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晉商打破經濟困局

　　本刊首席記者/王平 2005年8月22日，山西，太原。

　　當百度CEO李彥宏跨步踏上“新晉商聯合大會成立盛典暨新晉商國際論壇”演講臺時，“晉商”創造的顯赫歷史似乎在此劃上一道清晰的界限。

　　李彥宏身后的大字“新晉商”像是新一代山西商人的形象標志，映照著他和坐在他面

前來自各地的1047個山西顯赫商人。他們不緬懷過去，他們要開創新的晉商品牌從而支撐山西經濟,在現在和將來的發展中取得突破。

　　“晉商，已成為歷史。” 剛當選為新晉商聯合會副會長的李彥宏說，“在現代條件下，明清時代的晉商文化固然要繼承和發揚，但代表當代尖端科技的硅谷文化更需要新晉商去學習。”

　　與他一樣面對現在和未來的是“新晉商”大會的主旨，而山西省政府主要領導的高調出席并主持，也反映出他們希望“新晉商”概念成為山西經濟發展和轉變發展思路的一個突圍方式。

　　新晉商重任

　　一個區域的發展，最終的支撐點是人，而新晉商的衰落無疑也是山西經濟發展水平的一個標志，因此曾經輝煌的

　　晉商如何再現歷史風采成為山西上下關注的焦點。而新晉商的發展涉及山西經濟發展戰略的方方面面，也涉及自身的發展觀念問題。

　　“今天，新晉商落后的一個最主要的原因是觀念滯后。”山西省代省長于幼軍在與晉商代表座談時直言。

　　“山西人有勤奮、節儉的傳統，但是現在大多數山西人在環境的影響下，安于現狀。而美國人則在現代企業影響下，想著如何依靠

　　作為組織者之一的《新晉商》雜志總經理席嘯也認為，晉商是一個品牌，不管過去如何輝煌，現在已經沉默了，而發起成立這個組織，就是區別“晉商”這個歷史名詞，形成一個新的形象。

　　其實，早在“新晉商聯合大會”成立之前，山西在“晉商”這個詞上下工夫的就大有人在。上世紀90年代以前，這個

　　詞對大部分人來說并沒有什么意義。就連守著大院生、聽著票號故事長大的山西人，也并未意識到“晉商”能賦予自己家鄉怎樣特殊的內涵。在貫穿整個90年代的10年里，為了改變外界對山西人封閉的印象，山西省政府專門成立課題組研究山西商人走向世界各地的歷史足跡，以彰顯晉商的開放思想。也就是從那個時候起，“晉商”這個詞開始逐漸在歷史的片段中從民間走向有組織的開發挖掘，各種機構紛紛以“晉商”為名開始關注新時期晉商的發展，各種媒體也開始紛紛開出專版、專欄介紹推廣晉商。

　　正當山西從上到下研究“晉商”的歷史時，粵商、浙商、潮洲商、魯商正攜帶著特有的商幫氣質席卷全國。而山西在此時奉獻出“凡是麻雀能飛到的地方都有山西人”的口號，也改變了包括山西人在內的中國人對晉商的認識。

　　“晉商”開始成為一個在中國商業歷史上創造過極盛局面的名詞，這是那場研究風潮的貢獻。然而，此時的晉商挖掘更多是從歷史意義上復原老晉商的輝煌，除了推動旅游的發展外，并沒有為山西商人帶來實際的發展思路。

　　新的晉商依然蹣跚前行。

　　昔日的輝煌與今日的落后，讓“新晉商”迫不及待地推出一個傳播理念：新一代的山西商人要尋求復興之路。

　　沒人否認商幫文化或許存在一定的缺陷，但一個不爭的事實是，在一個區域經濟模式迅速轉型的華人社會中，成功的商幫保持了“商幫”這個商業經濟圖騰的存在以及進一步提升。

　　正因此，晉商內部始終在討論——歷史對于現在的山西，究竟還有什么借鑒意義？

　　這種討論并非沒有益處，至少它可以幫助曾經輝煌的晉商尋找出最適合自己的發展路線以及商幫文化。但現在他們要做的其實很簡單，那就是迅速尋找下一個突破口以取代目前自己正在失去的這個優勢。

　　“一提到晉商，人們想到的是歷史上的東西。”李彥宏說。其話語背后是，新的晉商形象并沒有建立，從某種意義上說，他并沒有找到新的商業突破支撐點。晉商的名聲靠票號支撐，而“新晉商”為我們貢獻的是什么？

