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段充滿可能性的歷史

　　丁三/文

　　1944年7月22日，當一架C-47運輸機在延安降落時，機上的9名美國人可能不會想到，他們不僅開始參與一段充滿可能性的歷史，而且，他們中的許多人，也由此開始了自己命運的變化。

　　這9個美國人是“美軍延安觀察組”(USAOG-US Army Observer Group)的第一批成員。觀察組，這個美利堅合眾國與中國共產黨的第一個官方聯絡機關，共存在了963天。它曾給20世紀的中美關系增添了另外一種可能。

　　“迪克西使團”

　　觀察組中的一些人意識到，華盛頓如果繼續因為意識形態而偏袒重慶，那么，美國將失去延安，也將失去中國。延安改變著他們的中國觀點。但此時，在煙波詭異的重慶，一些重大的變化卻悄悄發生著——

　　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說，觀察組是“史迪威精神”的產物，它的誕生更與史迪威本人息息相關。所謂“史迪威精神”，指的是西方世界的一種與其說是“親共”、不如說是“反國民黨”的態度。抗戰期間，許多生活在中國的西方軍人、外交官、記者，認為重慶太腐敗，認為國民黨不過是一股守舊腐化的，代表官僚、地主、軍閥的勢力。于是，他們開始把目光投向“西北一角”，投向了中國共產黨。史迪威正是其中最有影響的人物之一。

　　自1942年親歷中國遠征軍的慘敗后，史迪威就毫不掩飾他對重慶的深惡痛絕。這一年湘豫桂的大潰敗，更使他把重慶政府看作一具

　　1944年6月，來華訪問的美國副總統華萊士，向蔣介石提出了這個要求。因湘豫桂大潰敗而丟盡顏面的蔣介石，終于勉強同意了。

　　觀察組以52歲的包瑞德上校為組長，以35歲的美國駐華使館二秘謝偉思為政治顧問。喜歡以典故命名的美國人，把觀察組稱為“迪克西使團”。“迪克西”是美國人對南北戰爭中南方邦聯的稱謂，農業傾向、氣質固執、有“叛亂者”的意味……這就是許多美國人對中國共產黨的最初理解。

　　延安生活就這樣開始了。觀察組的日常工作，包括氣象觀測、情報合作、救援失事的美國飛行員等，是同盟國協作的組成部分。但幾乎所有的人都心知肚明，這些都是表象的、皮毛的。考察組負有更重大深遠的使命：考察延安的戰爭潛力，以服務于

　　與此相對應，延安表現出了巨大的熱忱：給予他們各種工作上的便利，甚至給予對延安來說極其高昂的每月7美元津貼。即使這樣，那仍是一段簡樸、干凈、有些清教徒味道的生活，但，正因此，它卻感動了這群美國年輕人。觀察組的一個成員夸張地正話反說：“延安惟一的不好，就是在重慶我們可以輕易找到妓女，在延安卻怎么都找不到。”

　　中國式的古老、厚實、悲壯，滲透著這些美國小伙子的天真、樂觀和自信。絕大部分人都有著這樣的延安印象：延安人人有飯吃，每一個青年都以參軍為榮，整個社會朝氣蓬勃。絕大多數人都認識到：延安將引領未來中國，也將牽動世界格局。其中的一些人，如謝偉思、戴維斯、盧登等，甚至超越了“史迪威精神”，他們意識到，對一個瀕臨絕境達百余年的國家來說，奢談形式民主是多么可笑。華盛頓如果繼續因為意識形態而偏袒重慶的話，那么，美國將失去延安，也將失去中國。

　　延安改變著他們的中國觀點。但此時，在煙波詭異的重慶，一些重大的變化卻悄悄發生著。

　　史迪威危機

　　在許多人看來，史迪威的被召回是中美關系的一次倒退。它對“迪克西使團”的打擊更是致命的：沒有了史迪威的觀察組，還能執行它推動華盛頓與延安關系的核心使命嗎？失去了史迪威的考察組，還能走多遠呢？

