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青年報：乖孩子進城后為何變成了搶奪團伙

　　新生代農民工系列報道之六

　　“當最低生存維持不下去時，他們就可能鋌而走險”

　　本報記者 何磊

　　午后的魏村格外寧靜。這個距離石家莊市不到一小時車程的村莊，全無市區的喧囂與吵鬧。

　　9月10日，鎮派出所所長耿書彥及村支書孫吉鎖帶著記者連走了好幾家，都被鐵鎖擋在門外。

　　“乖孩子”變成“飛車黨”

　　河北省元氏縣殷村鎮魏村，有將近20個年輕人，正關在石家莊市第二看守所的高墻內。這些20歲左右的小伙子，兩三人一組，經常騎著

　　這個被石家莊老百姓稱為“飛車黨”的團伙，目前已被警方抓獲22人。他們中最大的25歲，最小的17歲，絕大多數來自魏村。由于案件處于偵破階段，警方還無法確認這些年輕人共搶了多少個手機。但可以確認的是，在此案告破的消息見報后，市區已經有約400名婦女向警方確認她們的手機被搶。

　　在石家莊市公安局裕華分局厚厚的來訪登記本上，這些被搶者的遭遇驚人地相似：走在街上或騎自行車時，突然覺著脖子上一緊，然后看到前面一輛摩托車絕塵而去。她們掛在脖子上的手機不見了。“不可能，不可能。”管著全鎮治安工作的耿所長聽說此事，連連搖頭。因為，在他的印象中，這些被關起來的小伙子，都是鎮里的乖孩子。在派出所的記錄里，這些小伙子從來沒有前科。

　　被這個消息震驚的還有村支書以及許多村民。在當地，魏村一直是個民風淳樸、路不拾遺的地方。

　　他們都曾進城打工

　　9月9日，石家莊第二看守所。經過一道又一道的手續后，記者見到了“飛車黨”中的4位成員。“再來一支煙，好嗎？”在約40分鐘時間內，宋佩佩向記者要了4支煙。進看守所兩個月時間，宋佩佩胖了好幾斤。“被抓后，心理壓力倒小了。”宋佩佩說自己開始搶奪手機以來，每天都高度緊張，不知道哪一天會被抓進去。他說大部分人選擇晚上去搶，而他只在白天出動。“在晚上，警察看不到你，可你也看不到警察呀”。

　　宋佩佩，21歲，殷村鎮人，16歲初中畢業后輟學。之后的5年里，他先后在4個城市做過工。剛輟學那年，宋佩佩在石家莊一個洗車場做工，每天“又苦又累”，管吃管住每月能掙兩百元。在這里干了兩個月后，他花1000多元去上了當地一所保安學校。經過半年學習后，宋佩佩被分配到石家莊西山

　　2003年，經朋友介紹，宋佩佩到了山西，在鐵道上抬鋼軌、枕木。盡管又苦又累，吃的也不好，但每月能拿到1000元，宋佩佩對這份工作還算滿意。沒想到，遇上了非典，工地上沒活可干，他只好又離開。

　　在家呆了一陣子后，宋佩佩又到了北京。朋友帶他到一個正在修建的小區里做工，具體工作是穿電線。工地上管吃住，但一個月也就掙300元左右。半年后，宋佩佩又回到河北農村的家里。

　　過完春節后，“已經習慣了在外頭跑”的宋佩佩又應聘到石家莊一個玻璃鋼廠干活，管住不管吃，每月800元左右。3個月后，他和許多工友一起，被派往這家公司在廣州的分廠。“適應不了氣候，也吃不慣大米。”3個月后，宋佩佩又回家了。

　　因為不滿3個月，只能拿一半工資，宋佩佩領了600多元的工錢。

　　之后，宋佩佩一邊找工作，一邊和另外兩個同鄉劉海軍、曹豐杰一起，干起了飛車搶手機的行當。

　　比宋佩佩大一歲的劉海軍，算是“飛車黨”中較大的一個，也是讀書最多的一個。22歲的他兩年前結婚，如今已是一個10個月大的女孩的父親。

　　劉海軍高中二時年級第二學期輟學后，跟著父親在鎮里開的一家照相館做事。2003年，由于生意不好，父親的照相館關門。劉海軍回家開始了結婚生子的生活。去年初，劉海軍在宋佩佩工作的那家玻璃鋼廠找到工作。由于和宋佩佩一樣“水土不服”，被分到廣州分廠的劉海軍回到石家莊。

　　憑什么要我認這個命

　　如果說老一代農民工是吃苦耐勞且能認命的一代，那么孫英辰無疑是其中一個。

　　孫英辰和魏村的許多農民一樣，大部分時間都在外做工。為了省錢，他一日三餐都在家里吃，往返60里都騎著那輛破舊的自行車，“一個單趟差不多要騎一小時”。他每月得到的工錢約500元。“家里蓋房子要錢，燒煤、用水、用電都要錢，兒子娶媳婦更要花錢。”孫英辰說，自己得拼命撐起這個家。

