貴州官煤勾結第一案 斂財局長5年狂斂435萬

　　本報記者 劉文國 武勇

　　一個小小的縣煤炭局長，在不到5年時間里，利用職務之便，瘋狂斂財達430余萬元。最近，貴州省遵義市中級人民法院以受賄罪，一審判處貴州省遵義縣原煤炭管理局局長趙大武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并處沒收個人財產人民幣200萬元，為貴州這起“官煤勾結”大案暫時劃上了一個句號。

　　記者在進一步采訪中發現，這起“官煤勾結”大案的判決，雖然對那些早已狼狽為奸或正蠢蠢欲動的“官煤勾結”分子起到一定震懾作用，但要完全斬斷“官煤勾結”黑手，防止類似案件再次發生，仍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斂財局長”5年狂斂435萬

　　遵義縣是貴州省煤炭資源儲量比較豐富的縣。身為縣煤炭局長的趙大武雖然從級別上看只是個小小的科級干部，但作為全縣煤炭行業的主管部門，其“能量”之大卻讓人咋舌。

　　1999年8月18日，遵義縣高坪鎮一鄉鎮煤礦關巖煤礦發生瓦斯爆炸，造成9人死亡、2人重傷的重大

　　2000年3月，急于恢復生產的關巖煤礦礦主田維忠托人找到趙大武，并請趙大武在遵義市“華海”酒樓吃了一頓飯。事后沒幾天，在趙大海一番熱心“張羅”下，市、縣有關部門的負責人就來到關巖煤礦檢查驗收，并宣布關巖煤礦恢復生產。

　　這還不是足以顯出趙局長“能量”之大的最佳版本。2000年，遵義縣高坪鎮四面山煤礦經原貴州省煤炭廳抽查，被責令永久性關閉。文件下達后，礦主韓忠貴找到在遵義縣政府工作的一位親戚，讓這位親戚幫忙做做趙大武的工作。趙大武從韓忠貴這位親戚口中得知韓忠貴愿意出錢后，答應幫忙。此后，經過趙大武一番折騰，這個已經被責令永久性關閉的煤礦，在一年多后竟然又恢復了生產。

　　趙大武的這些“幫忙”事后都是要有回報的。關巖煤礦恢復生產后，趙大武就稱有急事需要用錢，要田維忠借10萬元錢給他，田維忠很快就“借”了6萬元給趙大武。韓忠貴的四面山煤礦死灰復燃，先后送給趙大武3.7萬元。但相對來講，趙大武對外面來的煤老板“胃口”更大。

　　2002年初，北京市金雞煤炭集團金旺煤礦法定代表人董永安經人介紹認識了趙大武，在趙大武的邀請下對遵義縣轄區內的煤礦進行考察。考察結束后，董永安有意在遵義縣泮水鎮投資開辦煤礦。由于開辦煤礦的相關手續都要由貴州省政府相關部門辦理，董永安與趙大武在遵義市“藍天”賓館協商，最后商定董永安一次性給趙大武70萬元，煤礦開采許可證等全部由趙大武辦理。

　　收到董永安的70萬元現金后，遵義縣煤炭局簽署了同意董永安在遵義縣開辦煤礦的意見，經貴州省煤炭工業局審查批準，趙大武為董永安辦理了一個年產30萬噸、名叫“宏發”的煤礦的采礦許可證和工商營業執照。

　　此后，北京市個體工商戶劉廣華等也到遵義縣投資開辦煤礦，相關證照的辦理仍由趙大武出面。這次趙大武也是“一口價”：“70萬元，少一個子都不干”。

　　但董永安和劉廣華這兩個煤礦相關手續的辦理，趙大武直接花費實際不過2.5萬余元，其余137萬多元，都進了趙大武的“腰包”。

　　據檢察機關查實并經遵義市中級人民法院一審認定，趙大武在2002年至2004年兩年多時間，利用其擔任縣煤炭局長的這一特殊身份，通過幫人辦理新建煤礦的相關證照，累計收受的賄賂金額高達393萬元，其中真正用于辦證的支出11.7萬多元。在2000年到2004年不到5年的時間里，加上幫一些事故煤礦恢復生產收取的“幫忙費”和礦老板逢年過節送的禮金，趙大武總共受賄金額達435.23萬元。

