們學校貧困生約占全體學生的15%，基本上符合條件的都能辦成”，盧老師對《資本市場》雜志的記者說。
北京理工大學系國家教育部與國防科工委共管的部屬院校，執行國家助學政策相對較為得力。凡是人均月收入在300元以下，經學生個人申請，審查合格之后即可得到貸款，最高額度為6000元；此外，學校方面發放的國家助學金(150元/月)，貧困生的物價補貼(60元/月)，還有面向學校所有學生、比例約占40%的獎學金。“我們做過調查，經濟困難的學生每月生活費為200元左右”，盧老師說。助學金與物價補貼相加為210元，似乎可以應對學生的日常生活開銷。
然而，北理工的學費標準也隨著專業的不同而呈現出收費上的巨大差異，最低的學費每學年為5500元，住宿費650元。北理工的一位教授說，本校文科專業的收費要比理工科專業高出許多。看來，即使能夠及時獲得上述貸款，貧困學子們的境況依然捉襟見肘。“學校還有針對貧困生的心理輔導，以及自發成立的學生互助組織”，盧老師補充道。
北京理工大學今年的貧困學生約占在校人數(指本科生)的15%～20%，15%就意味著今年北理工的新一屆學生中約有600～700名貧困生；而據盧老師介紹，“2004年，國家助學貸款的經辦銀行轉換為中國銀行，北理工03級與04級學生中就有1300名左右的貧困生，當年的助學貸款即達1500萬之多；15%～20%也就是六七百名學生，這一數據比較持平”。
北理工身為部屬院校，就讀于此的學生能夠得到的條件還算優厚，除了銀行貸款較為通暢之外，社會捐助也較為青睞，設立的獎學金也較其他院校多。“相對來說，地方院校就差得很多了”，盧老師感慨。
銀行的憂慮
“商業銀行的助學貸款一般都做得比較少，風險太大，不好控制；一般來說，銀行會要求學校配合，但學校也是力所不逮；所以很多銀行并不愿意開展這一業務”。9月22日，上海銀行發展研究部經濟師張吉光先生接受《資本市場》記者的咨詢時這樣解釋。
1999年，商業銀行方才接受國家助學貸款的意向。8月17日，國務院辦公廳批轉了中國人民銀行、教育部、財政部《關于國家助學貸款的管理規定(試行)》和中國工商銀行制定的《中國工商銀行國家助學貸款試行辦法》，教育部制定了《國家助學貸款管理操作規程(試行)》，指定由中國工商銀行辦理國家助學貸款。
1999年至2004年，助學貸款一直由國家指定的銀行經辦。由于助學貸款的成本高，違約率高，國家指定的銀行一般都不愿意承辦。自2004年起，助學貸款改為招投標，從國家指定銀行經辦到自由競標經辦，各商業銀行有了一定的積極性，關鍵的原因之一就是國家承諾給予承辦銀行巨額的專項風險補償基金。
原來承辦國家助學貸款的中國工商銀行在2004年的招投標中失算，沒想到竟然被中國銀行一舉奪得。“助學貸款的違約率挺高的，風險比一般的貸款要高出許多，我們覺得不是很有吸引力”，工商銀行北京市分行一位經手過學生助學貸款的人士向記者解釋，“115所國家部屬院校的助學貸款被中國銀行個人金融部中標經辦，而北京市的地方院校則好像被北京商業銀行(現北京銀行)競標所得”。
地方院校學生的違約率究竟有多高？曾經負責北京市助學貸款的工商銀行北京市分行政策制度科的一位主管人員也答不上來，而且話語之間突然謹慎起來。她說具體的數據應該掌握在中國工商銀行總行，也不便于公開，屬于銀行內部的商業機密。
“國家助學貸款的平均違約率在10%以上，而北理工的違約率在5%～6%之間”，北京理工大學學生資助辦公室主任盧湘江老師對記者說。不過，據歷年來的統計數據顯示，2003年9月第一批助學貸款高峰期到來之時，借款學生的違約率超過了20%，少數高校的違約率甚至高達50%以上；2004年9月以后，不少高校的違約率仍然超過20%，30%～40%的違約率也時有耳聞。
