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照搬巴塞爾協議會釀大錯

　　本報記者 趙萍 韓瑞蕓 北京報道

　　他是美國白宮的兩朝元老，先后在福特總統任期內擔任美國經濟事務助理，在里根總統時期擔任白宮生產力會議副主席。他也是國際知名的金融機構破產專家。堪稱上世紀80年代美國儲貸S＆L危機的“終結者”。20世紀末亞洲金融危機期間，許多亞洲政府和金融機構紛紛向他求助，請求指導如何管理亞洲行將崩潰的銀行系統。

　　這就是William Seidman，一位言辭大膽犀利的白發老人。

　　上世紀80年代，由于美國

　　此外，Seidman還擔任了美國聯邦存儲保險公司(FDIC)主席。該公司負責管理美國所有儲蓄性機構的存款保險。

　　如今，盡管屬于William Seidman的時代已經過去，但其影響力仍不可低估。

　　9月27日，在北京召開的2005年中國國際風險管理會議上，William Seidman接受了記者的專訪。

　　存款保險成本不會很高

　　《21世紀》：在討論中國金融機構破產問題前，你是否認為中國應該建立存款保險制度？中國國內有學者認為，因為中國的四大國有銀行聚集了太多的客戶，這四家銀行也正在改制過程中，因此，他們加入存款保險的成本非常高。你對此有何建議？

　　Seidman：成本不會很高的。采取存款保險制度，使得大銀行的存款可以成為小銀行和新興銀行開展業務的保險，這些中小銀行就能夠同大銀行去競爭。通過這種方式，金融體系中增加了競爭主體，引入了多樣性，也可以減少四大行在經濟中獨占鰲頭的地位。而且我覺得這正是中國銀行業應該做的事情。

　　我不敢肯定的是，到底應該在解決金融機構破產制度之前還是之后建立存款保險制度。但是這樣一個制度是必須有的。在美國，之所以有上千家銀行，就是因為我們存款保險制度，這樣可以使小銀行和大銀行競爭。而中國的銀行也太過于集中了。

　　《21世紀》：中國的立法部門正在制訂新的破產法。但對于銀行類金融機構破產是否納入新版破產法，目前尚存爭論，你對此有何建議？

　　Seidman：我覺得關于銀行機構的破產，應該有一個單獨的法院來處理。如果由普通的法院來處理銀行破產案，他們可能無法了解銀行的一些特殊業務，無法了解銀行的運作。一家銀行到底該不該清算，這個問題比一般的企業破產要復雜得多。至少在美國，銀行破產是有專門的機構進行處理的。

　　《21世紀》：據我們了解，美國的“存款保險公司改進法案”(FDICIA)規定，對資本充足率下降或出現問題的金融機構要及早做出糾正，避免出現嚴重資不抵債而導致關閉或破產。不過，在資本充足率規定方面，美國并沒有直接套用巴塞爾新資本協議？

　　Seidman：的確像你所說的，美國對銀行有最低資本金要求。法律和監管通常要求在FDIC投保的銀行必須遵守特定的資本杠桿比率 �焞everage ratio�牎Ｒ簿褪钦f，銀行持有的最低資本要達到銀行資產的一定比例。你可以看到，在這方面，美國并不想直接套用巴塞爾新資本協議。因為巴塞爾新資本協議是歐洲出現的一套制度。

　　通常情況下，我們把它當作工具去使用，但這并不意味著，要求所有國家都拿來作為制定銀行資本金最低要求的依據。中國也是一樣。中國要想完全照搬巴塞爾新資本協議來發展自己的銀行系統的話，很可能會犯大錯誤。最壞的結果是，銀行的管理很可能會失控。因為中國的銀行目前普遍還沒有建立起衡量風險、管理風險、化解風險，諸如此類的工具。

　　拯救銀行需先拯救管理層

　　《21世紀》：現在，中國雖然已經有金融機構被關閉，但大多是行政性關閉，而不是市場化退出。因為，一旦金融機構面臨破產，政府也會面臨很大壓力。你覺得問題的突破口可能是在哪里？

　　Seidman：在美國，一旦一家銀行不能滿足最低資本金的要求時，監管機構就要求他增加資本金或者是被關閉。同樣地，有時候銀行出現了麻煩，出現了問題，也會要求政府給予援助。但是政府決定是否施予援助之前，首先要看這家銀行的管理層是不是一個穩健的、靠得住的管理層，如果救了這家銀行是不是對整個經濟體制有好處。如果是有好處的話，政府可能會幫助，但是這種情況的發生非常之少。

　　《21世紀》：那么是否有成功救助的先例呢？

　　Seidman：在全球銀行業，案例是很多的。既有政府給予救助的案例，也有銀行被拒絕施以援助的案例。但通常情況下，還是如我剛剛所說，不管是給予還是拒絕，政府作出這個決定的依據都是看管理層的能力如何。通常地，銀行出現重大麻煩時，都是因為銀行管理層的能力不好所致。如果去救這樣一家銀行就很不值得了。

　　新英格蘭銀行是個成功的案例。上個世紀90年代，政府將這家銀行整個接管了，并全面地負責銀行的經營，后來又通過并購使它變成一家正常運營的銀行。

　　這樣的例子還有很多，我們把這種銀行叫做“橋式銀行”。就是說，一家銀行經營困難了，政府暫時把它接管過來，就像一個暫時用來過渡的橋，所以稱之為“橋式銀行”。等以后慢慢整頓好，再把它重新賣給私人投資者，又變成私人銀行。當然，對銀行動大“手術”之前，通常情況下都是先換掉銀行的管理層。

　　《21世紀》：在救助銀行的過程中，政府會有收益嗎？

　　Seidman：通常來講，政府是沒有財務上的收益的。救助一家銀行的最終好處就是，使市場上多了一家好銀行而不是又多了一家被清算的銀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