　　揪住“狐貍尾巴”費盡九牛二虎之力

　　趙大武受賄案是貴州省迄今為止所查處的“官煤勾結”案中受賄金額最大、判處刑罰最重的一個案件，堪稱貴州“官煤勾結”第一大案。記者在采訪中發現，這起案件的案情看起來并不復雜，趙大武受賄次數雖然較多，但手法也都大同小異。但實際上此案的偵破，偵察人員費盡了九牛二虎之力。

　　據了解，現年50歲的趙大武參加工作時文化程度并不高，不過是遵義縣布政農場的一個駕駛員。憑著頭腦靈活，一張嘴巴能說會道，趙大武不僅自修到了“大學文化”，而且在隨原布政農場的負責人到遵義縣鄉鎮企業局工作后，還很快完成了從工人向干部身份的轉變，并很快當上遵義縣礦產開發公司副經理、經理，遵義縣鄉鎮企業局副局長等職。1993年5月起，趙大武開始任遵義縣煤炭工業局局長、黨組書記，同時繼續兼任遵義縣煤炭總公司總經理。

　　據直接查辦此案的遵義市匯川區檢察院檢察長吳唸介紹，趙大武從汽車駕駛員干到縣煤炭局長，不僅閱歷甚豐，而且平常還養成了一個“嗜好”：喜歡鉆研法律書。趙大武被立案偵察后，辦案人員對趙大武家里進行突擊檢查，發現除了一臺電冰箱和一臺電視機稍微值點錢外，家里幾乎再沒有什么值錢的東西。但令辦案人員意想不到的是，趙大武家里竟藏有許多刑法學方面的書籍，而且趙大武還在一些法條旁邊作了“批注”，可見閱讀之細心。

　　吳唸說，趙大武收錢的方式也比較特別，本地人三萬元五萬元送來的“小紅包”，趙大武通常是直接收下，但外地老板送的錢，趙大武通常則是這樣收的：雙方事先談好數目，然后由對方把錢從銀行里面全部取出來，用編織袋裝上扎緊，然后趙大武親自開車到賓館，并打開車的后備箱，對方直接把袋子放在趙大武的車里，然后趙直接開車走人；或者是對方先把錢裝在自己車的后備箱里，趙大武的車在前面，對方車在后面，走到郊區人煙稀少的地方時，趙大武再調轉車頭，讓兩車車尾相接，由對方把自己車后備箱里的編織袋直接放到趙的后備箱里，然后趙大武獨自開車離開。在這一過程中，不僅對方只能是一個人，而且整個過程中，趙大武通常不會說上一句話。

　　吳唸說，這種行賄方式比較隱蔽，而且行賄者多數是外地人，因此取證極其困難。2004年7月，匯川區檢察院在對此案進行立案偵察后，全院幾乎三分之二的辦案力量，都投入到了這一案件之中。案件在偵破過程中，甚至不得不求助于最高人民檢察院動用技術偵察手段，但在案件兩次延長偵察期限后，還是有200多萬元的受賄數額，未能最終查實。

　　斬斷“官煤勾結”黑手亟需標本兼治

　　據國家安全生產監督管理總局局長李毅中介紹，“官煤勾結”，一些黨政干部參股分紅，官員和礦主聯手牟利，許多違規煤礦被“做”成“合法”煤礦，是導致近年來我國部分省區礦難頻發的主要原因。

