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需對貿易平衡影響大過匯率 周小川談治本之策

　　“對大國經濟而言，更為重要的方面往往是國內的結構調整政策。大國經濟的內需對貿易平衡的影響往往遠大于匯率的作用”

　　本刊記者 張繼偉/文

　　貿易順差與內需強弱

　　“鼓勵消費的結構政策應當成為下一步促進內需政策中的關鍵問題之一，也成為調整貿易順差的關鍵問題之一”

　　《財經》：在去年2月舉行的“《財經》年會”上，你講了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和服務業發展的問題；今年7月，中國推出了匯率形成機制的改革。你認為今年的貿易順差是否仍會比較大？國際收支和去年比較如何？匯率改革在這方面的作用是不是充分？

　　周小川：從今年GDP增長的趨勢看，投資的貢獻率有所下降，消費占GDP的比重有可能進一步下降，而凈出口的貢獻率依然很高。總的來看，貿易摩擦還會繼續加重。

　　今年7月21日，我國改革了匯率形成機制，對匯率水平進行了升值2%的初調。選擇2%初調水平的依據是，過去五年(2000年到2004年)，我國平均年商品與服務貿易順差在200億美元左右(比如去年商品貿易順差321億美元，服務貿易逆差約100億美元，兩項合計順差200億美元稍多)，占GDP的2%左右；同時，測算到中國的出口彈性和進口彈性，因此，2%的調整基本可以達到預定的政策目標。

　　但是，2005年的情況又有新的變化。到目前為止，今年我國的貿易順差已經超過600億美元，預計全年也將明顯超過去年的數字。因此，如何看待

　　從宏觀經濟角度看，一個國家貿易順差的調整主要依靠兩個方面的變化，一是包括名義匯率在內的相對價格、相對工資水平的變化，可以部分消除貿易順差；二是對大國經濟而言，更為重要的方面往往是國內的結構調整政策。大國經濟的內需對貿易平衡的影響，往往遠大于匯率的作用。日本、美國的情況也是如此。

　　《財經》：今年投資和消費的增長率似乎還不錯，怎樣看待內需的強弱？怎樣看待內需與凈出口之間的關系？

　　周小川：分析上的一個困惑來自宏觀統計數據之間的不匹配。GDP有三大內容，今年上半年投資(增長25%)、消費(較有代表性的零售總額增長13%)、凈出口(今年上半年順差397億美元，2004年上半年為逆差68億美元，今年全年凈出口估計會成倍增長)，經價格校正(平減)后的增長率，都高于GDP的增速，顯然還需進一步分析和解釋。

　　相比之下，在構成GDP的三大內容中，總消費增長速度最弱，而且占GDP的比重近幾年連年下降。隨著投資增長逐步、適度壓縮，中國經濟增長的關鍵，就要看消費需求是否能夠及時補上消減下來的需求缺口。

　　如果消費不能相應補上，內需不能相應擴張，則進口增長會較慢，國內生產能力就很可能會更傾向于出口；同時，隨著投資壓縮，進口、特別是資本品的進口也會有所減少。多數出口商在內銷和出口間徘徊比較，進口商視內需而進貨；內需不強會使貿易順差進一步擴大，這不是我們所愿意看到的。

　　從研究和落實科學發展觀的角度出發，促進內需的增長是我國發展戰略的一個基點，而鼓勵消費的結構政策，應當成為下一步促進內需政策中的關鍵問題之一，也成為調整貿易順差的關鍵問題之一。促進消費是中國經濟學界面臨的一個新題目。長期以來，我國學界研究重點關注的還是生產領域，擅長研究提升供給和注重物質生產，總體上對于消費和服務業的發展研究還遠遠不夠，支出法的GDP統計還存在不少需改進之處。研究擴大消費內需涉及思維轉變，依然面臨不少困難。

　　擴大內需關鍵何在

　　“可以考慮分析購買力的人群分布，分段開拓消費市場”

　　《財經》：有一種意見認為，要擴大內需，就需要提高農民收入，擴大農村消費，改善收入分配差距過大的局面。你認為這是不是問題的關鍵？

　　周小川：提高農民收入，擴大農村消費，本質上還是要提高生產力。在研究促進消費的政策時，有觀點強調重點應當放在農村市場。一個簡化的推斷是：改善收入分配，擴大農民購買力。(這個)命題顯然是對的，但是對其作用有多大，要做數量分析。

