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煤結合手法多變化 奉節樣本紅頂煤商清查記

　　本報記者 文靜 重慶報道

　　9月28日上午，已連續忙碌了幾天的重慶市奉節縣煤炭工業局紀檢組組長趙書平將該縣投資煤礦的“紅頂煤商”名單匯總后�熒蠄蟮搅酥貞c市監察局。

　　名單顯示，從9月上旬起，奉節縣共清查出24名黨政工作人員和國企負責人投資興辦煤

礦。

　　奉節是西南地區有名的“小煤礦縣”，“鼎盛”時曾有大大小小2000多個煤礦，其中70%都只有1萬噸左右生產規模的小煤礦。經過今年上半年的強力整頓，目前登記在冊的煤礦仍有202個，其中絕大部分是私有小煤礦。

　　奉節煤炭不僅供應重慶本市，而且借長江水路外運到湖北、江浙等地，其外銷收入占到奉節地方財政的60%以上。

　　趙書平告訴記者，此次自動來“坦白”的24名黨政工作人員中，投資入股煤礦的金額少則5萬元，多則60多萬元，投資總金額達2000多萬元。

　　然而，趙書平對目前“戰果”并不滿意，“這24個官商都是自覺來申報的，而對那些不愿出洞的‘蛇’，目前我們還沒有找到有效的辦法來查處。”

　　非法煤礦整治之難

　　9月27日，奉節縣新橋煤礦，礦井邊沒有了往日機器的轟鳴聲，一個40歲上下的男人坐在礦井邊吞吐著煙圈。他是這個煤礦留下來駐守陣地的10來個管理人員之一。

　　這位留守人士告訴記者，從9月初起，奉節縣幾乎所有煤礦都已經停產了。

　　9月28日，記者撥打奉節9個小煤礦礦主的手機，竟有5人已經停機。

　　據了解，此次奉節煤礦集體停業是在9月3日國務院頒布《關于預防煤礦生產安全事故的特別規定》后，奉節縣為整頓非法小煤礦和徹底清理官員入股煤礦進行的強力措施。

　　事實上，奉節作為西南地區的煤礦大縣，礦難次數的居高不下已成為當地政府的心腹大患，而當地政府與非法小煤礦之間的斗爭更是頗為曲折。

　　重慶市經委煤炭安全處張戈寧告訴記者，今年上半年，重慶市共打掉3562家非法礦井，其中奉節就有2645個煤礦被關閉。

　　然而，由于不少非法煤礦涉及腐敗和黑惡勢力，要關閉這些政策上早已不允許存在的煤礦，其過程異常困難。奉節縣林業局局長羅啟輝就曾因主持關閉小煤礦的工作而被礦井老板雇兇砍殺，縫合了43針。

　　而已經被關掉的煤礦，由于各種原因又出現大量死灰復燃的情況。

　　奉節蘇龍寺煤礦礦主在清理風暴中由于用5000元買通了新政鄉鄉長，一個不具備安全開采條件的煤礦竟被默許生產。

　　“打擊非法煤礦和打黃掃非差不多，隔一陣又死灰復燃，很難根除。”張戈寧說，不少礦主大搞“游擊戰”，執法隊花一天時間到達礦井所在地，違法者早已“鳥獸散”。

　　事實上，擺在執法人員面前最無奈的困境是，不少非法煤礦和由非法煤礦包裝成的“合法煤礦”，之所以敢膽大妄為，其根源在于官商勾結，官員為煤礦提供保護傘，煤礦則成為官員的搖錢樹。

　　官煤結合手法多樣

　　9月28日，奉節一小煤礦主孫莊民(化名)在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直言不諱地說，在奉節縣城，滿街跑的豪華轎車多數是煤老板的車，而煤礦主的暴富與打點當地政府官員密不可分。至于官員與礦主之間勾結的方法則是各式各樣，除了部分官員有股份在礦上或是直接受賄外，更多的“合作”是根本不會留下任何帳面痕跡的。

　　比如有些政府工作人員向礦主借車，名義上是借，實際是只借不還的。

　　“我聽說有一個礦主一年‘借’出去好幾部小車，平均每部都在10萬元以上。至于干部到礦上吃喝玩樂，少則四五千元，多則上萬元更常見，礦主結帳。雙方都不打條子，誰知道？”

　　趙書平則告訴記者，目前這批自動到紀檢部門申報的24名黨政工作人員都是投資入股煤礦的。除了一位是糧食系統的國企負責人外，其余主要是煤礦所在鄉鎮的工作人員，其中有領導干部如副鄉長、鄉鎮黨委副書記等，還有少量縣級機關事業單位的工作人員。和直接要錢要物相比，這種方式賺頭更大也更穩定，并演繹出不同的花樣。