“一般來說，畢業后的學生都具有感恩的心態，北理工違約的5%～6%則由國家財政與學校對半負擔，學校3%；中央財政的風險補償為6%，這一點對于銀行而言，低于6%的違約率也并不虧”，盧老師如是說。
利益的博弈
“部屬院校的助學貸款要比地方院校順暢得多”，多位接受記者采訪的高校負責人以及教育部的官員都這樣表示。顯然，地方院校的表現極為差強人意。
2005年8月29日，國家教育部副部長張保慶在教育部本年度的第11次新聞發布會上指斥海南、天津、黑龍江、內蒙古、青海、寧夏、甘肅、新疆等8個省市的助學貸款幾乎毫不作為，也激起了公眾的廣泛輿論關注。
國家助學貸款難以實施的原因在于，貸款的風險無人承擔，僅這一點就足足困擾了銀行5年，而各高校身處其中也勉為其難。銀行方面的人士認為，由于貸款學生違約率過高、銀行風險大而利潤微薄，他們并不愿意對高校貧困學生發放助學貸款。
有鑒于此，2004年秋季，新的國家助學貸款辦法特別為此設立了國家助學貸款風險補償專項基金，給予銀行適當的補償，其經費由國家財政和學校共同承擔；此外，還確立了學生還款約束機制，包括國家金融管理部門的全國個人資信系統和經辦銀行的還貸監測系統，以及高校的借款學生信息查詢管理系統。
一名研究政治經濟學的學者認為，地方院校的助學貸款癥結并不在于地方政府掏不起1000多萬的助學貸款貼息，他們更多地源于地方政府資源配置上已經擁有了自己獨立的利益。如此一來，地方和中央就不再是往日的上下級關系，而是兩個不同的利益主體之間的博弈。在面子工程與政績重于一切的地方官員看來，中央部屬高校的貸款貼息全部由中央財政負責，地方高校的貸款貼息則由地方政府出。地方政府因此專等著中央財政的補貼而不愿意自掏貸款貼息。
然而，也有學者則認為，學生違約的源頭，追根究底仍然在于高校的昂貴收費遠遠超出了一般居民家庭的承受能力。助學貸款并不滿足貧困學生的日常必需，仍然需要消耗一大筆家庭支出；而且，近幾年來學生的就業狀況也不理想，畢業之后就失業，或者薪水低廉甚至難以養活自己的事例也不鮮見，種種原因所導致違心的違約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個別惡意違約的學生當然不可能不存在，但對于絕大多數的畢業生來說，誰想輕率地拿自己的誠信開玩笑呢”，一名主管學生工作的老師對記者說
政府與高校：如何還福利于人民 ——教育不是商業
名高校學生每年究竟該繳納多少學費才算合理？據國家教育部充分調研得出的高校年運行成本數據來看，“高的超過1.4萬元，低的在1萬元左右，綜合一下，按25%提取，每個學生每學年的學費定在3500元，現行的學費標準就是這樣計算出來的。”
“一般說來，高校的資金來源，無非就那么三大塊：一是財政撥款，二是學費收繳，三是辦班創收”，一名資深的高校財務人員對《資本市場》記者說。“高校的資金就那么一回事，關鍵的是這些錢是怎么花掉的，其中的奧妙才真正耐人尋味”，與記者素有來往的一位做過某地高校處級干部、現在中國人民大學工商管理學院攻讀博士的朋友深諳高校資金運作的內情。
據學者的推算，維系中國高等教育正常運轉的經費大約需要4000億元，而國家現有的實際投入只有800億元，目前各高校向銀行借貸的總金額已經超過了1000億元，剩余的差額就由各高校靠收學費來補充。“高校擴招所需的正常教育經費，其中相當一部分是靠學生交納學費解決的”，北京師范大學一名研究高等教育的經濟學者對此直言不諱。
高校資金的流向
1998年，中國內地高校的在校人數為340多萬，1999年7月開始高校大擴招，一舉擴招48萬人，此后更以5.5%的速率遞增，迄今為止高校在校人數已經猛增到1400萬余之眾。即便按照每名學生每年平均支出5000元來計算(含學費、生活費和住宿費)，所交納的費用已達7000億元之巨。