　　農民收入的提高，本質上取決于農民勞動生產率的提高。當前我國農村的實際現狀是，由于人多地少，農村勞動生產率低下，農村的收入水平和農民購買力的提高就會受到很大限制。根據統計，數億農民在農村所進行的農產品生產，按照市場價格創造了GDP的15%左右。雖然由于各種價格和稅費的扭曲，農民難以正當且足額拿到生產收入(應盡早糾正)，但是，農民依靠農業生產收入所形成的購買力，大致是在GDP的15%左右。

　　目前部分地區農民家庭收入上升有其他來源。首先，因為大量的農民工進城打工，匯回到農村的款項支持了農民購買力的上升，這實際上對應的是工業等勞動生產率相對較高的領域，將收入向農村家庭轉移；其產生的購買力是來自農業以外的其他勞動生產率相對高的行業，雖然能夠促進農村總消費的增長，但在國民經濟總消費中的效果需避免重復計算。

　　第二，是靠各種來自于轉移支付的財政補貼。財政支持則主要包括糧價調整、稅費減免等，這些政策措施產生的效果大約是數百億元，與我國龐大的8萬多億元的消費總需求相比，可能產生的影響還相當有限。

　　另外，農產品價格也不可能無限制地提高，因為其價格畢竟受到市場供求的影響和競爭力的約束。此外，其對總消費的影響還取決于財政轉移支付的財力來源。如果沒有加大財政赤字也沒有導致貨幣供應量的增加，則總需求并未因此而增加，只是替代了一部分其他納稅人的消費需求。因此在注重農村消費的同時，也要看到它與勞動生產率的聯系及其在總消費需求中的比重。當然，農村人口的邊際消費傾向比城里人高一些，有利于消化企業產成品庫存，但在總需求中效果有多大，還需要做詳盡的數量分析。

　　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以后，中國的經濟出現了通貨緊縮。當時為了刺激消費，出臺了積極財政政策，加大基礎設施投入，效果非常好。下一輪國家可以考慮花點錢加強農村基礎設施建設，這對提高勞動生產率有好處。

　　《財經》：那么，擴大內需還需要哪些方面的考慮？

　　周小川：可以考慮分析購買力的人群分布，分段開拓消費市場。從我國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分布看，高端10%的戶占總收入25%，低端10%的戶占2.3%；高端20%戶占總收入40%，低端20%戶占6.4%；高端30%戶占總收入52%，低端30%占12%。又有人估算，高端20%戶的銀行儲蓄占居民總儲蓄12萬億元的80%(統計驗證有一定困難)。不管從道義上是不是愿意接受，購買力的很大比重在高端，高端消費潛力大；促進中高端人群增加消費，對擴大內需來說是事半功倍的。

　　面對日益差異化的購買力，我們需要分段考察這些人群的消費狀況。有人說中國的富人已經有車有房，當前已經沒有地方消費，這種說法只是表面上有道理，其實是有問題的。目前我國人均收入在1000美元，如果收入高10倍的在我國算富人，富人的平均收入也就是每年1萬美元，而這樣的收入水平在美國、日本、西歐無疑是屬于低收入階層的。可見，收入超過1萬美元的中國的富人并不是沒有地方消費，關鍵是我國收入格局變化太快，消費者本身有個適應過程，在消費的供給、環境、思維(包括觀念上的限制)等諸多方面更跟不上這一變化。另外，在過去長期“一窮二白”的環境下，確實缺乏針對中、高層消費的服務，觀念上可能也有不適應。

　　從當前的現實情況看，市場調節的機制使得廠商會考慮購買力在哪里，會注意到一些面向中高收入階層的消費需求，例如商品房、汽車需求。一些房地產商關注開發高檔房，一些汽車銷售商進口一批高檔汽車，銷售也不錯，原因就在這里。當然，這也招來了許多批評意見。

　　在消費政策方面，盡管長期以來形成的消費宣傳有一些既定的習慣說法，但是在經濟思維上、在擴大內需方面應有更數量化的分析。在注重向農民進行政策傾斜的同時，要想實現擴大消費內需的總量效果，也必須重視向不同收入檔次群體提供和創造消費供給，改進消費政策，改善消費環境，使消費與收入結構匹配得更好，以取得更為明顯的政策效果。

　　這方面還存在諸多問題，而某些政策的制定者可能還沒有充分從擴大內需的角度來對待這些問題。另外，供給和需求之間的關系，總的來說是需求決定供給，但不少新領域也大量存在著供給的創新能創造需求的現象和實例。

