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需要新開放觀

　　當國家缺乏外資的時候，外資外貿多多益善�，F在中國已經成為貿易大國、吸收外資的第二大國，就要考慮對外開放的成本與代價問題。

　　撰稿／陳統奎 胡樂野

　　GDP高速增長，出口激增，全球競爭力卻在下降——9月28日，令人矚目的世界經濟

論壇2005—2006年全球競爭力報告出爐，中國綜合全球競爭力排名全球第49位，較去年下降了3位。這是一個值得憂思的信號。

　　盤點過去一年，人們驚訝地發現，中國外貿依存度已高達80%，是世界上外貿依存度最高的國家。一些經濟學家認為，一個大國的經濟發展促進因素，國內消費應該占主導地位，達到70%左右，比如美國國內消費對經濟的貢獻達到78%，日本更高，占85%。

　　“一個過分依賴國際市場的國家，其經濟發展充滿了不確定性�！鄙虾Ｉ鐣�科學院世界經濟研究所所長張幼文對新民周刊說。他從開放思維的角度進行反思，提出“新開放觀”的戰略思維，試圖解釋中國綜合全球

　　新民周刊：您提出的“新開放觀”新在什么地方？

　　張幼文：新開放觀就像它的名字所表明的那樣，它的核心是開放，我把它叫做中心開放戰略：不只講數量而且講質量，不只講增長而且講效率；不只講我們得到多少還要講我們付出多少，不僅講現在的發展，而且要講可持續發展。

　　當國家缺乏外資的時候，外資外貿多多益善�，F在中國已經成為貿易大國、吸收外資的第二大國，就要考慮對外開放的成本與代價問題。譬如說由于國內的惡性競爭，導致低價出口，使得歐美紛紛對中國

　　新民周刊：近期高層也開始關注中國利用外資的臨界點問題，這是否意味著從政策制定者層面，已在醞釀新的開放戰略？

　　張幼文：我感覺這是對只關心外資數量的做法提出了異議�，F在國內總體上不缺乏資本，巨額人民幣儲蓄在銀行里沒有很好利用，我們缺乏的是好的投資機制，缺乏好的企業和好的項目，而不是缺資金。我們沒有很好解決這些問題，反而大把引進外資。譬如去年實際利用外資600多億美元，GDP約為1.6萬億美元，計算下來GDP增長中3.67個百分點是靠外資，超過去年增幅9.5%的三分之一。整個經濟增長超過三分之一的增長量來自于外資的增量，致使中國的經濟增長充滿了不確定性。

　　外資數量在

　　新民周刊：有人說，中國對外開放還沒有從真正意義上超越洋務運動，這兩者無什么本質不同嗎？

　　張幼文：洋務運動最主要的特點是學習外國技術，而我們這些年利用外資的結果也是把外國技術引進中國，這一點有相似性。國內還有學者就此批評中國經濟是外國技術控制下的經濟。問題還不僅僅如此。在全球化背景下，外資企業的出口往往是外國技術、標準、品牌、生產銷售網絡等與中國勞動力相結合的產物，除了廉價勞動力和土地，體現的都是外國生產要素的競爭力。因此，今天的出口規模及其增長并不能作為中國國際競爭力的直接標志。

　　當年洋務運動引進外國技術在很大程度上采用了直接購買的辦法，而不像今天由外資帶入并控制。從洋務運動我們得到的啟發是，可以通過直接購買國外技術，特別是購買國外的核心技術，作為進一步開發產品的基礎，由此形成自己品牌。這就不同于外資直接投資，導致今天中國在很多領域出現有出口而無產業，或者有產業而無技術的狼狽。

　　新民周刊：這就是說引進外資不是無代價的。

　　張幼文：外資的稅收低于國內的民企和國企，這就是成本；外資得到的政府服務，公共產品，甚至更好，交的稅又低，這就是代價。在引進外資的過程中，許多地方政府廉價批出土地，這就是成本。很多地方政府缺乏對環境污染問題的關注，外資來了，地方政府就可以獲得稅收，這是“政治收入”，是政績，但是地方政府不能推卸責任，不能以犧牲環境來獲取政績。環境污染也是我們付出的代價。