　　“說山西商人有誠信，但全世界的商人都在喊誠信。”席嘯說：“山西商人有票號，但現在有制度更先進的銀行。所以新晉商要走出去，只有靠創新。”

　　新晉商們在會上發表的《新晉商宣言》表示，將傳承晉商“節儉勤奮，明理誠信，精于管理，勇于開拓”之精神，實現晉商的復興與超越。

　　但新的突破方式在哪里？

　　無疑，作為一個商幫，新晉商的整體崛起還面臨著巨大的考驗。與此同時，激情四溢的新晉商也開始擔負起發展山西經濟的重任，抱團打天下成為新晉商們的共同愿望。

　　從民間到政府的大戰略

　　歷史意義上的晉商曾帶給山西人無盡的光榮，如何在新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環境下，重新整理、借鑒和有選擇地吸納晉商群落形成的歷史文化遺產，尤其是在商業經營上的某些理念的梳理和重構，是新晉商和專家學者，甚至政府面臨的一個重要課題。

　　“新晉商聯合會”成立當天，山西省代省長于幼軍就在會上表示，山西首先要做好“打掃門庭”、“開好菜單”兩件事，然后“要把想投資的朋友全請來”。其中“打掃門庭”是指整治和優化投資發展環境，“開好菜單”是指做到各個領域的全面開放。于幼軍的言外之意顯然是山西要打造“新晉商”品牌形象，將之上升為一個省的發展戰略之一。

　　一個鮮明的印證就是，“新晉商聯合會”作為一個民間組織，卻牽動了山西省幾乎所有高層領導的目光，兩天的大會全由幾位副省長主持，其規格之高應是山西近幾年推廣晉商品牌的顛峰之作，其用意不言而喻，反映出山西對“新晉商”思想解放的迫切。

　　第二天的“新晉商國際論壇”上幾乎所有的發言人都認為，“新晉商落后的一個最主要的原因是觀念滯后。”

　　觀念落后，首當其沖的當然是經濟不發達地區普遍存在的“官本位”。現在的山西人在總結山西商人的顯著特色時，恐怕都會異口同聲地說：官商。這種與權力的微妙結合是老晉商衰落的一個原因，也是新晉商們發展方向的一個制約因素。

　　來自山西省工商聯的一份調查報告顯示，目前制約山西個體私營經濟發展的瓶頸主要是環境和觀念問題：政策約束和所有制歧視；融資不暢、人才匱乏、信息不靈；執法不規范、稅費負擔重；服務不到位，缺乏有效的宏觀指導和微觀服務；小富即安，小進則滿。

　　由此看來，新晉商的發展不僅制約于文化的創新，還在于經濟發展的硬環境制約。所以新晉商的突圍不是單純意義上的商人發展組團品牌，而是一個省的經濟發展謀略體現，新晉商的發展也成為山西經濟環境形象的一個指標。

　　而于幼軍的認識是，要發展山西經濟，政府就要提供全程保姆式的服務，破除“肥水不流外人田”的思想。

　　從現實意義上來說，如今的“新晉商”，就其個體和整體規模來講，都與傳統意義上的晉商不可同日而語。

　　“新晉商”的主要代表除了位居中國鋼鐵行業前20名，山西最大民企和中國最大民營鋼鐵企業——海鑫集團的李兆會外，能具有號召力的幾乎都是帶有“晉籍商人”的名號：百度總裁李彥宏，深圳賽格集團董事長孫玉麟、天津順馳集團董事長孫宏斌、海南航空公司董事長陳峰等。

　　山西本土出的新一代晉商廖若晨星。

　　所以，“新晉商”的突破依然是政策大于文化的作用，新晉商突圍依然需要面對體制及政策的改變，而不是某個組織的成立所能解決的。

　　于幼軍在大會上說，山西要發展，首先要進一步解放思想，更新觀念，整治和優化山西的投資發展環境，特別要在政府誠信、政府依法規范行政、政府行政效率、服務企業工作以及整頓市場秩序方面加大力度。

　　而這些改變后的新形象、新策略需要敏銳的新晉商體會。

　　與當初創辦《新晉商》雜志一樣，席嘯也正是看到了矛盾性的存在才將刊名定為“新晉商”。“我們組織發起這次‘新晉商聯合成立大會’與我們當初創辦雜志的理念是一致的，就是給大家一個交流的平臺，在這個‘新晉商’品牌成立的基礎上，不僅《新晉商》雜志的品牌成立，而且對山西經濟發展也有了貢獻。”

