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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們的企業這幾年能成功地解決融資問題，那它現在的規模至少是現在的三倍。”
文/本刊記者 張馳 彭水明
“到現在我都沒弄明白，我們的公司為什么貸不到款！”一提到企業貸款的事，本來
嗓門就大的何傳崇情緒就有些波動。
今年剛過50歲生日的何傳崇，是溫州佳誠印務有限公司(以下稱佳誠公司)的創始股東之一，他的這家公司位于“中國印刷之鄉” ——溫州蒼南縣的龍港鎮。
“在龍港，做印刷的公司大大小小有好幾百個，做的較為出色的也就五六十家，我們佳誠公司在這五六十家企業中能排個中等水平吧。”何傳崇說。
掛在他們公司墻上的“蒼南縣百強企業”、“2004年重合同守信用企業”等關于公司榮譽的牌匾印證了何傳崇所言不虛。“但這幾年我能明顯感覺到貸款的難度是越來越大。”何傳崇說。
不只是何傳崇有這種感覺，從龍港到蒼南，從溫州再到浙江，在《法人》接觸的中小企業中，幾乎沒有一家企業說自己貸款容易的。
“中小企業融資難已經不是什么新鮮的話題，但要想從根本上解決這一難題，在短時間內似乎不可能。”溫州市中小企業發展促進會會長周德文對《法人》說。
何傳崇的苦惱
何傳崇對周德文的說法深有體會。
佳誠公司是何傳崇在2000年與其他四位合作伙伴共同出資建立的。“當然，公司建立之初，每個股東都是以現金方式完成自己的注資的。”何傳崇習慣于把他的合作伙伴稱作股東。
“你知道，那時候公司只有一條生產線，也不需要多少人，在一般情況下如果公司缺少資金，在我們幾個股東之間就可以解決了。”何傳崇說，“我們按股份分攤所缺的資金，再分頭去籌借，很快就能把資金給籌齊。”
“但這種情況只適合公司小規模的運營，隨著業務的不斷擴大，公司也一步一步形成了相當的規模，資金的緊缺的壓力也越來越大。”何傳崇補充道。
對何傳崇和他的合作伙伴來說，在龍港當地，解決資金缺口的渠道無外乎有兩種：一是從銀行貸款，另一種是從民間借高利貸。
“我們的第一選擇是從銀行直接獲得貸款，為了使工作更加有效率，我們五個股東按照各自的特長作了細致的分工，有的負責管理，有的負責市場開拓、有的負責融資。”佳誠的另一股東楊乃成說，“老何的特長是能與一些政府職能部門、銀行有良好的溝通，我們股東會議就決定讓老何負責融資工作。”
“但目前我的融資工作做得并不成功，銀行明明守著能下蛋的‘金雞’，但他們就是不放，所有能用的方法我都用盡了。”何傳崇的聲音又提高了一點。
發生在今年3月的一件事著實讓何傳崇憋屈了好長一段時間。
何傳崇記得那一個下午，公司通過努力拿下了一筆價值800萬的印刷訂單。“如果生意做成了，帶來的利潤將近100萬。”何傳崇回憶，“這一消息讓我們這幾個股東興奮了好幾天。”
但問題隨之而來，接這筆生意，需要添置一臺價值150萬的生產設備和幾十萬的印刷原材料，總共需要200萬的資金。
何傳崇最先想到的是向銀行貸款，但卻吃了個閉門羹。
銀行方面給他的解釋是，等待貸款的企業已經排了很長的一個隊，銀行要按照先后順序核實企業資質并按企業授信等級進行放貸；再者，緊急貸款在龍港當地沒有先例，這種貸款操作的風險比較大，銀行先研究一下再說。
“等他們研究完了，我們公司的訂單早就被別人搶走了。”何傳崇滿臉通紅地對《法人》說。
沒有退路的選擇
無奈之中，何傳崇與其他股東們做了一個大膽的決定：民間融資。
“其時就是高利貸，只是由于與被借貸方的關系好，利息稍微低一點。”何傳崇的聲音又高了一點，“可是它沒有什么所謂的抵押手續、沒什么繁鎖的程序，就‘OK’了，貸借雙方憑的是信譽。”
