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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貴州是一個國家，那么它的人類發展指數僅剛超過非洲的納米比亞，但是如果把上海比作一個國家，其人類發展指數則與發達國家葡萄牙相當。”
“中國的基尼系數達到0.45，超過國際公認的0.4警戒線，如今中國20%的最貧困人口收入份額只有4.7%，而20%最富裕人口收入份額則高達50%。”
“由于中國實行衛生體制的社會化改革，有70%-80%的農村人口沒有醫療保障，這導致成千上萬嬰幼兒和農村人口等弱勢群體不必要的死亡。”
這是聯合國開發計劃署(UNDP)2005年《人類發展報告》對中國的地區不均衡、貧富不均衡和社會階層不均衡所作出的動人心魄的描述。
9月8日，UNDP發布了這個題為《處于十字路口的國際合作：不均衡世界中的援助、貿易與安全》的報告。報告指出，今年中國人類發展指數全世界位列85位，比1990年排名上升了20位。但報告同時提醒，中國的社會發展已經落后于經濟發展，因此中國目前面臨的挑戰就是將其令人矚目的收入增長轉化為非收入方面(比如教育和衛生)的人類發展的可持續增長。
“我們需要把經濟發展的成果與貧困人口分享，使他們能夠得到更好的健康、更好的教育，特別是農村地區。”聯合國駐華系統協調代表、聯合國開發計劃署駐華代表馬和勵認為，在這方面中國應該發揮更大的潛力，為聯合國千年目標作出更大的貢獻。
5年前，也就是2000年，各國政府首腦向普天下的人們許下了一個承諾——《聯合國千年宣言》：要使處于極度貧困中的人口減半、降低兒童死亡率、使所有兒童都受到教育、擊退傳染病，各國決定為實現這些目標構建一種新的全球伙伴關系，兌現的時間是2015年。
“中國在發展方面取得的進步顯著，但是這些進步卻沒有足夠使貧困人口受益。”馬和勵介紹，聯合國的一個專家小組曾做過一個關于中國醫療改革方面的報告，他們的一個基本結論就是中國的醫療保健制度已經基本崩潰了，因為它沒有能夠幫助那些需要幫助的人，沒有覆蓋農村的農民。在馬和勵看來，中國過去這么多年來一直是按照美國的模式發展。
“這是一種成本非常高而效率非常低的做法，”馬和勵說，“這就像是一場針對富人的改革試驗。”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學術委員會副主任王慧炯作為《人類發展報告》的評議人，他對《商務周刊》說：“與中國在經濟上取得的成就相比，中國在衛生保健方面是倒退了。我們必須建立一種符合中國國情的衛生保健制度。”
馬和勵還進一步介紹，國家發改委要求UNDP為中國的“十一五”規劃編制獻計獻策，他們將會提交具體的報告，希望將人類發展的指標都能納入規劃當中。
“十一五”規劃的“均衡”建議
——訪聯合國開發計劃署駐華代表處官員高宇
《商務周刊》：《人類發展報告》對中國經濟發展與社會發展不均衡狀況是一個怎樣的總體描述？
高宇：中國從改革開放以來取得了飛速的進步，高速經濟發展在減貧方面發揮了很大作用，使3億多人擺脫了絕對貧困，這意味著在減貧方面中國已經提前實現了千年發展目標，即在1990年基礎上絕對貧困人口減半。中國的人類發展指數提高也很快，從1990年到現在提高了20%。
但是應該怎么看待中國這種進步呢？這個報告認為，中國在經濟增長方面表現突出，但是在其他人類發展領域相對于經濟的發展是落后的。也就是說，雖然中國的人類發展指數在增長，但總體上落后于經濟增長幅度，它應該挖掘更大的潛力。中國有必要制定相應的政策，使經濟飛速增長的好處能更均衡地分配給社會的各個階層，更多地分配到教育、衛生等領域，提高普通人的生活水平。從總的判斷來說，中國實現千年發展目標不存在太大的問題，只要中國政府能夠采取有力的措施，均衡分配經濟增長的好處，強化和改善經濟可持續發展所需要的必要基礎條件，中國未來發展就一片光明。
《商務周刊》：針對中國經濟增長速度與社會發展的不均衡，這方面有沒有具體的數據和描述？
