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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維迎:最充分地開發企業家資源


http://whmsebhyy.com 2005年10月11日 10:15 《國際融資》

  本刊記者 程 洲

  *如何把單個的企業組成一個聯合戰艦聯合去作戰,是我們面臨的任務;

  *我非常擔憂我國的資源優勢敵不過國外的核心技術,我國的生產成本優勢敵不過國外的品牌優勢,我國的生產能力優勢抵不過國外企業的供應鏈能力的管理;

  *企業不要再把和政府的關系當作核心競爭力。關系當然很重要,但是最重要的關系是企業與客戶的關系,是企業與供應商的關系以及與投資者的關系,而不是和政府的關系

  記者:現在提出大中華區的產業整合與經濟一體化,那么,您認為在這個過程中企業家扮演什么角色?

  張維迎:大中華區域的經濟一體化與產業整合非常重要。首先,我還想重復一個基本的經濟學研究的結論,任何一個國家和地區的經濟發展主要取決于這個國家和地區的企業家資源的開發與利用,也就是最出名的人究竟在干什么?他們正在做政府還是在做企業,如果他們做企業是在做什么樣的產業?中國人是富有企業家精神的民族,但是在過去兩千多年的歷史當中,我們最優秀最聰明的人都在做政府,特別是在過去200多年當中最為明顯。全球化至少在200多年前也就是產業革命的時候就開始了,英國成為世界工廠的時候,實際上也就是全球經濟的一體化的時代。100多年前,全世界的貿易、人員的流動要比現在還要自由得多。在過去200多年,發達國家之所以發達就是最優秀的人才流向了企業,但在我們中國,最聰明最優秀的人仍然在政府,所以西方把企業做大了,我們把政府做大了。

  在過去的半個多世紀里,中國才開始利用和開發自己的企業家資源。從今天來看,企業家資源得到充分開發的首先是香港和澳門,其次是臺灣,最晚的是大陸。這與各地之間的政治制度市場經濟的差異有關,香港英國人統治,香港人政治上沒有思路,所以他們都去經商,于是造就了香港的風格,臺灣在過去的幾十年里面也是封閉的政治,但是它是一個開放的市場,所以臺灣大量具有企業家精神的人投身于工商業,特別是制造業,所以創造了臺灣的經濟契機。中國的大陸企業家資源只是在過去的20年里才開始由政府流向企業,特別在20世紀90年代之后表現得最為突出。

  今天歷史給我們提供了一個機會,兩岸四地的企業家可以在更大的范圍內發揮自己的聰明才智,去創業、去領導企業,這就是我們面臨的大中華區經濟一體化。

  記者:我們該如何理解大中華區經濟一體化?

  張維迎:我所理解的大中華地區的經濟一體化就是兩岸四地資源,包括資本、人才、技術和產品都無障礙流動,形成了資源和人才在大中華地區的合理配置,進而推動了經濟的全球化,為此我們可能要做到在大中華區內首先應該取消關稅、貿易稅,應該全面實行“三通”。我們應該按照WTO的精神,統一市場規則。在兩岸四地的法律當中,香港的法律是最具先進性,最有利于市場發展的。

  所以我們有必要按照香港法律的精神去改變,改造大陸的一些法律規則,以及臺灣的一些法律規則,這樣我們有了一個統一的游戲規則,才能談得上經濟一體化。在一體化進程的過程當中,企業家富有更重要的責任,當然政府部門和政治家也具有更大的責任,企業家的責任就是不僅在推動政府方面采取一些更積極的措施,而且企業家要很好地利用全球化背景的機會,在大中華地區配置資源,進行區域分工,包括研發、設計、生產銷售形成一個更合理的價值鏈的分工體系。這樣一個過程是一個巨大的財富的創造過程。

  記者:您怎樣評價目前的大中華區經濟一體化程度?

