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資銀行基因之變

　　隨著幾大國有銀行上市步伐加速，越來越多有關外資銀行入股中國四大行的消息開始曝光：蘇格蘭皇家銀行將出資總計31億美元，購入中國銀行10%的股權，無論從資金數量還是入股比例，均創下紀錄，突破先前美洲銀行30億美元入股建行9%股份的紀錄，成為迄今為止外資入股中資銀行的最大一筆交易。

　　不經意間，一向被視為高度壟斷的中國金融業，進入了外資入股時代。

　　外資瞄上中資銀行

　　2005年8月，新加坡國有投資公司淡馬錫控股宣布，擬出資約30億美元，買入中國銀行最高10%的股份，而且打算斥資14億美元，購買中國建設銀行股權。

　　據悉，淡馬錫同意在建行上市前持有該行5.1%的股權，并計劃在該行上市時的

　　有分析師認為，國有銀行的股份現在還不是由市場定價，這些外資入股中資銀行所花代價太大，所付價格遠超過現有持股的價值。誠若如此，那么外資入股圖的又是什么？

　　摩根士丹利大中華區首席經濟學家謝國忠傾向于把這個問題歸結為“會計問題”。他認為，外資入股價格與其所持股份的實際價值確有差異，但對外資顯然還是有投資誘因。謝國忠說：“假設外資入股中國的銀行時，它們適用的是1.3倍的 PE(市盈率)，這種出價也許現在看，高過這些股份的價值，但是可能銀行在IPO之后，能達到1.5倍的 PE，屆時外國股東還是非常有利可圖的”。

　　匯豐入股交行很好地說明了這種“財富效應”。一年前，前者以每股1.86 元人民幣戰略持有交行19.9%股份，后又斥資20億港元以每股1.9港元招股價購入交行股份。如今，交通銀行的股價高達3.3港元左右，逾70%的二級市場溢價足以讓其他外資銀行饞紅了眼。

　　此外，收購國有銀行股份也可為外資金融巨頭提供一次免費的品牌營銷。幾個月前，美國銀行、蘇格蘭皇家銀行和淡馬錫控股的名字在中國還相當陌生，在收購建行和中行之后則不斷占據媒體頭條的位置。

　　投資定位不同

　　業內人士認為，從行業角度來看，目前銀行業是最容易受到外資青睞的行業之一。外資進入中國市場，在具體行業選擇上，首先會考慮到市場容量大、發展前景看好的行業，像汽車制造業、金融行業；同時會選擇中國國內具有十分明顯競爭優勢的領域，如港口、銀行、通信、商業等。而金融行業是壟斷經營行業，中國經濟最近幾年來保持 8% 左右的連續增長，金融行業將因此而受益，外資進入后能得到壟斷和超額利潤。

　　同時，我國加入世貿組織后，外資金融機構急于擴大在國內市場的份額，但受國內金融政策、制度、世貿組織條款等方面的制約，又不可能一下大舉進入國內市場，因此，合資、參股就成了外資銀行現階段進入中國市場的首選方式。

　　外資銀行在中國收購銀行股權的定位分兩種：戰略投資或者財務投資。或者說，在收購大銀行還是小銀行的問題上，外資銀行要考慮它自身的戰略定位和現有資源，是否打算自己建設渠道網絡以及推出自己品牌的產品。

　　如果外資銀行計劃在中國大規模鋪設網點，以自己的品牌推廣業務，就會將自己定位為戰略投資者，對收購中小銀行比較感興趣。如此，外資銀行可能會持有較多的股份，相應的話語權也比較大，便于和中方在深層次上進行業務合作，甚至把中方的網點變成自己的分銷渠道。

　　而且，選擇入股內地中小銀行，有利于實現其通過與內地中小銀行共享客戶資源，最終與四大國有商業銀行展開競爭的戰略意圖。從現實來看，選擇參股國內中小股份制銀行，是外資銀行進入中國市場的一種優選策略。