何傳崇透露，僅他一個人就向別人借了一百多萬，其他股東借高利貸的額度最少的也有六七十萬。“五個人一湊，也就好幾百萬了，這可是及時雨呀！”何傳崇感嘆，“幾百萬的高利貸在很短時間內就能為我帶來上百萬的利潤。
“企業借高利貸當然是想擴大自己的生產，獲取盈利，但實際上因經營管理不善而陷入了高利貸漩渦的企業為數不少，好多企業主因為背上高利貸的包袱而破產。”溫州市市委政策研究室的一位負責人對《法人》說。
這位負責人給《法人》舉了這樣一組數字：溫州有五六萬家中小企業，他們從創業之初到現在，沒有借過高利貸的少之又少，有些企業高利貸所占生產資金的比重達到60%。
“我現在借高利貸的心態就好像是賭博，拿別人的錢去賭博，如果我的產品能迅速打開市場，則意味著我賭贏了；否則，我就面臨著極為現實的結局——破產。”在龍港鎮，一印刷包裝公司的老板在其辦公室指著窗外的一條街道說，“這條熱鬧非凡的街道見證了龍港中小企業主這些年的風風雨雨。”他所指的街道叫人民路，當初龍港的印刷企業大部分都是沿此街而設的。
在他們公司的旁邊，就有一家中等規模的印刷企業因欠下巨額高利貸而陷入嚴重的債務危機，面臨著賣廠還錢的境地。
“我們不是沒有考慮過風險，但我們幾個股東討論后覺得這個風險可以冒，否則我們失去的不僅僅是商機和利潤，還有自我發展的良機。”何傳崇的合作伙伴楊乃成說，“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別無選擇，只有借高利貸。”
既便是這樣，何傳崇他們仍然要與銀行搞好關系。按照何傳崇的說法，他們都是上帝，如果伺候不好，企業想進銀行的門很容易，但是“信貸”二字免提！
“這時候企業就會各想各的招數。”何傳崇說。
“說白了，就是想方設法與那些放貸的負責人溝通，吃喝玩一條龍服務是最基本的，企業能不能貸到款，那看他們的造化了。”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印刷公司老總一語點破何傳崇的話。
不過，何傳崇的努力沒有白費，銀行有時也放貸，按何傳崇的說法，這種放貸方式像擠牙膏一樣，一點一點的擠出來。
“為了能貸得一筆小小的款，我們的房產、公司的生產車間，全部抵押給銀行了。”何傳崇說，“銀行現在很精明，為了預防放貸的風險，銀行放貸的數額，大大低于我們的房產、生產車間的實際價值。”
何傳崇介紹說，一旦企業有還貸不及時的事情發生，那么銀行就可以把他們的家產查封，拍賣，很容易就能收回放貸。
“他們這樣做不僅能保本收回放貸的款項，往往還能賺上一筆。”何傳崇算起了經濟賬，“他們以最小的投入獲取最大的產出，而我們卻以最大的代價來換取有限的資金支配。”
“當我們能抵押的都抵押完的時候，與銀行的合作，除了還貸款，再也沒有別的了。”何傳崇攤著手對《法人》說。
何傳崇的生意伙伴楊乃成介紹，2000年與佳誠公司一道成立的印刷企業不下50家，只有為數不多的企業從融資難的困境中走出來，大部分企業與佳誠一樣飽嘗融資之苦，有相當一部分企業已經處于破產的邊緣。
“可以這樣坦誠地對你說，如果我們的企業這幾年能成功地解決融資問題，那它現在的規模至少是現在的三倍。”楊乃成說。
“龍港幾家做印刷的大企業，現在基本上都考慮向省外搬遷企業，因為省外的土地、人力成本低，稅收有優惠，銀行肯貸款，政府又熱心。”何傳崇說，“企業最愿意算經濟賬，幾樣一綜合，企業不向外搬遷才怪呢。”
從何傳崇的口中《法人》得知，已經有四家大型印刷企業把工廠設在外地，其中山東東平的有三家，上海的有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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