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洲最佳財長金人慶：數字森林中的詩人

　　□本報記者 許 峰

　　9月24日晚�僭谌A盛頓參加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聯合發(fā)展委員會的中國財政部長金人慶笑容滿面，原因是《新興市場》Emerging Markets評選他為2005年度亞洲最佳財長，這是繼今年6月份英國《金融時報》旗下的《銀行家》之后，國外權威財經媒體第二次將這一榮譽授予中國財長，上一次的得獎者也是金人慶。��

　　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每年年會期間，作為其年會例報的《新興市場》(由世界級金融傳媒機構——歐洲貨幣機構投資公司出版，是一份極具權威的財經媒體)都會評選當年的“亞洲最佳財長”。這一獎項是根據投資銀行及分析員的投票而選出的，評選課題包括經濟記錄、扭轉惡劣情況的能力以及創(chuàng)下目標的能力等等。

　　很顯然，這一獎項帶著世界級敬意，折射了中國在全球財經舞臺上的活躍程度，更是對中國在國際經濟體系中的地位與影響的一個評價。

　　《新興市場》主編威廉·古德哈特在頒獎儀式上說：“中國在宏觀調控中的的堅定決心和努力，贏得了全世界的感激和贊揚�！比鹗啃刨J第一波士頓(CSFB)亞太區(qū)首席經濟學家陶冬在7月就收到《新興市場》關于“亞洲最佳財長”候選人的投票表格，雖然候選人名單上還有泰國、印度的財長，但他還是表示，“相信一個職業(yè)分析師不能不關注今年中國在宏觀調控以及匯率問題上的絲毫舉動。”

　　從積極到穩(wěn)健

　　金人慶被外電譽為當今中國的“數字大腦”。

　　40年的財稅職業(yè)生涯磨礪出他的嚴謹，財技手法長于收放自如，宛若在數字森林中踱步的詩人，這位來自蘇州的江南才子開懷大笑的時候，控制的力量依然浸潤在他溫和的氣質之中。

　　2005年，對金人慶來說，是格外繁忙的一年。

　　2月，應邀參加了在倫敦舉行的西方7國集團財長與央行行長會議；6月初，又赴倫敦與8國集團財長等舉行對話會。

　　亞歐財長會之后，7月初金人慶以中國政府對亞行的窗口單位負責人身份主持大湄公河地區(qū)領導人會議；10月他還將和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一起，主持在中國舉行的20國集團財長和央行行長會議。

　　在金人慶很多繁忙活動的背后，有一個詞匯：“宏觀調控”。

　　2003年后，中國針對經濟過熱的苗頭，要適度降溫，財政政策同土地、信貸、產業(yè)政策這些掌控在中央政府手中“極具有威力的調節(jié)手段”，于是開始逐漸發(fā)揮威力。將積極的(擴張的)財政政策轉變?yōu)榉�(wěn)健的(中性的)財政政策和穩(wěn)健的貨幣政策，調整經濟的重大比例關系，農業(yè)增長加快，國內消費上升，政策出臺，效應明顯。

　　“靠投資拉動經濟增長這些年，形成了不少盤根錯節(jié)的利益集團，財政政策轉型無疑是斷了這些既得利益群體的后路。”財政部財科所的專家認為，財政政策轉型固然有宏觀經濟大形勢的需要，但是其中不乏財政部領導的勇氣。

　　“悲壯”的稅官

　　被眾多媒體所引用的細節(jié)是這樣描述的：

　　1999年元旦，北京華燈初上，萬紫千紅，國家稅務總局值班室卻與新年遠隔千里。金人慶守候在這里，記錄各地報來的數據，沒有多的一句話。當最后一元稅款進入國庫的時候，一向內斂的金人慶淚水奪眶而出。

　　1998年是金人慶官場生涯中最需要付出勇氣的一年，調任國家稅務總局局長正值亞洲金融風暴洶涌，他說：“我當了一輩子官，大概只有那一年我對做官艱難的感受最深刻。”

　　金人慶走馬上任，磨刀砍柴，先后在浙江、北京、四川分片召集了由各個地區(qū)的國、地稅局長參加的座談會，之后，在北京寬溝召集了由理論界和國內頂尖專家學者和稅務系統的幾位司、局長參加的座談會，探討中國經濟的走勢、亞洲金融危機的影響、稅收工作面臨的任務。