據有關的統計資料顯示，2004年，內地城鎮居民的年平均純收入為9422元，農村居民的年平均純收入為2936元；而各地高校的在校貧困學生的比例為20%，約240萬；特困學生則為5%～10%，約160萬；可見，供養一名高校學生4年的大學生活，將要拖累的內地家庭往往高達數以百萬計。——高校的收費標準，毋庸置疑，已經逼近甚至超過了中國內地廣大普通居民的承受能力。
然而，高校所收取的巨額學費又是否真正用在了提高教學質量上呢？教育部一名不愿具名的官員私下對記者說，“高校擴建、改建中的貓膩最多，也最大。譬如，一棟好好的宿舍也算不上危房被扒了蓋成學生公寓，耗費數個億的資金(其中還包含一大筆銀行貸款)，最后還是轉嫁給了學生，學費不高才怪呢；此外，還有教學樓、行政辦公大樓、食堂、儀器設備、圖書采購，甚至校園道路的改建，等等。你說，擴建或改建的最大得益者是誰呢？不一定就是掌管基建的官員，而往往是背后主宰高校的領導者”。
“高校的公費開支往往隱藏著意外的生財之道”，那位高校前處級官員的博士朋友很是輕描淡寫。“我一個同事一次為學校采購電腦，幾乎凈賺了一套一百多萬的商品房，即使審計署來清查也無濟于事，當然，這種雞毛蒜皮的事也犯不上勞駕審計署了，不過，這就是高校公費采購的潛規則”。
高校里大興土木與社會上通行的規則并無兩樣，高校就是一個自成格局的社會。一名與記者相熟的經濟學教授說。
“畸形的產業化”
轉嫁到學生學費里的遠遠不止這些。“教育經費往往消耗到行政機關里去了。所以，如何核算一個學生的培養成本往往特別困難，譬如，高校組織的出國考察、游山玩水；高校官員購買豪華轎車……是不是都要加在成本里？”一名學者這樣向記者發問。
“要降低教育成本，減少各種收費，精簡行政機構；大學的機構太臃腫，像過去的國有企業；大學又是行政機關的一個延伸，衙門氣派、官僚作風太嚴重；實際上，教輔人員也可以取消，讓研究生或大學生來擔任，使其薪水的支出轉變為學生的教育補助金……”，面對記者，經濟學教授侃侃而談。
“高校一味地收錢，我認為，這樣的產業化是畸形的產業化”，研究中國問題學的胡星斗教授評價道。
“產業化最早興起于美國，但其大學制度的設計包括了公立大學、私立大學以及教會大學，這與民國時期的大學制度相仿，可以說，中國現代的大學制度在那個時候已經設計得較為完善；1930年代國立大學的學費，大約占平民家庭生活費的5%～10%，約等于一個工人一兩個月的平均工資。1932年的《國立北京大學入學考試簡章》顯示：每學年銀圓20塊，宿費全免”，太原的一名學者在他的研究論文中如此表述。
《人民日報》的一篇報道披露：目前的大學學費比1989年增加了25～50倍，而城鎮居民人均收入實際只增長了2.3倍。
從橫向看，世界各市場經濟發達國家的年均學費，其占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例一般在20%左右；占人均GDP的比例，也不超過20%。日本供養一名大學生所需的花費約占家庭收入的15%左右；美國大學的平均學費大約占美國人均GDP的15%；而中國內地據稱2003年的人均GDP已經超過1000美元(約8700元人民幣)，但5000元的學費便花去一半；何況那些在人均GDP以下的居民家庭呢？
“重要的是鼓勵社會力量的辦學機構與公立大學競爭，動用社會資金來辦大學，而不是壓制和歧視。韓國就有98%，甚至99%的私立大學，日本、美國也與此類似；另外，還要鼓勵基金會、企業家的捐贈，使之有渠道回饋社會。內地的慈善機構不到100家，而美國則有120多萬家。公立大學相對便宜，面向中低收入家庭；私立大學收費較貴，面向高收入家庭。如此一來就足可保證公立大學的正常運轉，而不需要動輒向學生伸手，收取高額的學費，以至于民怨沸騰”，胡星斗教授說。