　　比如渣打銀行對渤海銀行19.9% 的投資即是希望開拓以天津為中心的環渤海經濟區域，荷蘭國際集團參股北京銀行19.9%看重的是北京的零售銀行業務。韓國的韓亞銀行則收購了青島國際銀行50%股權，并通過增資，使其持有青島國際銀行股份比例達到72%，其目標市場即是在青島投資的韓國企業。

　　相比之下，那些不打算在中國鋪開網絡的外資銀行則可能會以財務投資者的身份收購國有大銀行的股權，分享中國整個銀行業成長的利潤。同時，這些外資銀行可能會在業務運營和風險管理等銀行基礎設施的層面上與被收購方進行合作，在實質上擴張自己的業務。

　　這可稱為財務投資。如與蘇格蘭皇家銀行一起收購中國銀行的李嘉誠基金和美林證券就采取了單純的“財務投資”策略。長江實業副主席李澤鉅表示，由于在三年內不得出售中國銀行股份，因此該項投資屬于較長線而有穩定收入的投資。或許在他們眼里，投資中國銀行就像投資中石油這種壟斷企業，持有股權以分享中國廣闊市場和增長速度所帶來的利潤。

　　另據消息人士透露，德意志銀行牽頭入股中國華夏銀行(600015)事宜接近完成，收購案價值2.2億美元，該交易最快會在9月內完成。

　　回避與擔保

　　在研究中國銀行和建設銀行引入戰略投資者的問題上，中國銀監會提出的建議中有一條“競爭回避”原則，要求“戰略投資者須在相關領域與銀行不存在直接競爭”。

　　事實上，對于每一個力圖通過收購中資銀行擴展內地業務的外資銀行來說，“競爭回避”是一條令之異常尷尬的合作條件。

　　或許這一要求注定了花旗、匯豐這一類的“金融超霸“們無緣四大國有銀行的股東地位。對于他們來說，盡快在中國推廣包括信用卡和

　　這就不難理解，先行進入中國的匯豐、花旗、渣打等各大外資銀行均在收購四大國有銀行時缺席。尤其是在收購建行的最后關頭，花旗突然猶豫，將機會讓給了美國銀行，同時失去了幾近收獲的建行IPO承銷項目。

　　按照現行規定，單一境外投資者持有中資銀行股份上限為20%，而外資合計持股不能超過該銀行股份的25%。也就是說，外資銀行難以有效控制中資銀行，所以，對風險的疑慮仍然是外資銀行不得不正視的一個問題。

　　而在中國，銀行規模與風險是成正比的。四大國有商業銀行的歷史壞賬是由中央匯金投資有限公司沖銷的，這種人為地卸下歷史包袱并不意味著它的風險管理水平有多大程度上的提高，也不能確信今后就不會發生類似的壞賬。

　　尤其是四大國有銀行與國有企業在歷史上存在著難以解脫的天然聯系，他們的主要貸款客戶仍然是國有企業，發生壞賬的風險始終沒有減少。在另一方面，如果四大國有銀行轉而開拓民營企業的市場，又將面臨股份制銀行的激烈競爭。

　　此間，外資之所以敢高價入股，還有一個值得關注的因素是，這些外資都不同程度地提出了政府擔保的要求。淡馬錫控股買入中國銀行股份時就要求獲得風險擔保，以免受這家國有銀行財務狀況突然惡化的影響。蘇格蘭皇家銀行也獲得了類似擔保。

　　而外資要求被持股方的政府進行擔保，在國際上并非沒有先例。例如，美國新橋投資在1998年買入韓國第一銀行時，也要求韓國政府進行擔保，即如果韓國第一銀行發生壞賬，新橋可以按面值把這些壞賬轉賣給政府。

　　或許可以這么理解，在收購中國國有銀行的這場頗為復雜的過程中，外資付出較高的溢價，但是獲得了政府擔保以及更巨額的潛在商業利益；而對中國政府而言，獲得可觀收益的同時，又成功地借助外資把國有銀行推進國際市場，并借助外資的力量對國有銀行實施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