　　派出觀察組的當月，一切似乎都還很順利：在羅斯福的壓力下，蔣介石同意把軍隊交給史迪威，延安更滿口允諾。但幾乎一轉身，蔣介石就翻臉了。

　　依舊是7月，蔣介石要求羅斯福派一位“富有遠見、有政治能力和想像力的人”來中國。言下之意，是史迪威對政治一竅不通，而中國的問題不能單純地在軍事立場上看待。幾經猶豫，羅斯福作出一個折中的決定，挑選赫爾利少將充任調停“蔣-史”矛盾的私人特使。

　　歷史證明了，由赫爾利充當這個“調停人”，是一個大錯特錯的決定。

　　1944年8月18日，赫爾利走出了他的第一步。在莫斯科機場，他直截了當地問俄國外長莫洛托夫：蘇俄如何看待中國共產黨？莫洛托夫表示，俄國不關心中國的內部事務。赫爾利由此認為，缺乏蘇聯支持的中共，不可能有對抗蔣介石的決心和實力。這成了他此后中國使命的一個壓倒性信念。

　　赫爾利之行，一開始就偏離了航向：他的使命不是調停“蔣-史”矛盾嗎？他為什么關心蘇俄對中共的態度呢？他后來又為什么把手越伸越長，乃至調停起國共關系來了呢？對此，觀察組的發起人之一戴維斯在《抓住龍尾》一書中認為，赫爾利張揚的個性，使他一開始就不滿足于原有使命。

　　9月6日，赫爾利到達重慶，第二天就把蘇聯的態度告訴蔣介石。一種政治默契很可能由此達成了：蔣介石要以赫爾利替代史迪威，一是消除自己的威脅，二是通過赫爾利來保證美國的軍援；而赫爾利可以從“蔣-史”調停人，搖身一變而為“國-共”調停人，由此進入歷史。

　　9月19日，當白宮要求蔣介石把軍權交給史迪威時，蔣介石兇狠地還手一擊，他回復白宮：如果逼迫他，將導致“災難性的后果”。其話外音是他將與日本單獨媾和。這個對白宮的致命一擊，使羅斯福在10月18日無可奈何地表示，他將召回史迪威，而以資歷很淺、對赫爾利一味妥協的魏德邁將軍取代。

　　在許多人看來，史迪威的被召回是中美關系的一次倒退。它對“迪克西使團”的打擊更是致命的：沒有了史迪威的觀察組，還能執行它推動華盛頓與延安關系的核心使命嗎？

　　失去了史迪威的考察組，還能走多遠呢？但，對赫爾利來說，這卻是他中國使命和地位的一次質的飛躍。接著，11月1日，他的又一個重大機會出現了：美國駐華大使、“中國通”高思因為對赫爾利的不滿，提出辭職。

　　赫爾利這個人

　　赫爾利以處理一把青菜的交易方式，來處理中國的命運。被戲辱的、富于自尊的延安，從此不再信任赫爾利了，他們在當年12月開始尋找和華盛頓直接接觸的途徑——

　　早在史迪威離職前后，戴維斯就擔心赫爾利會取代高思。但，白宮沒有把這個小外交官的警告放在眼里。11月7日，掌握了美國對華政策全權的赫爾利來到延安。就是這次延安之行，他被定格為一個小丑，一個空前絕后的笑話。

　　來延安的第二天，赫爾利給了毛澤東一份聲明，說那是他和蔣介石的“共同意見“。聲明的核心是要共產黨交出軍隊。延安當然不同意，于是提出了關于“聯合政府”的另五點意見。

　　讓整個延安目瞪口呆的事件發生了：和赫爾利主張恰恰相反的延安五點意見，僅僅隔了一夜，就被赫爾利自己全盤通過了！赫爾利在共產黨的五點意見里簽上了名字。他還自鳴得意地說，空白的部分，要留給蔣介石簽字。