　　而于幼軍的想法是新晉商在今后要多些諸如山西在產業結構調整、經濟對外發展、擴大對外交流方面形成了哪些新的戰略考慮，推出什么新政策，有什么重大的舉措，山西有什么發展機會、好的投資項目等方面的交流，并使之能夠及時地讓各地知道，包括分布在海外的山西人都知道。

　　無可否認，各方都希望“新晉商”取得突破。

　　而“新晉商聯合大會”的成立也給出了一個信息：晉商要塑造新的形象，山西經濟發展模式正在試探走向新的高度。

　　抱團打天下的夢想

　　一個商幫的出現源于一個區域文化的融合，一個區域文化不可能否認地域的血緣鄉情。正因此，才有了“新晉商”能成為山西經濟發展的一個最佳形象傳播品牌的可能性。

　　在“新晉商聯合大會上”，幾乎所有的人都在為山西發展貢獻自己的想法，最具代表性的是德意志銀行董事、中國區業務主管翟雋。從自身的業務范圍出發，他認為，“山西應成立一家全國性的商業銀行，名字就叫晉商銀行，充分吸收與山西有地緣關系的企業資金參與，加強管理，引進外資，帶動山西經濟發展。另外，建立發展煤炭產業基金，為三大煤炭集團提供重組資金，為能源產業出力。”

　　這其中包含的思想就是讓新晉商通過組團發展山西經濟，透出濃濃的晉商地域血緣特色。

　　而海南航空公司董事長陳峰的話也許最能代表“新晉商”品牌文化的理想。

　　“晉商的本質是文化，這是晉商輝煌的本質。現代晉商應該以晉商文化的商道，在新世紀樹立晉商的新形象，用文化的力量重塑人心，用文化的力量推動社會的進步和經濟的發展，造就一批新一代的晉商。”

　　無人否認晉商文化的存在。

　　一個眾所周知的事實是，雖經數百年來時代變遷，晉商從沒有改變過宗親力量對經濟模式的干涉，其中或有消極的因素，但在某種程度上，“因為宗親存在的關系，他們變得更加團結”。

　　至少在目前看來，這種力量是不能忽視的。

　　李彥宏在演講時就說：“百度的上市，不僅僅是一個普通中國公司的上市，而是一件讓所有中國人長臉的事，更是讓山西人驕傲的事！”

　　與李彥宏一樣，陳峰在講述海航的成長時，一股濃濃的晉商情結也貫穿其中，“晉商為什么能取得300多年的輝煌？那就是：以德養身，以誠養心，以義制利。利義發生矛盾時，取義不取利。”“以義制利是晉商的根本精神所在。雖然晉商置身于財富之上，但把修身養德作為一生的事業。我們今天的晉商要弘揚的就是這種精神，將修身養德放在第一位的商人才是大商人。”

　　因此，海航的企業文化帶著濃厚的晉商特色。海航的干部都必須看紀錄片——《晉商》。

　　但要重塑晉商精神，不是一味地體味他的輝煌，歷史文化的宣傳畢竟不是決定物質投入思維的話語權。晉商文化如何由務虛轉入務實，進而融入晉文化之中，是“新晉商”傳播理念的核心。因為山西經濟結構是一種衰竭性經濟結構，晉商文化的繼承、企業家與企業文化、核心競爭力與先進文化、品牌策略與企業營銷文化、晉商精神的弘揚及新晉商雄風的重振等等均需實證的方法求證，此外別無他法。

　　“抱團”只是一種理想，“新晉商”也只是一個平臺，讓他承載太多并不是現實，投資軟硬環境的變化才是“新晉商”品牌傳播的根基。因此，新晉商的發展是放在山西經濟發展方略之下的。

　　“現在的主要資源不是煤和鋼，而是人們的頭腦。山西的企業家們確實面臨著眼光的再次更新，面臨著再次塑造現代企業模型。”大會的一位山西企業家認為。

　　“新晉商”品牌

　　“資源，總會有枯竭的一天。”李彥宏說，“目前我國正進入后WTO時代，這是一個市場面擴大、外資大量進入資本市場、尊重知識產權的時代。有見識的山西企業不應局限于簡單地利用資源優勢，而應抓住機遇，充分發揮數字化時代的優勢，進軍知識經濟領域。”