　　當時中央的政策是，“針對當前通貨緊縮的形勢，中央決定實施更加積極的財政政策，籌積更多的資金，進一步加大基礎設施建設投資力度，這是擴大國內需求、拉動經濟增長的最有效措施�！�

　　號令之下，金人慶說：“我本人和稅務部門的全體同志的確感受到了從未有過的壓力和挑戰(zhàn)。”

　　金人慶曾經在《學習時報》上回憶他就任國家稅務總局局長的第一年，“新一屆政府剛剛組建。在需求不足、呈現通貨緊縮趨勢的經濟社會背景下完成黨中央、國務院下達的當年稅收增收1000億元的任務，稅務部門付出的艱辛和體味的甘甜，真可以寫成一部頗有些悲壯色彩的史書。”

　　基層十年磨劍

　　如今處在全球關注目光下的金人慶，細觀其履歷，不難發(fā)現其中充滿著艱辛與奮斗。

　　1962年9月，考進中央財政金融學院的金人慶在興奮地面對即將展開的新生活的同時，“生在舊社會、長在紅旗下”，18歲的他肯定沒有想到若干年后，會經歷四清運動、目睹“文化大革命”，而且最終他能參與推動中國改革。

　　當時中財院60級為干訓生，1961年因自然災害停招，62級實際上是中財招收的第一屆大學本科生，也是建國以來最難考的一屆。

　　已經70多歲的王佩真教授回憶，當時的學生生活非常清苦，70%的同學靠國家每月12元左右的助學金生活，校園里清一色的補丁衣服，宿舍里沒有開水瓶，只有用大鐵壺打開水，常常喝涼開水。金人慶是班上的學習委員。

　　臨近畢業(yè)論文時，“文化大革命”開始了。學校很快就停了課，只學習《人民日報》、《解放軍報》以及《紅旗》雜志。“文革”直接影響到金人慶所在的62級畢業(yè)學生的分配，畢業(yè)方案歷經波折。隨著工宣隊、軍宣隊的進駐，反反復復七八次的分配方案最終在“砸爛資產階級教育路線”、“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等方針指引下，徹底轉為“面向基層、面向農村、面向邊疆、面向工礦”。

　　1966年全國進入無序狀態(tài)后，本應早就離開學校的金人慶和他的部分同學，于是不得不繼續(xù)呆在學校里。直到

　　1968年，金人慶終于可以工作了。他拿著報到通知單來到云南永勝縣糧食局。此后的近10年時間，金人慶養(yǎng)過豬、扛過糧包、當過糧店會計。

　　“文革”結束后，政府工作的重心也逐漸轉移到經濟建設上。在“落實知識分子政策”、“讓知識分子歸隊”等系列措施下，金人慶的人生獲得轉機，從縣糧食局副局長、縣財貿辦副主任、財貿黨委副書記，到1980年至1983年間，金人慶從縣委常委逐步升遷為縣長，之后調任云南省

　　從計劃到市場，整個社會都經歷了一場巨變。金人慶由于從基層一步一步干上來，他非常清楚中國的國情，工作非常踏實，帶著實在的業(yè)績，開始逐漸步入高級領導干部行列。

　　在金人慶任云南省副省長的6年間，他扶持起云南的煙草行業(yè)，不是以簡單的減稅、撥款方式，而是運用多種調節(jié)手段，促進了云南經濟的快速發(fā)展。

　　1991年9月，金人慶重回北京，出任財政部副部長。4年之后，又調任國務院副秘書長、黨組副書記。數月之后，金人慶被任命為北京市副市長，1997年12月他又當選為北京市委常委、副書記。1998年4月，金人慶再次當選為北京市副市長3個月后，調任國家稅務總局局長。

　　2003年1月，金人慶在接受央視記者采訪時，當著攝像機鏡頭展示了自己的工資條，上面清楚地列舉納稅額為190.5元，他領導下的稅務系統通過同“跑、冒、滴、漏”做斗爭，2002年的稅收成果達1.7萬億，增長12%之多。

　　人生的舞臺就是這樣，應該說，中國這40年的風風雨雨也印記在金人慶身上。

　　1968年底蝸居于云南邊陲小鎮(zhèn)的金人慶能否想到，2005年他會以中國財長的身份在國際舞臺上領受大獎？基層、面向農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