助學貸款的局促
“國家助學貸款在某種意義上仍然可以說是揚湯止沸”，一位愿意匿名的學者非常直率地向記者表示。“問題是家庭的負擔憑借助學貸款轉嫁給了貧困學生本身，使之在求學的過程中增加了無形的壓力，即便走上社會之后也無法釋然，高校紛紛組建的心理咨詢機構窮其所能也只是對此愛莫能助”，一位參與過心理輔導的老師談及此事，心情頗為沉重。
“貧困學生實際上成了一種錯誤制度設計的犧牲品。將教育的產業化視為拉動內需的消費點，等同于高收費，甚至亂收費，其實就是對社會的極不負責任。教育產業化應該是在鼓勵社會資金充分辦學的前提下，集中財政撥款辦好公立大學，讓社會力量來化解政府財政的困境。民國時期創立的數十所民間私立大學已經證明了這一點，即便是美國的哈佛大學、耶魯大學，也莫不如此”。研究中外高等教育的學者如是說。
“助學貸款只是一種治標而不治本的手段，雖然聊勝于無，但能夠解決的社會問題實在有限；可以說，中國教育改革的產業化方向已經走到了一個十字路口”。
教育經費：羊毛出在羊身上？
——我們是國民，我們應享有教育的福利
我國不但教育經費投入不足，而且在教育經費的分配上出現了大量的畸狀。高校的收費標準應該是讓絕大多數學生能夠借助助學貸款、獎學金、勤工儉學等方式上得起大學。
國是世界上少數幾個教育投入占GDP比重最低的國家之一，同時也是世界上高等教育收費最高的國家之一。
“我們估計，2004年教育投入占當年GDP的比重只有3%左右。2003年，這一數據是3.28%，出現了下降，下降的具體原因是什么，目前還不清楚。”21世紀教育發展研究院院長、北京理工大學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長楊東平告訴記者。
1993年頒發的《中國教育改革和發展綱要》提出，到20世紀末要實現國家財政性教育經費支出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達到4%的目標。但到了2000年，我國財政性教育經費占GDP的比重僅為2.87%，遠未達標。
其后的幾年狀況有了好轉，財政性教育經費支出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實現了連續的增長，2003年達到了3.28%，但令人遺憾的是2004年又出現了下滑的趨勢。
北京師范大學經濟研究中心主任、經濟學家鐘偉認為，如果按照政府應努力使教育投入達到GDP之4%來算，目前我國GDP年增長已經超過8萬億元，我國教育投入的資金缺口應該占GDP的1%左右，約為1000億元。
教育經費分配畸形
我國不但教育經費投入不足，而且在教育經費的分配使用問題上出現了大量的畸狀，例如義務教育和高等教育資金投入的比例不合理，義務教育的經費投入偏低；義務教育也收費；教育行政部門機構臃腫，吃掉了大量的教育經費；高等教育的學費偏高等等。
鐘偉介紹，目前我國出現了高等教育和義務教育經費倒掛的現象，即使是在高等教育領域，教育資源的分配也極不合理。更為重要的是國家撥付的教育經費并不一定就用在了教育上，因為我們國家的教育行政系統龐大，而且效率低下，而這些教育行政機構的經費也來源于教育經費，而在美國教育行政機構的工作人員都是公務員，他們的經費并不來自于教育經費。所以說我們國家真正用到教育上的資金到底是多少，其實很難計算清楚。
高等教育領域還有一個不合理的現象就是收費過高，費用增長過快。1999年之前，各地重點大學學費在3000元上下；2000年以后過快增長，現在基本上已經漲到4000元到6000元。若要維持一個子女4年制的本科教育，至少需負擔4～6萬元，這已經相當于普通城鎮家庭5～10年的積蓄了。