高宇：2003年聯合國駐華機構做了一個《中國實施千年發展目標進展情況》的評估報告，當時確定中國主要是面臨三個領域的挑戰：艾滋病、環境的可持續發展、男女平等。具體來說，根據國際機構的估計，中國現在應該有100萬艾滋病患者或攜帶者，如果不采取有力措施的話，到2010年，這個數字會增長10倍；環境方面，中國90%以上的草地都面臨退化的問題，而在城市里超過75%的河流被污染，不利于人的健康；男女平等方面，中國最新的數據是男女出生的性別比例已經達到119.86：100，這意味著每120個男嬰成年以后就有將近20人找不到配偶。
另外，從農村人口的收入增長率來看，已經從1990年代初的每年5.7%降到2002年的3.7%，其實在這期間正是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時候，但農業人口的收入增長率反而下降了。
面對這些挑戰，中國以后的發展需要更加均衡，這跟中國政府現在提出的政策是比較吻合的，比如“落實科學發展觀”、“建設全面的小康社會”、“和諧社會”，這些概念跟千年發展目標也是一致的。
中國面臨的挑戰，關鍵是在制定“十一五”規劃時怎么把這些不平等的問題、扶助貧困人口和弱勢群體的問題，能夠全盤的放到規劃里面。要非常系統性的把這些政策融入到規劃的各個方面，而不是只提概念或者在這么大一個框架里只有一小部分，比如只在問題突出的領域，其實應該在教育、衛生、就業等各個方面都要系統性的把這些指標放進去。
另外，財政支付體系也很有文章可作。它是不是注意到不平等發展的問題，針對不同的地區、不同的省份是不是應該有或繼續有明顯的優惠政策，包括教育和衛生體系的改革，具體到各個省份，這個費用到底是省市縣來負擔，還是中央政府來負擔更加合理有效？這些問題都很值得考慮，這就需要中央政府從宏觀層面來權衡。
中國面對的挑戰是巨大的，因為中國面臨的問題特別復雜，我相信任何政府來做都會非常吃力。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成就已經非常明顯，但需要做的事情確實還很多，其實我們的著眼點應該放在如何各盡其責，貢獻出我們的力量，為這個進程更好的服務。從聯合國系統的角度也是如此，就是為這個進程多出力，能夠提的建議我們就提，能夠做的事情我們就做。
《商務周刊》：據說你們正在給國家發改委編制的“十一五”規劃獻計獻策，能不能做進一步的介紹？我們也很希望看到聯合國“讓窮人分享GDP”的精神能夠植入“十一五”規劃當中。
高宇：就像馬和勵代表所說的那樣，我們是應中國政府的要求為“十一五”規劃提供一些政策建議，肯定不只我們一家，中國政府向來比較注重國際經驗。我們主要就是根據聯合國及UNDP的研究成果，包括《2003年中國實施千年發展目標進展情況》及《2004年共同國家評估——統籌發展，全面建設和諧小康社會》，針對中國發展中存在的不平等問題、和諧發展問題，還有教育衛生的問題等提出了一些建議。
我們的角度就是，中國政府在做這個規劃體系的時候，應該體現均衡發展的內容和人類發展的內容，為大家創造更平等的機會，讓所有人都參與發展進程，分享好處。其實這與中國政府“以人為本”的觀念是一致的，就是以人的發展作為衡量的體系。很多發展中國家目前用的衡量體系都是GDP，也就是說根據經濟增長來衡量整個國家是不是進步了。這種體系其實是有缺陷的，經濟的發展不見得就能推動人類發展，經濟發展有時候對人類發展反而是一個反作用，像很多拉美國家就是這樣，雖然經濟保持高速增長，但是社會的不平等越來越嚴重，財富越來越集中到非常少的一部分人手中，而越來越多的人陷入貧困。從人類發展的角度來說，這個經濟發展是失敗的。我們覺得中國應該避免這種情況，而且中國政府已經非常清楚地意識到了這個問題，所以才提出“科學發展觀”、“和諧社會”。我們的任務就是把這種觀念更加深入、徹底的貫徹到“十一五”規劃當中。