　　發展服務業路徑選擇

　　“中國要發展的服務業不能特別集中于資本密集型，也不能集中于物質消耗過大的類型，要特別強調發展家庭最終消費的部分”

　　《財經》：你去年2月在“《財經》年會”上就講應該重視服務業的發展，并作為你對科學發展觀的理解之一，這是否也是內需導向的一個重要內容？相關聯的問題是，如何去發展服務業？

　　周小川：消費需求分為物質消費和服務消費兩大類。我國多年來比較重視物質生產體系，在“重物質、輕服務”的思維下，最終消費中服務支出(尤其是文化、體育、娛樂、旅游等)的占比明顯偏低。2004年我國GDP中第三產業占32%，即便統計普查后可能會上調10 個百分點，也遠低于印度、巴西、俄羅斯等發展中大國的水平。

　　服務業發展是我國的弱項，但是也說明服務產業的發展有著廣闊的空間。發展服務業和服務消費，是促進中國消費發展和內需擴張的一個重要領域。這也涉及到我國服務業發展結構選擇問題。要避免出現誤區。重視服務業的發展，首先應當改善服務業發展的結構。

　　服務業的結構之一是可劃分為“中間產品”和“最終產品”。人們容易出現忽視最終產品的傾向。發展服務業已漸成共識，但是，物質生產偏向的思維使一些人首先想到的是發展那些支持生產、流通和能出口(如call center)的服務業，而不是最終消費的服務。商業、運輸、金融多數是為生產、銷售、投資服務的，是最終產品的中間投入品，其中一小部分是最終消費；醫療、文化、體育、娛樂、旅游、餐飲、家政、物業管理，則主要是服務業對消費者的最終產品；通信大約是一半一半。我國服務業整體不強，其中最終產品的供給和消費更為薄弱，大有可為；也有一些思維障礙。總之是事在人為。

　　服務業的結構之二，是“政府消費”和“家庭消費”之間的比例關系。在GDP總量中，我國政府消費占19%，家庭消費比重顯得更低。服務業凈產值的消費中，也存在這一比例有偏的問題。現在政策上需要注重擴大家庭對服務的最終消費。

　　服務業的結構之三，是“偏硬的服務業”和“偏軟的服務業”之間的比例關系。服務業大致可以分為“偏硬”和“偏軟”的服務業。“偏硬”主要指資本較密集、物質消耗較高的行業，如航空、公路運輸、高檔旅館業等，這些服務領域相對投資高，耗電、耗油大；“偏軟”的則相反，如信息消費、藝術、音像、娛樂、休閑等。通訊業大約在建設期“偏硬”，在應用期則“偏軟”；旅游、餐飲則是硬軟均有，看最終支出結構。金融業資本密集，但物耗少；民航、互聯網、移動通信等屬于技術密集型的，餐飲則是勞動較密集的。因此，有人簡單地說服務業投資少、就業多、科技要求不高，實際上是有誤的，不可一概而論，要有區分。鑒于我國的傳統，“偏軟”的服務業尤其薄弱，因此也就有更大的發展空間。

　　總之，在討論服務業發展路徑時，必須要立足于國情，要注意我國所要發展的服務業，不能特別集中于資本密集型，也不能集中于物質消耗過大的類型；要特別強調發展家庭最終消費的部分。否則，在GDP的整個結構中，消費總需求占比還是難以有效提升。服務業的發展戰略也需更加體現“以人為本”及市場導向，這應成為科學發展觀的一個部分。仔細去想，服務業發展中仍有大量的人為障礙，其中有不少是不自覺的或傳統遺留而無人去改的。

　　文化產業最具波及效應

　　“文化傳統與現代化問題對于服務業的發展是個重要議題”

　　《財經》：你強調過服務業中廣義文化產業的重要性，但是目前其產出在國民經濟中似乎很低，將來它的作用會怎樣？

　　周小川：發展服務業，應該發揮文化產業的“領頭羊”作用。未來增長空間大、對物質資源消耗相對較低、同時也能發揮中國悠久文明古國優勢的服務業環節，應該是廣義的文化產業。文化產業雖然直接產值不高，卻是最“軟”的，波及(spill-over)效應也最大。廣義的文化產業，包括文化、藝術、體育、健身、旅游、娛樂、休閑等，目前在我國強調的作用不夠，增長的空間更大。