盡管如此，這樣的收費仍然不足以彌補高等教育的經費缺口。這主要還是由于體制的原因，高校中沿襲著非常嚴重的官本位制而并非教師本位制，在全部教職工中，一般有2/3的員工和大學教學、科研無關，臃腫的辦公樓中坐滿著形形色色的管理大學教師的領導，導致教育經費入不敷出。
鐘偉認為，高等教育是收費教育，向學生收取一部分費用是合理的，但應該收取多少費用？培養一個大學生，學校應該出多少費用？學生應該出多少費用？比例如何？這些問題卻難以找到答案。因為教育的成本并不透明，誰也不知道培養一個大學生學校會花多少錢，這個數據掌握在學校手里，各個學校的成本也會有所不同。
北京理工大學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長楊東平也認為，難以界定大學生繳納多少學費是合理的，但高等教育經費不可能全部由學生來承擔，因為畢竟高等教育還能獲得一部分國家撥款，還有公益的性質。世界上很多國家的公立大學，學生要交一部分費用，但學校也會得到國家撥款；私立大學的經費也并非完全由學生的學費來負擔，而是會獲得很多社會捐款。
楊東平介紹，教育部副部長張保慶有一次在講話中提到，現在大學生每年交的學費應該在3500元比較合理，姑且認為他說的是合理的，然而現在的一些高校收費已經遠遠高于這個數字。
體制弊病消耗經費
在中國人民大學教授顧海兵看來，教育投入占GDP比重上升還是下降都是第二位的問題，關鍵看財政經費是如何花的，教育經費是如何花的。目前在這些領域我們國家還沒有一整套制定預算的機制和預算執行的監督機制。
國家的預算，各個環節都應該通盤考慮，不能只考慮教育經費的問題。教育投入占GDP比重的問題，要看，但也不能太過看重。
顧海兵認為，第一位的問題是出臺《預算法》，科學合理地制定預算，并監督預算的執行，這當然也包括制定合理的教育經費預算的比例，并監督其執行。
在整個教育經費的盤子不能更改的情況下，應該研究教育經費該如何切分，應該調整高等教育和中小學義務教育占用經費的比重，讓其更為合理；應該改變教育行政部門占用經費過多的問題，讓更多的錢花在學生身上。
而且經費應該隨著學生走，例如民辦大學能招來學生，國家就應該按照學生的多少來給他們撥付經費，而現在我們不但不給民辦高校提供經費，還為民辦教育設立門檻，阻礙民辦教育的發展。
在顧海兵看來，高校收費高低的問題也是第二位的問題，重要的是使高校收費的程序合理。目前高校在收費的問題上既是裁判員也是運動員，收費多少都由高校自己說了算，這樣做顯然缺乏合理性。而這個環節比較合理的方法是由政府部門委托第三方，獨立確定某類高校的收費標準，報經主管部門批準后實施。
現在一些高校說大學生繳納的學費僅占培養一個大學生需要經費的四分之一，但由于體制的原因，以及大學使用經費情況的不透明，這個數據無法核實。
顧海兵認為，高等教育的經費應該由國家撥一部分，學生出一部分，國家撥款應該占一大部分，而學生個人繳納部分，收費標準應該是讓絕大多數學生能夠借助助學貸款、獎學金、勤工儉學等方式上得起大學。
每年的暑假末一樣，北京火車站出站
民辦高校：逐利，也是逐利
——教育市場化不是收費市場化
口除過熙熙攘攘的旅客外，最顯眼的莫過于每個大學臨時設在這里的“新生接待處”。
一張桌子，上方簡單而清晰地懸掛著“某某大學”字樣橫幅的一般都是國有普通高校，幾個負責接待新生的工作人員從容地等候著來自祖國各地，已被該學校錄取的新生。
當然，如此的簡單直接也不是這里所有學校的表現。