　　赫爾利以處理一把青菜的交易的態度，來處理中國的命運。但事情還沒完，回重慶后，當蔣介石也斷然拒絕時，赫爾利立即反悔了。

　　這時的赫爾利如同無賴，他威脅延安：不許向外界、向新聞媒體公開他已在五點意見上簽字的事實。當毛澤東為此怒氣沖沖，表示可能公開這份文件時，赫爾利大聲咆哮：“媽的！他耍我！”

　　即使在這樣的局面下，赫爾利在11月29日給羅斯福的信里，仍然荒謬地寫到，“國民政府與共產黨之間的協議可能需要兩個星期……(他們都)急于達成協議……最近的耽擱主要是因為天氣……”

　　可笑嗎？這就是1944年、在中美關系和國共關系上負主要責任的一個美國特使。但可笑的又何止這些？《延安使命》寫到：赫爾利第一次到延安時，曾莫名其妙地對周恩來大叫：“喂，你在這兒是干什么的？”

　　一個叫艾奇遜的外交官曾希望白宮給予中共平等的待遇。他深謀遠慮地談到，這“可以讓共產黨站在我們這邊，而不會將他們推入蘇聯的懷抱”。赫爾利卻在這份電報稿上畫了一把手槍，并咆哮著：“我知道是誰起草了這份電報，是謝偉思！我最后要做的一件事就是懲罰這個狗娘養的！”……

　　不僅在延安，在重慶的美國人，普遍認為他是“一個脾氣暴躁、自相矛盾的自大狂”；外交官和軍人給了他各種各樣的綽號，“吹牛大王”、“紙老虎”、“想成為偉人的草包”、“公牛”。一些歷史學家也認為他是“一個裝模作樣的傻瓜，一個演起來像大人物的無能者”。他對上司、對同事的無數撒謊例證在文件里經常被發現……被戲辱的、富于自尊的延安，從此不再信任赫爾利了，他們在當年12月開始尋找和華盛頓直接接觸的途徑。

　　兩封信和一份報告的命運

　　1945年8月，華盛頓又一次暴露了它對遠東局勢驚人的無知。它的一個歷史性的巨大失誤，決定了中美兩國從此漸行漸遠，一直到30年后才得以恢復對話——

　　1944年12月初，毛澤東、周恩來、朱德共同約見了觀察組成員、海軍中尉赫伯特·希契。他們委托他把一封信交給在華盛頓的歐內斯特·金海軍上將。為慎重起見，希契中尉耗費了十幾天功夫，起草了一份延安報告后才動身回美。之后，他分別拜訪了海軍部長詹姆斯·佛列斯特爾和國務院的約翰·文森特。他們兩人都看了這封毛澤東的信。

　　1945年1月6日，希契列席了參謀長聯席會議。在這個會議上，希契表達了他與考察組對中國局勢的深刻洞察。

　　他談到，占中國人口82%的農民，特別是華北農民，絕大多數都支持共產黨；他認為，不管美國花多少錢支持國民黨，都無法阻止蔣政權的崩潰；他因此建議，華盛頓“最好能重新審視一下我們的對華政策”。

　　但希契吃驚地發現，聽眾對他的話“反應平平”。更可怕的是，當失望的希契希望早些回到延安時，他得到的回答卻是，“我們不知道還會不會讓你返回中國”。不久他就被派往了菲律賓。很久以后，希契才知道，與戴笠有密切關系的、“中美合作所”的邁爾斯把這個情報給了重慶。傾向于重慶的“合作所”，比代表傾向于延安的“考察組”，在華盛頓有著更多的、主流性的支持。

　　第一次“直接接觸”的努力，就這樣無疾而終了。與此同時，1945年1月9日，毛澤東通過“迪克西使團”代理團長雷·克勞姆萊少校，尋求另一個“直接接觸”的途徑的努力也落空了。魏德邁把他和周恩來希望訪問白宮的信，扣押在了重慶。