　　大家往往都相信中國的優勢在于廉價勞動力。勞動力價格低是我們的優勢，所以外資企業廉價利用中國的勞動力是合理合法的。這個邏輯太簡單化了，中國勞動力沒有廉價到這個程度！勞動力價格，包括勞動力的再生產，包括個人的生活費用、繁衍后代、教育、個人發展的支出，這些都是在勞動力成本之內的。我們假定勞動者拿到的工資夠他活下去，夠他養一兩個小孩了，但是他們的勞動時間是超常的，沒有雙休日，哪來時間談自我發展？勞動力生產必須包括接受教育和個人發展的成本。我們不能簡單地把勞動力的廉價看作是合理的，這也是一種社會成本。

　　新民周刊：您曾經提到“貧困化增長”這個概念，又說“中國處于‘微笑曲線’的低谷位置不可能微笑”。

　　張幼文：“貧困化增長”意思是，外貿發展的同時貿易條件惡化了，也有人把這個概念翻成“痛苦的增長”。

　　一個關鍵問題是，經濟增長是不是得到與之相應的福利增長。外貿的增長率，GDP的增長率是不是反映了結構的增長，福利的增長。很多東西看上去在增長，但按照福利標準和結構進步的標準來衡量，是相對下降的。GDP增長中有多大的比重是中國自己的經濟力量？現實是，GDP中越來越高的比重被外資占有。外資來到中國，把中國的技術吸引過去，熟練勞動力吸引過去，民企國企更加困難，這種增長掩蓋了諸多問題，“貧困化增長”就是描述這種情況，這是一種痛苦的增長。

　　“微笑曲線”是臺灣企業家施振榮(宏碁公司創始人)提出的一個概念，他把產品從研發設計到制造、銷售和售后服務從頭到尾排過來，每一階段的增加價值表現為Y軸高度，研發設計這幾個階段Y軸比較高，生產制造階段Y軸比較低，銷售和售后服務階段Y軸又很高，這樣從左到右出現了一條曲線，就像笑的時候的嘴形。微笑曲線，其實我們一點也笑不起來，因為中國位于曲線最下端，即生產階段，增值鏈中增加值最低的環節。中國雖然是制造大國，但是在現在這個世界上，制造是最不賺錢的。

　　在這里，“中國出口”已經只有國家的地理意義，而模糊了國家的國民意義和生產要素意義，從而模糊了出口增長的國民福利意義。強調這一點是進一步分析勞動力價格被殘酷壓低情況下出口發展國民福利的邏輯起點。

　　新民周刊：因此很多人說，“made in China”已經不是最重要了，關鍵是要“made by China”。

　　張幼文：這個確實很有意思。我們在談中國外貿出口的時候，往往忽略了一個重要的問題：誰在出口？是中資企業還是外資企業？以什么方式出口？是加工貿易還是一般貿易？ “made in China”，它是地理意義上的中國生產的東西離開了中國的海關，這是出口。過去全球化程度比較低的情況下，“made in China”的概念主要就是中國自主生產要素生產的產品，但是現在 “made in China”的概念已經發生了變異。2004年在全部出口當中，大概有57.1%是外資企業出口，而在57.1%的中62.5%是純外資貢獻的。中國要素的競爭力，中國企業的競爭力到底如何，一目了然。

　　不能再簡單地把“made in China”看作中國的競爭力了。“made by China”就回答了這樣的一個問題，是哪些中國要素在生產這個產品。現在加工貿易將近占整個出口的60%，我們可以看到，“made in China”一定程度上是以中國工人低工資為代價的。中國自己的生產要素對出口貢獻多大呢？假定勞動力成本占了六分之一，那么50%的出口貢獻來自海外，中國自己的生產要素對出口的貢獻就只有50%。因此，加工貿易形成的巨大出口總量嚴重夸大了中國真實的出口能力，夸大了貿易在中國宏觀經濟中的地位。外資企業則在另一個意義上夸大了出口在GDP增長中的地位，即通過地理意義上的中國出口能力夸大中國要素的出口能力。

