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金會控制風險急需職業管理

　　NPO信息咨詢中心董事長商玉生和民促會秘書長黃浩明表示，國內基金會出現的投資失誤以及控制風險能力弱，重要的一個原因在于管理層還沒有走向職業化和專業化，也就是一些基金會還沒有消除由官員來掌握最高權力，轉向由職業人才來管理。

　　本報記者 張華僑

　　9月7日，NPO信息咨詢中心董事長商玉生接受記者采訪時說，20世紀90年代一些基金會試圖通過股票市場以及其它金融投資實現增值，甚至一些基金會將募集到的資金投入辦企業。但到了90年代中期，一些金融機構因決策失誤出現沉重的負債而被政府勒令關閉整頓，如中農信、中創等。嚴酷的現實擊破了基金會通過金融機構理財獲得增值的夢想后，不但導致一些基金會陷入了虧損，特別是那些委托金融公司理財的基金會，出現了本錢也難以收回來的困境。

　　建立專業的

　　對于基金會來說，依賴金融投資卻難以獲得理想的增值，還在于銀行利率的下降和

　　商玉生說，除了增值渠道的狹窄使國內基金會難以獲得理想的收益以外，還在于他們沒有建立專業的理財隊伍，來應對市場隨時可能出現的風險，并作出最優化的投資決策，即使他們想聘請優秀的理財專家，但在需要高待遇支撐才能留住人才的情況下，他們又無力承擔高昂的費用。

　　而經過前幾年投資虧損帶來的不利影響，一些基金會在投資獲得收益的選擇上變得很謹慎，他們感到投資收益再多，也不會給自己帶來利益，在擔心如其冒險失敗讓自己來承擔責任，還不如以安全求得平衡的心理支配下，一些基金會在籌集資金尋求增值上沒有突破，但這種安穩沒有實現基金會管理條例規定的還要有效的目標，也就是說不能只顧安全而使募集的資金不能有效地增值。

　　商玉生指出，國外一些具有規模的基金會雖然通過投資獲得增值，但它的投資決策是在一個健全的董事會治理中作出，并由理財專家來選擇投資方向并判斷風險。即使是那些小的基金會選擇投資時，也由董事會來制訂投資戰略，這能夠保障基金會的投資在控制中有效地實現增值目標。

　　難以獲得增值并控制風險的矛盾還來自國內基金會的管理體制，一些原來官辦色彩濃厚的基金會負責人來自政府退休的官員，雖然他們成為最高領導者，但對于基金會能開展多少公益項目、能募集到多少資金、如何控制風險等，卻并不具有專業的管理能力，而且這種機制也不可能使他們對基金會的發展作出有效的決策。

　　尤其是在控制投資風險不由一個專業的團隊來民主決策，僅靠個人權威來決定的情況下，基金會的決策與管理權有時被秘書長等人操作，出現了由少數掌握權力的人來決定基金會命運，這些掌握權力的人在缺乏制約和監督的情況下，可能憑著自己的經驗和愛好，甚至以滿足個人的利益去尋求增值，而結果可能是基金會在由個人意志的決定中蒙受巨大損失。

　　如一家基金會的秘書長不將精力用到開展公益項目上，卻將募集的資金投入一家企業去炒股，以至在忽視對基金會內部財務管理中導致資金被挪用，最終造成巨大的損失，一家基金會的秘書長將資金存入一家金融機構，而他個人卻從中拿回扣。

　　“我們并不主張一家基金會靠個人的威望和魅力來管理，而是要建立一個決策透明、高效的董事會制度，以形成對權力的制約來提高基金會的運轉效率并控制投資風險。”商玉生說。

　　基金會管理層需職業化和專業化

　　面對國內基金會在投資上出現的失誤以及增值困難的問題，9月8日接受記者采訪的民促會秘書長黃浩明說，這主要是國內基金會的管理層還沒有走向職業化和專業化，也就是一些基金會還沒有消除由官員來掌握最高權力，轉向由職業人才來管理。

　　據悉，國內944家基金會中大部分有退休官員出任領導，理事會成員中也有官員階層在擔任，這種由官員構成的基金會管理結構，雖然他們擁有社會資源，能與政府保持聯系發揮影響力，并與企業建立了一定的關系，但不利的是他們對基金會開展公益項目缺乏專業的管理知識，創新動力也不強，而保障基金會能夠持續地發展，就需要一個強有力的管理層，來創出品牌樹立公信力，以籌集到更多的資金。

　　由此，黃浩明認為國內基金會的理事會要進行根本性的變革，通過一種競爭機制使秘書長走向職業化和專業化，所謂職業化就是秘書長由聘任而不是由政府來任命，被政府任命就無疑帶有官場色彩，這種變革直接關系到基金會內部的治理，它必須是超越個人關系建立的制度約束。

　　因為控制風險保障投資增值與理事會成員的決策有關，而他們的素質又關系到決策的效率，在管理層沒有形成職業化和專業化的情況下，決定基金會的命運就可能會被少數人操縱。但現在國內的基金會還沒有建立一個薪酬委員會，來對秘書長的報酬作出合理的規定，這也是影響到基金會缺乏控制內險的內在動力。

　　“國內的基金會目前還是由少數人決策，缺乏專業人才來對投資作出風險評估，這種決策在市場缺乏誠信時就會出現高風險，走向專業化就是聘請的人至少在某個行業是專家，讓管理者在獲得相應報酬的激勵下，去實現基金會的公益最大化，我反對過去那種認為籌資可以零成本實現，而籌資是需要付出成本，因此，基金會必須朝著一種既符合公益目標，又能生存下去的方向發展。”黃浩明說。

　　黃浩明還指出，國內的基金會目前仍是一種援助型，籌集到了資金以后再去操作項目，這樣他們背負著籌集資金和實施公益項目的雙重使命，而國外是援助型和資助相互合作，有些基金會只籌集資金不做項目，他們的資金來源于股票與其他投資的收入，有些基金會只做項目不籌集資金.。

　　當然基金會投資造成的損失以及將捐款用于非公益項目，又會造成基金會在公眾心中失去公信力，并影響到社會人士對基金會捐款的積極性，由此，在政府對一些金融機構作出關閉，影響到基金會的投資收不回來后，基金會的債權如何得到清償，以及追究領導者的責任，成了一個急需要解決的法律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