　　就在新房子斷斷續續蓋了8年才得以入住的今年，一直在石家莊市務工的大兒子孫立飛，卻因為搶奪手機被警方抓獲。

　　孫立飛，21歲，初中畢業后就到石家莊市區打工。按照父親的說法，兒子原來在一家海鮮城干活，每個月除了吃住還能掙400元。可半年后，兒子卻打電話說太苦又賺不到錢，不干了。“這些年，他不但一分錢沒往家里寄，還經常問我們要錢。”孫英辰每月賺500元，卻要撐起一個家，而兒子每月的400元，竟然連自己都養活不了。“錢都花了。”在看守所里，宋佩佩給記者算過一筆賬。他說，自己現在每月的房租要150元，每天一包煙，一個月也要200元。他喜歡上網看電影打游戲，每個月為此支出也要百元左右。手機費每月百元左右。此外，吃飯每月也要至少花去300元。當然，他的摩托車也要“吃飯”，每個月的油費也要100元左右。如此，宋佩佩每月的支出至少為950元。

　　在外打工已經5年了，可宋佩佩的存折里只有幾百元。“因為干這個來錢快”，與宋佩佩同時被抓獲的劉海軍說，第一次往往是被別人慫恿的。第二次就有點心甘情愿了。

　　劉海軍說，第一次他和宋佩佩搶來一個幾乎全新的三星牌手機，賣了1500元。他們每人分得750元。這相當于他此前打工時兩個月的收入。分到這750元后，劉海軍趕緊到商場里，給不到1歲的女兒買了奶粉和許多零食。

　　無論是宋佩佩還是劉海軍，都對城市人的生活無比向往。宋佩佩知道自己沒文化，沒技術，也沒資金，更沒關系，但他不想就這么認命。只是，他不知道，怎樣才能真正留在這個城市。

　　這些年，宋佩佩不斷“跳槽”，有被動，也有主動。每逢他主動跳離一個工資還算不錯的崗位時，父親和一些親戚總是罵他好高騖遠，說他不能吃苦。“認命吧，孩子。”這是父親經常勸慰宋佩佩的一句話。“憑什么要我認命呢？”這些年來，宋佩佩通過互聯網和電視，知道了越來越多的城市生活，自己也目睹了許多城里人的生活。他說自己也想如父輩那樣任勞任怨一輩子，可怎么也做不到。

　　當最低生存維持不下去時他們就可能鋌而走險

　　按說，這個全市有史以來最大的飛車搶奪團伙落入法網，應該是辦案警官們慶功的時候。可裕華分局刑警馮志英怎么也高興不起來。

　　辦案過程中，馮志英警官多次到殷村鎮的幾個鄉調查取證。每次，他遭遇的都是村里人驚訝的表情和犯罪嫌疑人家屬、親人的痛哭聲。“這些民風淳樸的鄉村，都是老實人家的孩子，為什么進城后會變成罪犯呢？”同樣出身于農村的馮警官經常陷入沉思。

　　馮志英介紹，在抓捕“飛車黨”的過程中，幾乎沒有遇到反抗。在審訊過程中，這些小伙子們也都非常配合。從警8年中經常與犯罪分子斗智斗勇的刑警馮志英，這回卻“不忍心了”。“他們要吃飯。當最低生存維持不下去時，他們就可能鋌而走險。”馮警官說，許多進城的農村孩子文化程度低，也沒有技術，找工作不容易，還經常被城里人看不起。“這不是一個簡單的法律問題。”馮警官擔心的是，這些年輕人不會再回農村了，“且不說生活條件，現在種地根本不賺錢”。那么，怎么才能讓這些年輕人在城里生活下來呢？馮志英還沒找出答案。

　　記者在魏村了解到，當地人均約一畝地，主要種植玉米、小麥。“一畝玉米最多打1000斤，能賣500元。”村支書孫吉鎖介紹，種一畝玉米投入的農藥、化肥、種子、澆水、用電等，費用在400元左右。也就是說，辛苦一年，農民的收益只剩下一點口糧。“許多孩子初中畢業后就輟學了。”在魏村小學做了17年校長的孫國貞對記者介紹，“飛車黨”中的許多孩子，都曾是他的學生。他們大部分在鎮里讀完初中后就外出打工了。在當地，讀初中每年的費用大概要兩三千元，高中花費更大。

　　按照村支書的說法，讀完3年高中大概要1萬多元。因此，許多孩子成績不好的話，老早就被家長支出去打工了，“免得花冤枉錢”。不過，宋佩佩對記者說，他是自己決定輟學的。讀初中時，他的學習成績不好，看著父母親每年辛苦掙來的錢都糟蹋在自己身上，實在不忍心。于是就主動提出要外出打工。“如果法律是為了拯救人，那就給我一次機會吧！”宋佩佩在接受記者采訪時，第一個要求就是，讓記者在媒體上說說，爭取少判點。他說，如果少判幾年，最好是判個緩刑，就是救了他。出去后他會好好學點手藝，娶個媳婦，好好做人。如果判個十年八年，出來什么手藝都沒有，能干什么呀。“這樣就是毀了我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