　　所有的新晉商都將發展放在了山西經濟發展的藍圖中去考慮。

　　雖然“百度”在演講中處處突現出對晉商文化的理解與融合，但所有人都知道，在現代企業制度的影響下，晉商文化已經不能單純使用而是要經過批判發展才能適用現在的環境。

　　山西人普遍認為，山西好多時候沒有趕上發展機遇。最近一百年來，包括改革開放以后，甚至在西部大開發的時候，山西既不是東也不是西，在政策導向重要的年代，任何一個區域的興起跟當時的政策導向是有絕對關系的。因為政策往往體現出改革創新的思想。

　　改革開放初期，山西的重要任務就是把煤挖出來。山西人說：“山西如果每天少出幾車皮煤，就會有人要跳墻了。”

　　現在山西人不得不面對的一個問題，難道真要等煤炭枯竭使山西的城市成為一座座“廢都”？

　　以往晉商都把注意力集中在煤炭及其相關短線投資產業上，對于無害產業認識不夠，也許這次新晉商觀提出，是山西改革經濟關注點的一次難得契機。然而，新晉商所要面對的還不僅僅是權衡短線但見效快的資源性發展還是適應時代的長遠發展方略的問題，還需面對一個小范圍的崛起模式的影響，大家都在挖煤賺錢的氛圍下，如何讓人相信新經濟的影響，如何走上正常的商業贏利模式。

　　從另一方面來說，相對于現代經濟發展，晉商落后的主要原因，是主觀上丟掉了“傳家寶”，即在商業和經營上所表現出的創新精神。

　　真正意義的晉商輝煌并不是其財富的多寡，而在于其經營上所體現出的永無止境的創造性。晉商因創造出許多商業奇跡而著稱于世，這種“奇跡”的產生是由山西商人靠奮斗和不斷地總結、思考以至改良、改造而創造出來的。而當代山西商人的無所創新應該是山西落后的一個重要原因。

　　“新晉商”品牌，倡導和培育企業家創新精神尤為重要。而這一點正是目前山西經濟發展中的一個軟肋。

　　晉商即聯合，即開放、即競爭、即創新，晉商是在不斷的商戰中長大的。沒有了競爭、沒有了創新、沒有了商戰，晉商不可能復興；沒有了策略、沒有了智慧、沒有了聯合，晉商斷不能成功。

　　晉商最好的品質就是誠信、重義、敬業、謹慎、有群體精神。但過去言傳身教貫穿儒家傳統的商場文化，現在可以說蕩然無存了。

　　而讓“商人”真正成為商人似乎更是山西急需解決的問題。

　　大會發起人之一的席嘯認為，“我們作為一個媒體，首先是講公益性，第二才是經濟效益，用媒體的公益性來推動媒體的發展，之所以叫新晉商，就是想用地緣文化來做這個事情。”

　　“晉商研究在山西比較紅火，也是渴望從研究中得到慰藉的同時，找到一條復興之路。”席嘯說。新晉商聯合大會成立更象中部崛起政策下的山西宣言，與會的官員、企業家和經濟學者都提出了自身的思路，更是一種新形式下的山西發展探討。

　　所以，山西發展的歷史課題，決不僅僅是“新晉商突圍”一個問題。

　　同時，新晉商何時真正崛起？讓我們知道答案的，惟有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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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晉商海內外最富

　　“匯通天下”的山西票號

　　在歷史上，山西有著無比輝煌。山西人憑借他們的勤勞智慧，讓山西成為了中國歷朝歷代經濟最發達的省份之一。而晉商則更是山西人的驕傲。

　　山西商人的活躍，古代文獻多有記載，到明代已在全國享有盛譽。清代初期，山西商人的貨幣經營資本逐步形成，不僅壟斷了中國北方貿易和資金調度，而且插足于整個亞洲地區，甚至把觸角伸向歐洲市場，南自香港、加爾各答，北到伊爾庫茨克、西伯利亞、莫斯科、彼得堡，東起大坂、神戶、長崎、仁川，西到塔爾巴哈臺、伊犁、喀什噶爾，都留下了山西商人的足跡。無怪有人說：“凡是有雞鳴狗叫的地方，都有山西人。”

　　山西商人資本中的貨幣經營資本形式，最著名的是票號。

　　票號又叫票莊或匯兌莊，是一種專門經營匯兌業務的金融機構。在票號產生以前，商人外出采購和貿易全要靠現銀支付，在外地賺了錢捎寄老家也得靠專門的鏢局把現銀運送回去，不僅開支很大，費時誤事，而且經常發生差錯。這就迫使外出經商的山西商人不得不尋求新的辦法。