有學校在幾張桌子上都覆蓋了大幅甚至巨幅的學校簡介，堆放了花花綠綠的招生簡章，還有身披綬帶的工作人員一邊熱情地向剛下火車的旅客們介紹自己的學校一邊賣力地散發相關介紹傳單，而同樣懸掛于桌子之上的橫幅無論從尺寸和內容上都較之那些普通高校奪目很多。
這就是中國高校中一個飽受爭議的群體——民辦高校。
而這樣的熱烈現象也普遍存在于中國每個有民辦高校存在的城市。
助學貸款之渴
教育部統計數據顯示，2004年民辦普通、成人高校228所，在校生139.75萬人(含獨立學院學生)；民辦其他高等教育機構1187所，注冊學生105.33萬人。
與公辦高校相比，民辦高校沒有國家注入的資金，這就決定了“按辦學成本收費”的民辦高校學費比公辦高校的學費要高許多。
就在9月底各學校已經開學正式上課后，記者以報讀該校為名暗訪了北京幾家民辦高校，得到了近乎一致的答復：雖然開學，但除過個別諸如藝術類學科停止報名外，其他專業均可報名，只要證件齊全，學費繳齊即可。而每學年的學費均在6000元以上，再加上食宿費用，每學年的花費應該在1萬元以上。
對于多數中國家庭來說，這樣的教育投入數額還是很可觀的。外界一直有這樣的看法，認為上民辦學校的都是有錢人，可在當今“望子女盡快成龍鳳”的觀念影響下，家長們拼命勒緊褲腰帶也要為子女謀得一個理想的教育環境，自費出國留學都比比皆是，更何況就讀于民辦高校呢？
據不完全統計，目前，民辦學校的貧困生比例已經占到了在校生總人數的10%甚至更多，特困生比例為5%左右。一所民辦學校負責人向記者坦言：“國辦學校敢說不讓一個學生因家庭困難而輟學，可民辦學校每年都有貧困生不報到甚至退學的。”
助學貸款只聞樓梯響
其實教育部副部長張保慶早在今年年初就公開表示：國家助學貸款政策應該包括民辦高校的學生，教育部等正在研究針對民辦高校的學生實施國家助學貸款的政策問題，如果順利的話，針對民辦高校的國家助學貸款政策將于明年出臺。現在有些省份已經自行決定把國家助學貸款政策延伸到了民辦高等學校，這是教育部所提倡的。
據記者了解，北京、陜西等少數省市的民辦高校大學生，已經開始可以和公辦高校的學生一樣申請國家助學貸款了。
陜西省早在2002年就已將民辦高校計劃內的全日制本科生、高職生納入助學貸款發放的行列。根據《陜西省國家助學貸款實施辦法》規定，經濟困難學生每人每學年申請貸款額度最高不超過6000元。國家助學貸款是無擔保(信用)的財政貼息貸款，財政部門將對借款學生在貸款期內貼息50%，剩余的50%利息由借款學生負擔。辦法規定，經濟困難的學生大學4年的學費和生活費可一次性申請，畢業后4年內還清。還貸具體方式由借款學生和經辦銀行協商，并列入貸款合同。
而河南省的各商業銀行比照公辦高校的有關政策，對經教育部或省政府批準設置的民辦普通高校也已經開展了國家助學貸款業務，省財政按照省屬公辦普通高校的貼息辦法、貼息比例也給予貼息。
北京市教委、市財政局、人民銀行營業管理部、銀監局四家去年聯合下發的《北京市進一步完善市屬市管高等學校國家助學貸款工作的通知》中也已規定，除市屬市管公辦高校外，具有頒發高等教育學歷證書資質的民辦學校的計劃內學生同公辦高等院校的學生一樣對待，其貼息和風險補償金也由財政與學校共同負擔。
北京市教委有關負責人介紹，具有頒發高教學歷證書資質的學校共12所，包括北京城市學院、吉利大學等10所民辦高校及工商大學、首師大兩所公辦高校的二級學院。該負責人又表示：只有通過高考考上這些學校的計劃內學生才可以享受助學貸款待遇，通過高自考考上這些學校的學生不在此列。
但記者對部分民辦院校的采訪中發現：雖然在國家關于助學貸款的文件中并沒有排除民辦高校，但事實上民辦高校貧困生卻一直游離在助學貸款的門外，無法真正享受公辦院校學生同等的待遇。