　　接著，是事實上造成華盛頓與延安決裂的“2-28報告”事件。

　　1945年2月28日，由謝偉思執筆，一群年輕的美國外交官們撰寫了一份給國務院的正式報告，即“2-28報告”。報告要求華盛頓援助延安，認為這才是避免中國崩潰的惟一前途。但不久后，謝偉思等人卻被以“泄露國家機密”的罪名逮捕了。延安做出了強烈反應，《解放日報》的社論說，謝偉思等人的被捕不是泄露了什么機密，而是因為他們曾激烈反對國務院某些派系支持中國反動派的政策。

　　這些事件，讓延安憤怒了：延安只要求公平，但重慶和華盛頓都不愿意給它公平。只要公平，延安就可以毫不費力地贏得大多數選票，讓重慶垮臺。因此，重慶的算盤只能是讓延安先交出軍隊，而對此，毛澤東憤怒地說：這是要他們把“雙手綁在背后”再對話。

　　重慶這么做，是因為它的虛弱。美國這樣做的目的又在哪里呢？毛澤東似乎百思不得其解。1945年9月，阿諾德·達迪安離開延安的前夕，毛澤東問達迪安，既然華盛頓知道大多數的中國人都支持延安，為什么它的態度還這么消極呢？達迪安解釋說，美國長期有反共產主義的傳統，并且認為中國的共產主義與蘇聯的沒有什么區別。

　　既然如此，美國為什么還主張國共和談呢？毛澤東沒有問。而在60年后，我們或許能看得更清晰些：在冷戰即將揭幕的背景下，美國試圖以脆弱的國民黨為領導，同時利用共產黨的活力和領導社會的能力，以形成一個牽制蘇聯的力量。但這種以腐朽牽制新生、融合冰與火的算盤，無疑是一廂情愿的。它反映了美國對華政策的驚人天真，對這個以五谷與土地、社稷與倫理為象征的國家的驚人無知。在接下去的長長歲月里，華盛頓無數次地談論著“失去中國”的歷史責任。

　　1945年8月，華盛頓又一次暴露了它對遠東局勢驚人的無知。它的一個歷史性的巨大失誤，決定了中美兩國從此漸行漸遠，一直到30年后才得以恢復對話。

　　大轉折

　　1947年，經歷了963個日子后，“迪克西使團”最后的三名成員離開了延安。正如延安早就估計到的那樣，觀察組是“和平的最后保證”，他們一撤退，國民黨軍隊就開始進攻延安。全面內戰爆發了——

　　1945年夏天，當歐洲的冷戰鐵幕已經拉開的時分，在遠東，美國卻頻頻敦促蘇聯對日作戰。美國的估計是：70萬關東軍有著巨大的戰斗力，由美軍主攻的話，巨大傷亡不可避免。它試圖讓蘇聯承擔代價，而坐收漁利。這是一個典型的“卞莊刺虎”之計。

　　但這卻是一個驚人的誤算：關東軍的力量早已枯竭了。蘇聯紅軍以摧枯拉朽的態勢贏得了滿洲、朝鮮和日本的北方島嶼。這種戰略轉折，使接下去的國共和談有了鮮明的爭取民主黨派、知識分子等中間力量的色彩，使和談本身變成了一張純粹的“民意牌”。

　　1947年，經歷了963個日子后，“迪克西使團”最后的三名成員離開了延安。正如延安早就估計到的那樣，觀察組是“和平的最后保證”，他們一撤退，國民黨軍隊就開始進攻延安。全面內戰爆發了。而在內戰基本定局的1949年春，毛澤東再次派遣黃華前往南京，拜訪黃華的老師司徒雷登。這個尋求獨立自主外交方針的最后努力，因冷戰的愈演愈烈，幾無懸念地流產了。它換取的，是兩篇針鋒相對的著名文字，《白皮書》和《別了，司徒雷登》。此后，新生的、危機四伏的新中國，只能別無選擇地一邊倒，并因此介入朝鮮戰爭。雖然50年代末事實上中蘇就已經決裂了，但一直到70年代、當中國重工業體系基本形成后，北京才重新對華盛頓打開了自己的大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