　　從國際國內的經驗看，文化藝術產業的發展能起“領頭羊”的作用。沒有文化內容，旅游、娛樂、餐飲等諸多子行業都會大為遜色；沒有文化內容，工業產品的需求和附加值也明顯減少。世界上許多工業消費品(電子的、光學的)實際上是文化娛樂的承載體。當前我們強調商品的自主品牌。實際上，世界上的自主品牌中，大約有一半來自技術研發(自主知識產權等)，另一半是靠文化內涵而形成的，例如法國香水、意大利領帶、美國的卡通形象等各種名牌。他們的科技含量并不高，但在文化內容支持下卻形成了工業產權。這其中的名人效應也是不可忽視的。

　　文化分古代的、現代的，民族的、國際的；需要精心平衡，力求綜合與創新，以需求為導向，減少傳統的“框框”。要說古，埃及和希臘是很古的，但是其文化并未發揮出很大的經濟優勢；看韓國，雖然歷史并不十分悠久，但近年來連中國都出現了“韓流”，電影、舞臺、廣告都大量請“韓星”，這值得深思。文化傳統與現代化問題，對于服務業的發展是個重要議題。此外，對消費需求的不少具體項目而言，“休閑時間”是條件之一。

　　《財經》：以你個人的預見而言，中國的服務業發展戰略上是否會走彎路？

　　周小川：消費模式也可以分為對國內總需求帶動效果明顯的模式和帶動效果不明顯的模式。在這方面，能否避免一些國家曾經出現過的歧徑？即人們富了，卻沒有充分帶動本國的服務業發展和就業。

　　歧徑之一，是八小時以外及休假消費吸引力不足。世界上的大中城市特別是有文化傳統的城市，無不設法繁榮城市的晚間現場活動，力爭讓市民和游客走出家門。反例之一是法蘭克福，下了班人走城空。一個值得質疑的休閑模式是“電視劇生活方式”，人們下班后就盡可能呆在家中看電視劇；既然不用出門，就沒有額外的服裝、裝飾、交通等需求，人與人的溝通也變少。這顯然與電影、舞臺劇、音樂會、球賽等各類大小不等的文體現場活動有不同的經濟效應。如何把晚間和假期的市民消費活動拉高，涉及到政府倡導和示范，也涉及到不少相應的配套政策和措施。

　　歧徑之二，是過多的“出境游”，導致對國內服務消費的“擠出”，日本當年就有這個現象。隨著日本人越發富裕和日元升值，日本大量國民“出境消費”，國內需求不足反倒在許多年份令人頭痛。當然，國人愿意出國觀光，長見識、吸收文化營養，無可非議，也不可阻擋；但如果“出境游”是由于國內休閑、旅游、文化、娛樂的設施及多樣化等等做得不夠好，使國人對國內消費不滿，在總體經濟上就很不合算。

　　當前，隨著我國貿易順差增加，持有外匯增加，對于出游的匯兌管制逐步減少甚至會完全取消，旅游、休閑、文化、娛樂的國內外競爭將愈演愈烈。這將成為我國GDP增長和就業的不可小視的部分。這涉及對自我限制的反思，是內需政策需要研究的問題之一。

　　歧徑之三，是“明星”多是別國的。不管在傳統思維上喜歡還是不喜歡，大中城市的消費確有顯著的“明星效應”，文體明星一出場，大型活動就確實不一樣，一件T恤可以賣200元，賣不出的東西可變成搶手貨，公共場所及餐飲服務可以從冷清變成爆滿。

　　但是觀察我們的現狀，國內除了在奧運體育明星方面占優勢，影視娛樂等明星多是港臺或者韓國的；錢讓別人賺去了不少，自己的需求拉動靠外力，文化沖擊的后果也不太清楚，其中有很多值得深思的地方。

　　《財經》：你怎樣評價當前學術界對“內需為主”的發展戰略的研究水平？

　　周小川：我認為，有不少有關消費內需的問題需要經濟學界關心和及早研究，并使研究成果變為有效的政策措施。我擔心，今后兩三年內，如果內需上升不足，經濟增長中凈出口的貢獻率恐怕會繼續擴大，屆時，將有大量的壓力仍會聚焦在匯率、貿易磨擦、知識產權等議題上，這些問題也難免不時被“政治化”。

　　另外，自從大家開始學習和接受科學發展觀以來，就會越來越多地沿著科學發展觀的內涵去反思和改進各個領域的政策體系。今天的議題始于國際收支和匯率，卻無可避免地引致消費內需的議題。希望加強對這種政策關聯性的關注，并且看到更多、更深、更有創意的落實科學發展觀的意見和行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