　　第一種情況是政府干部獨資辦礦當煤老板。這次奉節的24起案例中就有兩起這樣的情況，煤礦由鄉里的在職干部投資，沒有其他股東，完全是由政府官員的家屬出面承包、經營。“這兩個礦根子很深，從80年代就開始經營，投資額高達1900萬元。”趙說。

　　第二種情況是政府干部入股煤礦，其中干部入股既有實實在在的出錢入股，也有不出錢，只占股份的“干股”。趙書平介紹，此次奉節縣干部自動出來登記的案例中，都是入的實股，入股金額最少的5萬元，多則幾十萬元。有一個干部甚至投資了多個煤礦。奉節縣朱衣鎮一個鄉鎮干部，從1995年就開始和幾個朋友合伙開采煤礦，至今已在奉節的兩個規模較大的煤礦擁有股份，他個人投入的資金有60多萬元。

　　孫莊民告訴記者，在奉節，年產1萬噸的煤礦年一般利潤不低于五六十萬元，一座6萬噸規模的煤礦，年利潤甚至上千萬元。上述自動出來登記的鄉鎮干部中，有的一擲手投資就是上千萬元，投資入股煤礦的高回報對官員們來說，“比搶銀行還來得快”。

　　而對煤礦老板來說，現要取得一個煤礦的采礦許可證，還有其他各種資質的投入至少需要幾百萬元，每年的運輸、工資、材料管理、培訓等成本至少也要幾十萬元，“如果不找關系，很多煤礦根本開不起來”。此外，奉節大多數小煤礦的安全生產都過不了關，“如果‘朝中’沒人，一遇到檢查就會被罰款，甚至停工，那損失就更大了。”

　　那么，既然可共享非法暴利，奉節的部分官員干部們又為何“心甘情愿”的前來“自首”？

　　趙書平認為，這主要是近期煤礦利潤發生了變化。因為奉節取締非法煤礦后，一個產量1萬噸以下的合法礦，如果嚴格按照規范生產，一年下來有10萬元的賺頭就算不錯了。因此，不少政府干部在這次整頓后發現分紅大為減少，有的煤礦甚至出現虧本經營，所以部分官員在風口浪尖時選擇退出，以保住公職。

　　清查難題待解

　　奉節多起官商結合案例已經被暴露出來，但趙書平依然高興不起來。他說：“自覺申報已反映出很多問題，但下一步要清查那些藏在暗處的官商，卻是難上加難。”

　　此次奉節官員自報便已清查出2000多萬元的官商投資金額，但迄今卻只有274萬元真正撤資，這遠未達到國務院規定必須限期全部撤資的要求。

　　趙書平認為，目前最大的操作難點是官商投資難以界定。比如國家干部全資投資的煤礦，算不算在這次“清查政府官員入股的煤礦”的范疇？如果算，那么奉節兩位干部投資的煤礦就必須全部撤資并關閉。

　　另外，退休干部納不納入這次“入股煤礦”的清理范圍？文件指的是“國家機關人員和國企負責人”，并沒界定在職或退休。

　　除了界定難題外，取證難也是清查煤炭官商的一大難點。

　　9月27日，重慶市煤監局辦公室主任黃凱杰在接受記者采訪時稱，該局自查自糾后，沒有一人參與入股煤礦。他同時亦坦承：“官商入股煤礦，很難找到關鍵證據。因為官員一般會用配偶、父母、兒女等親屬的名義入股，有的甚至是用化名入股。除非有重大事故，否則很難暴露。奉節有的官商甚至想通過假

　　趙書平還提出，這次清查參與部門眾多，部門間的協調也是一大難題。如重慶市的管煤清查，就涉及紀監、安監、煤監、經委、工商、公安6大部門，部門過多，則容易產生互相推諉。而各區縣在清查過程中，也不排除地方保護主義導致的障礙。

　　因此，趙書平認為，下一步的官煤清理應多發揮社會和輿論監督作用，鼓勵群眾踴躍對官煤勾結進行舉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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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煤炭業亂象根源：礦權制度不合理

　　國務院研究室工交司司長陳全生認為，煤炭開發秩序的混亂現象，說到底是目前產權制度不合理造成的。礦業權真實價值的缺失，帶來了管理者對資源寶貴性的長期忽視。資源配置方式未能真實地反映資源獲得成本，造成了煤炭行業發展的散亂無序和低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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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一些煤商以承包、拍賣等方式拿到煤礦后，往往不求長遠發展而只顧眼前利益，掠奪性的開采資源造成了嚴重的資源浪費，也加大了安全生產的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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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萬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