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對于地方政府而言，金融生態的排名并非只是“學術意義”上的榮辱，更事關利益得失
★ 本刊記者/王晨波
中國社科院在央行的委托下繪制出了第一幅“中國金融生態圖”——《中國金融生態
調查報告》(后簡稱《報告》)。《報告》對全國地級以上城市的金融狀況做了分析評價。
9月上旬至今，央行一位副行長主持了報告的驗收工作，其班底由央行三司兩局(金融市場司、貨幣政策司、調查統計司、金融穩定局、金融研究局)、財政部、國稅總局等多部委專家組成。之外，還有五家商業銀行也派出代表參與驗收。
從驗收的陣容可以看出，這并非一份尋常的調查報告。“作為第一份對中國金融生態進行從定性到定量研究的調查報告，央行行長周小川不但一直頗為重視，還應該算是該研究最初的點題人。”一位中國社科院金融研究所參與起草《報告》的人士對本刊說。
盡管《報告》尚未露出“廬山真面目”，但很多地方政府就已經急得“跳起來”。本刊多方求證，大約可以對其管中窺豹。
行長點題
作為社科院2005年重大項目之一，該《報告》由央行貨幣政策委員會委員、社科院金融所所長李揚領銜，會同一批骨干研究人員，歷時近一年完成。調研得到了央行的大力支持，前述三司、兩局均予以密切配合。
報告的參與者回憶說，在2004年12月初召開的“中國經濟學50人論壇”上，周小川首次公開正式提出改進“金融生態”的說法。
周之所以用一個自然科學的概念來比喻中國的金融環境，主要是有感于：“中國由于區域差異的存在，對不同地區進行金融風險的分類是有必要的。過去幾年，中國不同地區的金融風險，如果以銀行的壞賬來衡量，最大能夠相差10倍。”而如此巨大的差異卻是在同樣的宏觀調控政策背景下出現的，因此央行希望社科院能夠對所謂的“金融生態”做一次全面的調查。
而李揚也深諳此概念內涵，“生態受生物本身與環境之間的互相影響，以及互相融合過程，而金融系統與之十分類似，機構、市場是一個提供者，而企業居民是消費者，大家構成一個賴以生存的活動環境。”
據李揚介紹，其調查方法主要是利用各種類型的官方統計、民間研究以及實地調查。最基本的調查指標主要有100多個，之后，由此100多個指標整理得到10項大指標，最后匯集成一個綜合指標。
這10項大指標包括：經濟發展、司法公正、金融機構的獨立性、政府干預程度、企業競爭力、企業誠信、金融合規性、社會保障體系等。每項指標都有若干“子指標”，比如經濟發展指標，就是由市場結構、發展水平、經濟效益等“子指標”決定的。
有意味的是，《報告》并不是一次“適可而止”的嘗試。李揚表示，在今后，《報告》將每年推出一份，其具體所指的各項金融指標將成為指導中國金融資源分配的“風向標”。
“改善金融生態好比是‘化學變化’，不過不是金融機構內部的‘化學變化’，而是內部和外部混合的‘化學變化’。這一‘化學變化’發生得不會非常快，是要通過較長時間的努力來實現的。”周小川這樣說。
而《報告》無疑是為周所說的“化學變化”提供依據和指導。
地方“起急”
由于報告涉及到各地的“金融生態”評價，內容頗為敏感，《報告》負責人對本刊坦陳，其具體內容目前尚不能公開。
但通過多方了解，其大致輪廓已現。據本刊了解，從排名情況看，上海、深圳、北京排名靠前，一些中等城市例如杭州、溫州、臺州、寧波、廈門等也排名靠前。
值得一提的是，“一些窮的地方排名未必就靠后，因為盡管他們十分窮，但是他們民風純樸，有可能大家也樂意去投資。”《報告》參與者說。比如，中西部地區的一些省區。而另一方面，像蘇北、河南、皖北、東北等地區的排名比較靠后，例如淄博、徐州等城市。 頗有意味的是，排名靠后并非經濟落后的代名詞，像經濟比較發達的廣東省也有一些地方排名并不靠前。
以廣東為例，曾經有經濟基礎較好的城市，之前數年在經濟發展上急功近利，片面追求經濟高增長，破壞了金融生態的平衡。具體表現有支持本地金融機構違規高息攬存和賬外經營的，也有縱容地方企業逃廢金融債務的，甚至有地方政府帶頭賴賬的，結果導致金融機構撤離，信貸投放減少，經濟增長滑坡，歷經數年仍未走出困境。
央行有關人士建議，將改善區域金融生態環境列入對地方政府績效的考核范圍，以不良貸款比率、逃廢金融債務比率、金融債務案件執結率作為考核指標。
之所以把地方政府導致的不良貸款放在調查的首要位置，因為目前70%多的銀行不良資產都與各地政府的不良決策有關。地方政府在推動經濟發展的同時，也給商業銀行留下了巨大的不良資產。
“我們的報告有利于城市去發現自身的問題，主動地去改善金融生態環境。”《報告》參與者說。但另一方面，排名靠后的一些地區已經急得“跳起來”，這些地區的領導也希望能夠改善形象，“我們也沒有辦法，好壞不能隨意改變，哪怕是《報告》里的指標在差的地方形成惡性循環。”上述參與者對本刊說。
指標效應
對于地方政府而言，這些指標并非只是“學術意義”上的榮辱，更事關利益得失。
央行金融市場司債券發行處處長霍穎俐是《報告》的溝通負責人，她的參與讓業內認為，《報告》中的指標很大程度上可能是為地方政府發行市政債提供決策依據。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宏觀部副部長魏加寧的研究報告指出，目前，中國僅鄉鎮一級政府的平均負債已經超過400萬元，遑論縣市。這條長長的債務鏈延續了10多年，已經成為引發中國金融系統風險的最脆弱一環。
“發行地方債券是一種標本兼治的辦法。”魏加寧對本刊說。但是《預算法》第28條不允許地方政府舉債。人們質疑地方債的一個主要論點就是，地方財政青黃不接的困境，讓人質疑發債者的償還能力。這又涉及到地方償債能力的評級問題，需要一套繁雜嚴格的制度來規范。
《報告》參與者透露，此次《報告》從金融生態的角度對地方政府評級，最終可能成為決策層是否同意地方政府發債的指標，并能直接指導發債利率及償還期限。
“不僅僅是市政債券，其他項目融資債券、民間投資也面臨同樣問題，商業資金追利本性決定它會選擇相對排名靠前的地方。”李揚說。
那些政策法律環境透明、社會信用狀況良好、企業信用等級和信用記錄良好、銀企關系融洽、中介機構健全、金融債權能得到切實保護的地區將會吸引更多的金融資源。相反那些社會信用環境差、信貸資金缺乏安全保障、流動性差的地區，其區域內外資金都會選擇離開。
如此一來，每年發布一次的《報告》，將會成為今后金融資源分配的重要依據。“金融生態”也不再是一個空頭概念，而成為一個具體而權威的指標。
今年7月19日，在央行分支行長座談會上部署的下半年五項工作中，有一項就是加強地方金融生態建設,促進區域經濟持續協調發展。目前山東省、湖南省等地方政府也都已經明確提出金融生態改良的目標。
“引起地方政府的警覺甚至震怒是意料之中的，我們希望通過推出《報告》引導地方政府改善金融生態，并由此爭取金融資源，發展地方經濟。”該《報告》的參與者對本刊說。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