　　新民周刊：那么1980年代以來一直沿用“出口創匯”指標是不是應該修正了？

　　張幼文：80年代缺少外匯，中國需要外匯來加快工業化，顯然這個時候能不能獲得外匯是核心問題。開放的目的實際上首先是獲得外匯，這個條件下，出口創匯自然重要。這種追求絕對正確，創匯是當時發展核心的一個目標。

　　問題是我們已經過了20多年，我們的體制機制始終是以創匯為追求目標，總以為獲得外匯總是有利的，這樣就出現了發展滯后。

　　但是，也不能簡單地說現在就不該追求外匯了，追求外匯的問題背后其實就是就業問題，因為出口可以解決就業的問題。國內很多企業發現，產品在國際上還銷得出去，國外還有買家，國內反而沒有買家。根源在于國內需求不足。收入分配不均，國民貧富差距在擴大，收入傾斜于一部分人，收入被他們掌控，這對于一個國家的國內消費是不利的。

　　新民周刊：對于中國的開放觀也好，中國國際地位也好，您一直主張加入新的評價指標，構建一套新的評價體系。在您看來，明年的政府工作報告里，哪些指標需要修正，哪些新指標需要引進？

　　張幼文：關鍵是要找一些實際能夠衡量社會發展、反映國力地位的價值指標。外資外匯的指標在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下已經發生變異，正在越來越扭曲地反映現實中國。建立新指標體系的原則是：堅決排除不具有實際國民福利與增長發展意義的指標，比如說外資數量；準確分離因經濟全球化造成的指標變異，比如說GDP；采用更加真實反映國民福利提高的新指標體系，比如說外資企業的稅收，外貿的增加值。

　　我們講GDP指標，如果不分離外資創造的部分，我們就分不清中國的企業創造力是多少，那么我們對國力就會有個誤解。不清楚自己實際國力的情況。根據聯合國發展計劃署發布的人類發展指數(HDI)，2002年中國排名第96位。而根據世界銀行發布的人均GNP排名2002年中國在127個國家和地區和中排名第73位。雖說單項指標分析方法對于準確判斷一個國家在國際上的相對地位是有局限的，但是中國的確不能夜郎自大。

　　新民周刊：我們假想一個美國小鎮的選舉，候選人向選民談引進外資，他或許會談外資提供了多少工作機會，同時為政府提供了多少稅收，但是可能有些選民就要嘟囔了，我們不要大企業，我們要過平靜的小鎮生活。

　　張幼文：發達國家不會像中國這樣，在外資政策上體現出對外資的超國民待遇，外資和國資享受一樣的國民待遇。這個小鎮的選民顯然會從自己的角度出發，對外資進行考問，首先是不是創造就業機會，第二是會不會影響生活環境質量。在中國，發展是解決一切問題的基礎，政府的思路是，發展中出現的問題要在發展中解決，但是我們要考慮，如何盡可能減少發展的代價。政府往往因為考慮外資的數量，而忽略了質量，忽略了居民的居住環境。在引進外資時，很多地方沒有注意未來指數的影響，尤其造成生存環境的惡化。政府應該慎重考慮，在關注發展指標的同時，還要關注老百姓的福祉。

　　發達國家一般通過地方立法來約束地方政府對外資的相關責任和義務。老百姓有充分的知情權，一個項目在這里落戶，會產生什么樣的后果，政府必須一一向公眾公開，而且政府有義務去了解這個企業會帶來哪些后果，政府要代表老百姓去觀察和發現問題。不然公民可以依據信息公開法告政府。同時外資企業一方也必須向政府公開企業的相關信息，否則出現損害公共利益的后果，吃不了兜著走。還有一點，西方國家跟中國不一樣的地方是，經濟的發展責任不在地方政府，地方政府不會去花大量的精力去引進大項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