見證分配正義 20個公共陳述人的第一次

　　本報記者 孫 雷 牛曉波

　　北京報道

　　2005年9月27日，北京，晴。下午1點40分，全國人大常委會首次立法聽證會上，一身筆挺西裝的楊欽清了清有點沙啞的嗓子，開始闡述自己的觀點。

　　“本人認為，此標準偏低，在現階段，工薪所得減除費用標準應提高至2000元較為適宜。主要理由如下……”

　　“我感到自己很幸運。”會后，來自中國網通(集團)有限公司廣東省佛山市分公司的楊欽告訴本報記者。

　　楊欽有理由感到幸運。他是從全國4982名申請參會者中被最終選出，來和其他19名公共陳述人共同代表全國13億人，圍繞《個人所得稅法》修改，首次穿越公共空間，向全國人大乃至全社會傳達民眾的各種聲音。

　　在他看來，更大的幸運還在于，作為一名代表親歷并見證這次立法過程，自己的意見可能影響到這部法律的修改，他有一種“走進歷史的感覺”，和另外19名公共陳述人穿越公共空間。

　　而針對此次聽證會，日本神戶大學法學院教授季衛東給出了這樣評價：“這很可能將成為中國的不同利益團體之間，圍繞分配正義問題開始進行公開交涉的第一個制度化場所。”

　　會場內的交鋒：什么是合理區間？

　　27日一整天，會場上的討論漸次展開。

　　這是一場圍繞《個人所得稅法》修改草案的觀點大薈萃。8月23日，《個人所得稅法修正案》提交十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七次會議審議，《修正案》將個人所得稅工薪所得減除費用標準由原來的800元上調到1500元，同時各地保持統一標準，不允許浮動。此次聽證會，正是圍繞個人所得稅工薪所得減除費用標準的調整，來聽取人大代表之外的更多不同的聲音。

　　20名公共陳述人和8名政府部門官員各抒己見，楊欽的論點只是其中之一。

　　聽證會上，支持減除費用標準仍為1500元的有之。山東省濟南大學經濟學院教師張玉霞就認為，1500元的標準在一個合理的區間，也具有一定的前瞻性，能起到一定的調節收入差距的作用，并有利于社會安定、財政穩定以及公民普遍納稅意識的增強。

　　支持將標準調高者亦有之。廣東的楊欽認為，一方面，近年來，城鎮居民平均基本生活消費支出明顯增長，相當一部分家庭人均負擔超過了每月1500元，且物價水平每年不斷增長；另一方面，根據相關數據，2000元能基本適用5年時間，從而使法律具備前瞻性和相對穩定性。因而，上調到2000元更合適。

　　多少有些讓人意外的是，支持調低甚至保持目前800元費用扣除標準的觀點同樣存在。福建省閩江學院院長楊斌就提出，應該維持現有的扣除費用標準800元，明年開始實行指數化，同時調整稅率結構擴大5%這一檔稅率的適用范圍，將5%的稅率適用的應納稅所得額從0-500轉變為0-4000元，廢除對外籍人士的附加扣除，實現扣除標準的內外并軌。而中石油化工公司撫順分公司腈綸化工廠工人馬肖更是提出，標準應該從目前的800元向下而不是向上調整。

　　同時，關于另一個焦點性的話題“全國各地的個稅起征額是否實行統一標準”，代表們的意見仍然各執一詞，分歧很大。

　　上海市財政局副局長袁白薇就建議將個人所得稅工資、薪金所得減除費用標準在1500元的基礎上再作適當提高，并可由地方在規定的幅度內適當浮動，以更好地體現稅收的公平性及合理負擔原則。

　　“我們不能主張經濟欠發達地區的居民在原本較低的收入水平的基礎上繳納更多的個稅。”來自中石油大慶石化分公司煉油廠職員王偉國強調說，標準不統一可能造成的后果是，在兩者收入水平相一致的情況下，越是落后地區的居民，所應繳納的個人所得稅卻越高，這樣的政策必然起到限制落后地區居民收入增長的負面作用。

　　8分鐘的觀點陳述，3分鐘的補充發言，來自不同地區、不同職業、不同收入的公共陳述人們在聽證會這樣一個公開的平臺上，代表不同的利益群體，闡述著各自不同的見解和主張。而這些，會后都將記錄在案，成為10月份即將召開的全國人大常委會關于《個人所得稅法》修改的二讀審議的重要參考。

　　會場外的互動：“民意很有溫度”

　　交鋒不止于會上。實際上，民眾與政府之間，地方與中央之間的互動已經在更廣泛的時空中展開，大家探討的問題也更加多元而深入。

　　當楊欽接到全國人大常委會通知進京參會的消息后，馬上開始了對當地百姓相關意見的征集，為此，當地報紙還專門開辟了熱線，接收群眾意見。

　　“民意很有溫度。”楊欽頗有些感慨地說。從那天起到進京，每天他都能接到幾十個電話，和他討論個稅法修改方面的內容，表達感想，提供數據，告知自己的觀點主張。楊欽感到了更大的壓力和責任感，長時間的交流讓他不得不大量喝水，記者采訪他的時候他的聲音已經有些沙啞。