具體來說，中國不平等問題其實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一個是中國地區不平等。中國是這么大一個國家，區域之間無論從地理上、自然資源分配上、受教育水平上都大不一樣，中國東部和西部之間存在巨大差距，這是很重要的一個不平等；第二個就是城鄉之間也有天壤之別。從人類發展指標看，上海跟葡萄牙這樣的發達國家是接近的，但是西藏和貴州只相當于非洲的納米比亞或加納這樣的貧窮國家；第三個就是社會團體之間存在的差距。中國像很多發展中國家一樣，都有很多的弱勢群體，比如在中西部的婦女，她們所受的那種困難是普通人無法想像的，她們的丈夫都出外打工，她們既要擔負撫養子女的責任，又要下田種地、照顧老人，在她們身上這種不平等是非常突出的。另外還有艾滋病患者群體等等。“十一五”規劃如果把這三方面都能考慮進去，然后做更多的投入，不光是扶助地方經濟的發展，同時還盡量多地考慮經濟增長連帶出現的不平等等一系列問題，情況就會好很多。
《商務周刊》：我們十分認同UNDP這份報告關注中國的角度，但正如你所說，中國的問題非常復雜，平衡似乎是一種藝術。你們的人類發展指數和指標是如何來平衡的？
高宇：人類發展這個概念是從1990年開始的，到現在UNDP已經推出了第15本《人類發展報告》。而人類發展指數主要是衡量人類在發展方面取得的成就，包括三個方面：長壽而健康的生活(預期壽命)，教育和知識(入學率和識字率)，體面的生活(收入)。現在在發展領域，越來越多的人都覺得這是一個最科學、最以人為本的衡量體系，因為它把人放在最中心。在考察一個國家的發展時不光是看這個國家的GDP，我們不認為經濟增長達到20%就一定是好的，相反，一個國家可能經濟增長只有5%，但是它關注民生，老百姓更廣泛地從增長里受益了，讓老百姓的生活更體面、更快樂，這就是更好的發展。
總的來說，經濟增長對人類發展是有好處的，但是有一些國家，比如孟加拉國，經濟增長很慢，但是它的政府比較注意平等，所以它的教育和壽命都比較好。國民收入的增長只是三個指標里的一個，但是教育和衛生也很重要，如果你只是高速經濟增長，但是入學率、文盲率和衛生都很差，就會把你的綜合指標降下來。
至于對社會發展投入太多是否就會影響到經濟增長的速度？從全球的經驗來說，如果你在教育和衛生方面投入較多，不會影響你的經濟發展，而且從長期的、持續發展的角度來說，是對經濟增長有好處的。因為勞動力的水平通過教育可以得到提高，如果你的健康和衛生水平也提升了，它可能讓你這個國家的投資環境更好。另外人類發展水平和社會穩定也是緊密相連的，它會對經濟發展產生深刻影響。
中國的基尼系數已經很高，不同國際機構有不同的數據，但基本上在0.42-0.45之間，而一旦超過0.4就被認為會出現不利于經濟發展的情況。所以從中長期看，教育、衛生這些領域的投入是有好處的。我覺得中國目前就是不要把這些問題割裂開來，認為經濟增長和社會發展只能取其一而不能兼得，其實最好的辦法就是把它看作相輔相成的兩個東西，齊頭并進。
《商務周刊》：現在有學者開始建議中國政府把“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口號恢復到過去的“兼顧效率和公平”了。
高宇：我覺得中國政府已經朝著這方面發展了，兼顧效率和公平，這和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和諧社會的理念是完全一致的。我們覺得聯合國系統也有這樣一個非常寶貴的機會，在中國政府的發展思路出現根本性轉變的時候，能對中國提供高質量的服務，協助中國朝著更健康的方向去發展。
中國在人類發展方面取得成功可不是一般的事情。中國這么大的規模，它的影響是世界性的。很多人都說，全球人類發展目標很大程度上依賴于中國和印度這兩個巨大的發展中國家。中國如果千年發展目標失敗了，某種程度上全球也失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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