“民辦高校貧困生助學貸款目前最大的障礙是財政貸款貼息和貸款風險補償。”有教育部門相關負責人向記者介紹，“因為目前民辦院校學生就業難于公辦院校，由此帶來的貸款風險也較大，銀行普遍積極性不高。”
“如果能實行助學貸款，即使由我們自己貼息和提供風險補償金，我們也非常愿意。”一所民辦高校的學生處負責人告訴記者。“至于銀行擔心的貸后管理，由于是學校獨立承擔風險補償金，在選拔助學貸款對象時將會更加嚴格，對貸款學生也會更嚴格地管理。”
遭遇“寒流”只緣太逐利
民辦高校的學子們一直夢想著可以享有和公立學校包括助學貸款在內的一切社會待遇，而經營者們卻期待籠罩著民營高校教育產業的這場“嚴寒”盡快過去。
來自于不同層面的數股“寒流”令如今的民辦高校早已是風光不再：先有公辦大學擴招導致民辦高校可選擇的生源減少；接著，依托于公辦本科院校興起的獨立學院又開始分食了民辦高校市場；再有民辦高校自身最吸引學生的高等教育學歷文憑考試也被取消。
一時間凄風冷雨，想盡辦法去獲得更大的生存空間，竟成為時下民辦高校迫在眉睫的現實問題。
西安外事學院的院長黃藤給出記者如下數字：1993年陜西省民辦高等教育機構有322所，1998年是160所，2000年是86所，2002年是66所，2004年是55所，估計2005年可能在40所左右。
北京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民辦大學負責人也向記者大倒苦水：”倒掉一半是比較保守的估計。20世紀90年代末時北京有上百所民辦學校，到現在真正存活的沒幾所，存活的也是在痛苦掙扎。”
中國最大的民辦教育集團南洋教育集團的前任董事長任靖璽在他所著《教育煉獄十年》中寫道：”粗略算一下，2000～2003年，中國民辦學校倒閉一半以上，還活著的也只剩不下幾口氣了。”
導致現在民辦高校日子越來越艱難的主觀原因也很多。在發展初期，相當一部分民辦高校的運作就多少有些本末倒置：“經營”欲望過于強烈，對公益性的考慮非常薄弱，公益性差了，財源自然也會減少，政府不愿垂青，對生源的吸引越來越弱。
至于客觀原因，北京師范大學教育政策與法律專家勞凱生教授向記者介紹：“我們現在的政策和法律對待公立高等學校和民辦高等學校在某些規定上還有不平等的地方，也就是說在某一些規定上可能對民辦高校有歧視的做法，這就導致民辦高校現在的生存狀況是不容樂觀的。”
而發生在2004年底的河北涿州 “京橋大學倒賣1000多名學生事件”更是將目前一些民辦高校存在的現實問題暴露出來：資金投入不足、教學條件差、教師隊伍不穩定、學校管理不規范、缺乏應有的誠信度等，甚至個別民辦院校因為利潤驅動，不遮不掩地粉飾自己，虛假宣傳招生，讓學生受騙，家長吃啞巴虧。這些問題的存在，既影響了民辦高校自身的進一步發展，也影響了社會教育資源的合理配置。
許多民辦高等教育研究學者和從業者對此都表現出相當憂慮。北京師范大學教育學院曲恒昌教授認為：“有一些辦學者的辦學理念有問題，商業動機過于明顯，有很強的功利意識，他們辦學的主要目的不是辦學，不是培養咱們國家需要的建設者，主要目的是賺錢。所以他把賺錢和辦學這樣一個主次關系顛倒過來了。”
“這個問題的暴露，會讓民辦學校在群眾心目當中威信越來越低，生存環境越來越差，甚至整個萎縮下去，這是和世界教育發展的主流背道而馳的。”而各級行政管理部門又力不從心，也是形成這個重大的社會問題的關鍵。
“因為民辦高校的運行機制是一種市場機制，在大多數情況下都是通過市場來運行的，而我們現在這個教育市場還是一個非常不規范的市場，而相當多的人還沒有認識到教育市場這件事情，包括我們的教育主管部門，所以對于教育市場的管理，實際上我們現在很軟弱。” 勞凱生教授說。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