　　南京國信稅務師事務所的孫洋，同樣不斷感受著民間的熱度。他每天要接到幾十個電話，反饋的聲音來自不同群體。孫洋感覺，“從這也能反映出民眾對參與國家公共政策修改調整的熱情和積極性”。

　　在26日舉行的預備會議上，孫洋沒有成為第二天的公共陳述人，遺憾之余，他還是很高興。他說，一方面，入選的公共陳述人中有和他相似的觀點，另一方面，作為旁聽者，他也可以通過書面的方式，向全國人大傳達自己和所有向他提供意見的人們的聲音。

　　四川省疾控中心副主任醫師李臨心情則多少有些失落，這不僅是因為她也沒能被選作公共陳述人。另外一個更加重要的原因是，這樣一來，她來京前花費大量心血收集的四川268人的個稅法修改調查意見，將不能親自由自己表達出來。

　　雖然此次聽證會僅僅是圍繞費用扣除額征集意見和討論，但據了解，在26日的預備會上，絕大部分代表都提到了除此之外的與個稅法修改相關的問題，比如稅率的調整，比如對高收入人群征稅，比如實行綜合與分類相結合的征管體制……更多的問題和現象被納入到了人們的視野之中。

　　事實上，聽證會上聽取代表的意見，也并非此次全國人大傾聽民眾聲音的全部。據了解，各省市人大，都接到了全國人大常委會的通知，要求集納地方對修改草案的意見。

　　廣東省人大從有關單位、各級人大收集到的官方意見就提出，減除費用標準不能一刀切、征稅應考慮家庭負擔的差別，建議允許各省、市根據本地區的物價水平在全國統一的減除費用標準基礎上作一定幅度的調整。

　　湖北省人大獲得的反饋意見主要是，考慮到區域經濟發展的不平衡，建議不要搞一刀切；或者將費用扣除標準提高到2000元；同時建議加大稅率各級的級差。另外，對高收入者的征管和對納稅人的尊重等方面也提了一些建議意見。

　　“從納稅人參與個稅法的改革進程來講，這是一個重大民主進步。”

　　公眾參與

　　“在稅法修訂過程中，公眾的參與很重要。”劉隆亨教授說。他認為，要改變過去人們普遍認為財稅工作比較神秘、關著門干、專業性很強的觀念，實際上，稅法的修訂，大家完全有權利有義務來參與，應該使大家更多地知道財稅，了解財稅，從而增加責任感，加強監督。

　　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教授王紹光則認為，這次聽證會的意義不應僅僅局限在對個稅法的民眾討論上，聽證會本身同樣“意義重大。”

　　他指出，國內從前的立法基本上是關門立法，一般是由相關的行政部門起草，然后通過人大常委會反復討論，征求相關行政部門的意見。而如今，立法聽證從理論上來講，要所有相關的利益集團、利益群體都要有所參與，以前這樣的事情比較少見，在程序上沒有這樣的要求。

　　同時他認為，聽取相關群體的意見，不僅僅是聽證會這一個方式，應該采取更多的方式，讓更多的人能夠參與到立法的過程之中。

　　在他看來，應該建立起民眾的表達和參與機制，這樣能夠保證收上來的稅能夠被更有效更公平地分配，使得最廣大的人們能夠受益。“表達和參與機制在建立稅制和其他制度方面都是必不可少的。”

　　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教授喬新生也指出，此次立法聽證會在我國當前至少有兩個作用：

　　其一，增加了立法的透明度。“本來是關著門委員們進行討論，現在是讓老百姓知道此事，參與其中了，這就增加了立法的透明度。”

　　其二，這種聽證會本身確實能夠在人大代表和常委會的委員之外，能夠邀請普通公民來發表意見，這就增加了決策的科學性。

　　但是他同時認為，立法聽證會，是“一種民主的補充，一種非正常的民主博弈方式，非常態的決策程序。但它絕對不能成為主要的民主方式。”

　　他指出，因為我們國家憲法規定了人民代表大會制度，這個制度在工作中必要的時候選擇聽證會制度。也就是說，它不能等同于或者取代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它只是人民代表大會制度議事規則中的一個非常具體的程序性規范。

　　“這樣看，主次輕重就很清楚了。”喬新生說。

　　而日本神戶大學法學院教授季衛東則給予此次立法聽證會以高度的評價。在他看來，關于個人所得稅法修正案的立法聽證會，很可能將成為中國的不同利益團體之間，圍繞分配正義問題開始進行公開交涉的第一個制度化場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