  張維迎:因為我們知道經濟發展的最簡單道理就是分工資源的合理配置可以提高國民財富,200多年前,經濟一體化這個過程不僅在創造財富,而且有利于全世界的財富向大中華地區傾斜分配,說得簡單一點也就是改變我們中國人在世界產業鏈的“微笑曲線”的地位。臺灣的施正榮先生所提出的一個概念,即世界上財富分配是非常有價值的,如果我們不能很好地利用大中華圈提供的優勢,我們很可能在全世界的財富分配當中處于價值邊際最低的那一個部分,如果我們抓住了大中華的優勢,我們就有希望走到產業鏈優勢地位。

  在這個過程當中,我相信,臺灣最大,香港和澳門次之,大陸最后。企業家資源的開發,臺灣的企業家是非常成熟的,至少比大陸的企業家要成熟得多,臺灣的企業比大陸管理得更有效,更簡單,臺灣的高科技產業在世界上也有地位,但是到目前為止臺灣的企業家并沒有能夠有效地利用大陸所提供的機會,至少臺灣的企業家,臺灣的企業在利用大陸的優勢方面遠遠落后于韓國的企業、韓國的企業家。

  我相信,如果臺灣能夠更早地在大陸開放,臺灣和韓國的比較當中就不會像現在這樣處于一種劣勢狀態。再看香港,香港的企業家資源開發得也非常充分,香港的金融人才積極,香港的服務業也是最為發達的,在兩岸四地當中香港的服務業最為發達,它們已經利用了一些機會,但要保持它們在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它們還有待對大陸的進一步開發。如果從大中華地區的角度來講,對中國地區而言,如果香港和深圳的邊關取消了之后,香港和深圳徹底合并,深圳可以成為一個國際的金融中心。中國領土上的一個最大的國際金融中心。 而我們看大陸的企業家從整體上來講,還有待向港、澳、臺的企業家們學習,回報自己。

  我們講臺灣的企業家資源最大,香港、澳門次之,大陸隨后,而要獲得這個優勢,很大一個要素就是我們要在大中華區內進行產業的整合做好經濟一體化,這一過程自然伴隨的是產業的整合。在中國的地區上我們已經看到了大大小小各種各樣的企業,但是基本上都是游擊隊,我們能否把這些游擊隊變成正規軍?這是下一步產業整合的任務,我們很多企業單兵做戰,如何把這些單個的企業組成一個聯合的戰艦聯合做作戰是我們面臨的任務。只有這樣我們才能夠提高大中華地區整個產業的集中度。我們知道現在的世界是為少數的跨國公司所領導、所統治,而大中華地區如果具有這樣

領導力的企業,就能夠在價值鏈上形成更為合理的分工體系,產生出中國人的世界級大企業,和中國人的國際品牌。

  記者:我們靠什么來做到這一點?

  張維迎:我想提出一些忠告,希望我們的企業家能夠認真地思考。首先,我們必須加大研發的費用,大力地開發核心技術和自主知識產權。幾年前萬通的董事長講過一句話,學習萬科好榜樣,“萬科”是什么,是規范的管理。我也要提出一句話要學習華為好榜樣,華為是一個在國際上能夠取得一些地位的中國企業。我們中國的很多企業都應該向它學,把更多的廣告費用,轉向研發方面的活動。第二,我想我們應該用多種渠道打造中國的品牌,包括像聯想的收購國際品牌戰略,但是我這里仍然要警告的一點,在走向國際的時候,一定要分工做好準備,不能太草率,不能太魯莽,就像我們在國外念書之前,至少要進行半年的英語集訓,在走向國際之前做好準備很重要。

  記者:在大中華區經濟一體化進程中,您最擔心什么呢?

  張維迎:我非常擔憂我國的資源優勢敵不過國外的核心技術,我們的生產成本優勢敵不過國外的品牌優勢,我們的生產能力優勢抵不過國外企業的

供應鏈能力的管理。在這種情況下,我們面臨著極大的威脅,這個威脅在服務行業特別突出,我們非常高興中國能夠成為世界制造工廠,但是中國的服務業卻面臨全面的威脅。我預計再過十年在中國的連鎖企業前20家中可能沒有中國自己的。另外,我們的銀行業也許還有中國的名字,但是控股股東都變成了外國的企業,這是必須引起我們關注的事情。

  記者:歷史證明,靠政府整合產業是不會成功的,或者說可能性仍非常小,在不靠政府的情況下靠什么?

  張維迎:我們有些企業家還是靠所謂的資本運作整合產業,也就是說靠資本市場融資不斷地抵押再貸款,然后不斷地收購新的企業,建立龐大的企業帝國。事實證明,這樣一種作法成功的可能性也不是很大。再一點我必須特別強調一下內部融資所面臨的困難,在資本市場上企業通過多元化的內部融資是企業多元化的一個重要優勢,但是你必須注意這個多元化一定是企業內部的,我們現在一些企業通過上市公司來做,就是每一個企業都是上市公司的獨立法人,他們之間的融資已經不能稱得上是內部融資,如果你一定要這樣做就會導致你違法,最后你就會失敗。

  記者:在面臨全球化的競爭當中,我們應該很好地總結一下中國企業的優勢是什么?