　　山西第一家票號叫“日昇昌”，這也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家票號。剛開始時，“日昇昌”的異地撥兌只限于在親朋好友之間進行，并不收費。后來，要求撥兌的人越來越多，在雙方同意的原則下，出一定手續費就可辦理。

　　由于這種匯兌在此處交款，彼處取錢，手續簡單，使用方便，所以除山西商人和其他地方商人匯款以外，還有政府及官員來托辦匯兌事宜。隨著資本的增加，通匯地點越來越大，利潤也越來越多。接著又吸收現款，發放貸款，“日昇昌”的生意一派興旺。

　　看到這種景象，山西商人紛紛學習“日昇昌”的經驗，投資票號，“蔚豐厚”、“日新中”等票號紛紛成立，并廣設分支機構，從而形成了著名的山西票號。到鴉片戰爭前夕，山西票號大約有8家，并逐漸建立了一整套嚴格的規章制度，其嚴謹及科學性，至今令金融學者亦驚嘆不已。

　　票號使晉商得到了很高的利潤。據史料記載，1847年末，山西票號蔚泰厚蘇州分號已有存款(白銀)36000兩，放款80000兩。1850年，日新中北京分號有存款近37000兩，放款近70000兩。太平天國起義后，清政府的財政更加困難，山西票號也由起初為封建商人服務轉向清政府。為了承攬清政府對外活動款項匯兌等國際業務，票號商人在國外設立分支機構。祁縣合盛元票號總經理賀洪如于1907年在日本神戶、東京、橫濱、大坂都開設分支機構，平遙的永泰裕票號在印度加爾各答開設分號。此時的山西票號真可說是“生意興隆通四海，財源茂盛達三江”了。

　　很多西方國家駐華領事在商務報告中也都對山西人開設的金融企業——票號贊賞有加。駐漢口的英國領事說，漢口商人與外埠業務往來多由富裕的山西票號占先，它的作用幾乎與英國銀行一樣。駐上海的英國領事也用了類似的語言描述山西票號。他們的信用度很高，與內地各省的匯兌業務以及中國人對通商口岸交易所簽發的票據全部都經過山西票號。因為一些重要的銀行家住在太谷，所以這里常被稱為中國的華爾街。

　　晉商家族文化

　　家庭是社會的基本細胞，也是社會的最基本經濟單位。家族是指血緣關系明確，存在經濟聯系并通常同一居地的父系組織。晉商之家族不同于一般官紳家族，它是具有商業烙印特征的中國

　　在晉商大族中，一般都重視家規家風。如祁縣喬氏，在中堂比較明確地制定了家規家法，約束子弟。其家規主要是：一不準納妾；二不準虐仆；三不準嫖娼；四不準吸毒；五不準賭博；六不準酗酒。喬氏子弟基本上都能遵照執行上述條款。在封建社會，豪門富賈大都是三妻四妾，大小老婆成群。然而喬氏無一納妾者。對待仆人，喬氏也有獨到之處。喬氏對待仆人很寬容，不僅保證傭人吃得飽、穿得暖，還注意尊重傭人的人格。喬氏在中堂用的女仆只有老媽子(已婚婦女)，不用小丫環(未婚少女)。給仆人的工資較優厚，逢年過節另有賞賜，把面、肉、柴、煤等按時發送到各傭人家中。對年老在家中服務多年的傭人則養起來，愿回家的每年發給一定數額的津貼，維持其生活。傭人偶有小的過失，也不惡語相侵，更不打罵虐待。

　　晉商家族有重學的一面，但他們具有以學保商，“學而優則商”的特點。如榆次車輞富商常氏，他們尊師重教，為子弟提供了優越的學習條件，但其目的不是“學而優則仕”，而是為常氏經商活動培養人才。九世常萬已、常萬達兄弟在就學時，學習成績優良，但學成后未去參加科考，而是隨父親常威到張家口經商。總的來看，晉商家族雖然重商，但也不是不重學，他們是商學結合。

　　為家族買官留爵提高社會地位是晉商的另一特點，據山西巡撫哈芬、恒春、王慶云等奏折不完全統計，日昇昌、元豐玖、志成信、協同慶、協和信、蔚泰厚等票號的財東和主要經理人員，都捐納銀兩，買有各級職銜。平遙日昇昌票號財東李箴視，不僅自捐官銜，還給已死去的父親、祖父、曾祖父捐銜，其兄弟七人及下一輩男子十二人均捐有文武頭銜，李家的婦女均受封為宜人、夫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