　　記者在采訪中發現，趙大武這起典型的“官煤勾結’案，實際上在遵義市匯川區檢察院立案調查以前，遵義縣紀委、遵義縣檢察院等有關部門，都曾經專門作過調查，但案件最終都沒有取得實質性突破。遵義縣檢察院在調查中，甚至還出現過這樣的笑話：辦案人員讓某個行賄人在口袋里揣上錄音筆，去找趙大武，試圖偷偷錄下趙大武的談話作為證據，但這個人剛走到趙大武門口，就被事先已經得知消息的趙大武佯裝酒醉，一把抱住，把這人身上的錄音筆搜出來，搞得辦案機關十分尷尬。

　　據了解，趙大武長期作案，長期被群眾舉報，但仍能在有關部門的多次立案調查之下多次“滑脫”，除了其本人反偵察能力極強以外，最主要的原因，還是因為在遵義縣趙大武這樣的科級干部已屬于縣委直接管理的對象，縣紀委、縣檢察院等有關部門要對趙大武進行立案調查，首先必須取得到當地黨委的同意。而當地盤根錯節的關系，往往使得案件的調查很難徹底進行，因此無論是黨內的監督還是檢察機關的監督都很難真正到位。這就使得趙大武不僅有恃無恐，而且敢于大權獨攬，根本不把縣煤炭局其它班子成員放在眼里。此案發生后，辦案人員查找一些煤礦的材料，在遵義縣煤管局辦公室和檔案室都沒有找到的，最后在趙大武的局長辦公室里竟然全都找到了。縣煤炭局一位職工說：“縣煤炭局是行政首長負責制，大事小事都只有他說了算。”

　　據了解，此次遵義市匯川區檢察院根據群眾舉報，能最終將趙大武的案子一舉“辦穿”，除了匯川區檢察院上下齊心協力，辦案人員忠于職守，對趙大武開價10萬元甚至20萬元的誘惑毫不動心以外，很大原因也是因為匯川區檢察院不在遵義縣的管轄范圍之內，辦案比較獨立，趙大武原有的關系網失去了作用。

　　吳唸說，斬斷“官煤勾結”黑手，除了紀檢、司法機關的監督要到位以外，改革我國煤礦目前繁瑣的行政審批體制，也是很有必要的。

　　遵義縣這些外地來的煤老板之所以愿意一次性給趙大武70萬元，最高甚至給了110萬元，也是算了賬的。因為新開辦一個煤礦所需的這些手續，如果他們親自去辦，很可能多花上一倍的錢，也未必能辦下來。

　　貴州省社會科學院研究員謝家雍認為，“官煤勾結”之所以猖獗，屢禁不止，的重要原因時我國煤炭資源配置的相關政策沒有及時作出調整，使得煤炭開采有了獲得暴利的空間。

　　謝家雍說，近年來，隨著全國煤價飛漲，貴州煤價也一步步水漲船高，現在在貴州一個年設計生產能力3萬噸的煤礦，不超能力生產，一年的純利潤也可能達到數百萬元，超能力生產，甚至可能達到上千萬元，但國家在煤炭資源開采的許可上，目前基本上沿襲的還是過去的老辦法：業主只要花上幾十萬或者最多二百來萬元取得采礦許可證，就可以獲得幾百萬甚至上千萬噸煤炭資源的開采權。表面上，這些資源還是國家的，實際上，已經變成了他們個人的私有財產，只要再交上平均每噸一塊多甚至只有幾毛錢的資源補償費，就可以放心開采，把這種由于資源突然出現的巨大稀缺性帶來的原本應該屬于全民所有的溢價收益“理所當然”地據為己有。于是短短三五年內，一批靠煤炭開采發家的千萬富翁，就開始粉墨登場，出則奔馳，入則

　　謝家雍說，實際上，只有國家對煤炭資源的相關配置政策及時作出調整，把原本應該歸國家所有錢設法收歸國家，使得煤炭開采行業不再是一個暴利行業，“官煤勾結”的黑手才能最終被斬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