  張維迎:中國人目前為止也沒有真正地理解品牌優勢。2005年世界品牌500強里,中國品牌有4個,“海爾”、“聯想”、“CCTV”和“長虹”,即使我們真的認為這4個品牌是世界的品牌,我們中國人品牌的排名遠遠低于我們世界經濟地位當中的排名,而且好多的品牌其實都是地方品牌,其中包括“聯想”“長虹”,目前還沒有成為世界型的品牌。海爾也只是銷售上的品牌,而不是海爾自己的品牌,至于CCTV其實也未必能稱得上是一個品牌,更多的是國家壟斷的結果。我們再看一下我們供應鏈的管理能力,應該說是比較差的,我們很多的中國企業不能經常和別人合作去完成一相項工作,在這種情況下,中國的很多企業就可能誤入歧途,他們有很大的虛榮心想把企業做大,走向世界,靠什么,他們都要靠政府,這是否可取值得思考。另外,我們政府也要有雄心來整合產業,把不同的企業合并。

  再有,我算了一下中國企業在廣告營銷上花的錢,遠遠大于我們在研發上花的錢,我們在吃喝玩樂上花的錢,遠遠大于我們在提高員工的教育、培訓方面花的錢,這是需要引起我們注意的。如果我們沒有核心技術和自主知識產權的技術,未來我們要在世界范圍內占領一席之地可能是比較困難的。

  我們可以做一個簡單的比較,比如“聯想”和“戴爾”。聯想的銷售額只是戴爾的10%,但是聯想的員工是戴爾的30%,在IBM合并之前,聯想是中國管理非常有效的企業,為什么它們的勞動生產跟戴爾還有巨大的差異,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聯想的很多事情都是靠自己來做,而戴爾把所有的事情都委托別人來做,所以“戴爾”用少數的勞工提供更大的市場份額。我們看一下國際,大體上能夠領導產業進行產業升華的企業,或者我們稱為產業領袖,無非是靠兩大原因,第一,是不是有核心的技術,有了核心技術,其他的企業不能不依附于你,為你提供服務,這樣的企業像“微軟”、“英特爾”,“微軟”創造了嚴格的標準軟件的平臺,所以所有的軟件企業必須和微軟進行合作,必須依附于微軟。英特爾靠它的芯片生產能力,統治了世界的計算機市場,所以其他的計算機廠家必須要按照英特爾的標準去進行生產,所以它們成為了行業的領袖。另外,消費也非常重要,像“NIKE”、“保潔”。“NIKE”不生產鞋,它只是設計和銷售鞋,中國大量的企業都是在為NIKE生產鞋,第二,就是供應鏈的管理能力,你有沒有能力在價值鏈的每一個環節承擔起責任,戴爾也不生產什么東西,沃爾瑪也不生產什么東西,但是他們有成千上萬的供應商為它們提供產品。

  記者:中國企業最大的劣勢是什么?我們應該在合作采取怎樣的戰略呢?

  張維迎:據我所知,中國的很多企業在走向國際,但他們的人力資源儲備嚴重不足,他們在企業方面的組織準備也是嚴重不足。我要提醒中國企業加強和提高我們的供應鏈上的管理能力。中國的企業怎么和外面合作,我們臺灣與大陸的合作可以帶來共贏,但這個前提是我們懂得價值分享在創造的總價值里面,每一方應該拿到多少利潤?大量的中國企業不懂這一套規則,非常可惜。他們只希望有一點兒好處自己占領,而不給對方留下,還有很多的產業,不知道怎么定價,像軟件行業,不愿意為IT服務提供價值,不分析廉價的東西,使很多的優秀人才不愿意在IT呆下去,這是我們整個國家的極大損失,怎么區分價值分享是我們中國企業必須解決的一個問題,我們還要從多元化走向專業化,我知道中國有很多企業家,仍然在為自己辯護,也就是說它有能力搞多元化。

  在過去,由于體制有種種原因,無論是大陸的企業還是香港的企業,基本都是多元化的企業。我不能說多元化一定會失敗,但我想告訴大家的是,經營越久,經營越全球化,專業化的優勢越大,多元化的劣勢越明顯。我們從歷史上看,最多元化的不是中國的企業,而是中國的農民,他們一開始什么都干,但是農民現在都不這樣做了,我希望我們中國的企業家也能向農民去學,我還要提醒一點,我們的企業應該有宏偉的戰略目標。

  但是這個目標絕對不要超出你的能力,你的能力總是有限的,你不應該高估自己的能力,并且你的戰略,必須有組織架構保證,也就是說如何建立企業的系統能力,而不是靠企業家一個人的融資能力和談判能力來實現你的戰略目標。我還要告誡一點,我們的企業不要再把和政府的關系當作核心競爭力。關系當然很重要,但是最重要的關系是企業與客戶的關系,是企業與供應商的關系以及與投資者的關系,而不是政府的關系。

  記者:但是目前中國的大多數戰略性的資源都掌握在政府手中,導致他們尋租的機會,對此您怎么看?

  張維迎:由于體制的原因,在中國很多的資源都控制在政府的手里,我們的企業離不開政府。我們必須花大量的時間跟政府周旋,但是我們必須始終記住一點,政府不可以離得太遠,也不可以離得太近。有些企業,如果離得太近就會死掉,也有一些企業因為離得太遠也死掉了。有一個企業家說過一句話,可以跟政府談戀愛,但是絕對不能跟它結婚。我還要說一點,企業家的行為不應該超越道德和法律的底線,應該認識到我們國家的法律正在變得越來越健全,越來越完善,所以過去可能并不是違法的行為,現在已經形成了違法的行為,特別是因為體制的不配套,在完成一些大的任務,做一個大的企業,可能不得不有一個違法的行為,現在這樣做要格外小心。

  中國企業家必須謹慎,至少不要過道德的底線,也就是說企業是真正在為社會創造價值,這就是企業的道德底線。中國的企業要真正地去做風險控制,企業家要思考企業究竟應該做到多大規模,這是需要你認真研究的。我還有一點建議,民間商會組織和行業協會要推動政府的改革建立商業規則,如果沒有大量的民間組織商業協會,那么合作與價值分享就非常難以做到,商業規范就不可能建立起來,如果我們企業家之間不具有高度的信任,怎么可能來升華產業,做大企業。

  記者:對于大陸的民營企業應該怎樣更好地投入到大中華區經濟一體化中呢?

  張維迎:中國民營企業當初的歷史責任是中國企業的整合。臺灣是民營企業主導經濟,香港也是民營企業,澳門還是民營企業,但是在大陸,仍然是國有企業主導,至少國有企業在重要的領域主導的,但這是一件非常值得我們思考的事,國有企業占到中國的2/3的資源,只創造了1/3的價值。好在我們也高興地看到,中國的民營企業也在做強做大,我想未來中國要有國際品牌的企業,主要是靠民營企業,不能靠壟斷性國有企業,因為它們是靠資源的壟斷做大,而不是靠核心競爭力,在統計當中,中國500強當中民營企業的比重是在不斷性上升,從2002年只占3.8%,2004年占到14.8%,2005年占到15.8%。

  我希望,以后每一年至少應該有3%~5%的比例的提高,我們還要看到一點就是在這500強里面,民營企業的效率指標,全面好于國有企業,這意味著什么?如果我們國有領域有更多的資源轉向民營企業,中國人的財富就可以大大地增加,中國的貧富差距就可以大大地減少。但要知道這一點,我們就需要給民營企業創造更好的政治、輿論、商業環境。

  我們政府必須真正地使得民營企業有自由的生存空間和平等的競爭機會。但是非常遺憾,至目前為止,我們很多的法律不健全,我們制定的36條來扶持民營企業發展,配套政策在操作當中,但目前幾乎是沒有起步,我們還要特別謹防把宏觀調控變成剝奪民營資本的一種辦法。

  我最近剛看到了一部電影《天下無賊》,這部電影對我啟發很大,電影一開始“大姐”(劉若英飾)就勾引“大款”(傅彪飾),他禁不住勾引,結果“大哥”(劉德華飾)把這個過程都拍下來了,然后就要挾他,最后“大款”的一輛

寶馬車就沒有了。想一想我們政府部分是不是也有類似的行為,我們有一些政府官員在不斷地勾引民營企業,你來我這兒投資,我給你很多的條件,但是另一些政府部門,把這個過程都拍下來了,過一段把民營企業的財產都收走了。 我想這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民營企業的發展關系到中國的未來,關系到我們中華民族在國際上的地位,所以對民營企業的發展態度問題,實際上是一個愛國主義的問題,當然我也希望中國的民營企業,不能只等著政府改善環境,還應該苦練內功,好自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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