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別禾桿蓋珍珠 廣州打造后后發優勢

　　本報記者 楊楠 發自上海

　　“這次我在上海跑了兩天，12家企業，基本上都是世界500強，有3家已確定下個月到廣州回訪。”說這話時，湯敏超顯得很有成就感。

　　湯敏超是廣州開發區投資促進中心副主任。廣州開發區是一個統稱，包括四個國家級

經濟功能區，即廣州經濟技術開發區、廣州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廣州出口加工區和廣州保稅區。四塊牌子、一套管理機構、覆蓋四塊區域，這種“四區合一”的模式在全國是唯一的。

　　“我們整個開發區的

　　中國最賺錢的開發區

　　和國內很多城市的招商兵團一樣，湯敏超也認為，到上海招商是一條捷徑：“這里匯聚了最多、最密集的世界500強投資企業、跨國公司地區總部、投資性公司和外資研發中心，是中國的一個大櫥窗，來一趟往往事半功倍。”

　　“‘悄悄地進村，打槍的不要’，我們來上海招商的都是小分隊，不驚動當地政府，但效果顯著。”湯敏超說，他已經馬不停蹄拜訪了12家跨國公司，包括霍尼威爾(Honeywell)、家得寶(HomeDepot)等行業巨頭。“我們在滬的招商對象只選擇那些全球500強企業，在各自行業里數一數二，年銷售額都在幾百億美元。”

　　湯敏超坦言，他看起來是單槍匹馬，但在廣州有一個強大的團隊在支撐他，幫助他聯系企業、安排行程。

　　上海曾被《福布斯》評價為“通往全球最具活力的經濟體的門戶”，在湯敏超看來，“門戶就是指從這里入門，入門后再走向全中國。”隨著上海商務和生活成本的提高，一些在滬企業也想向外遷移，而“廣州這幾年發生了質變，我們走出來就是讓這些企業了解廣州的新情況，了解以后他的就會有投資意愿”。

　　湯敏超的自信是有依據的，因為他所在的廣州開發區是中國最賺錢的開發區。目前廣州開發區建成區每平方千米土地產出GDP19.8億元，實現財稅收入4.6億元，完成外貿出口1.7億美元；已出讓工業用地每平方千米產出工業總產值80億元，在GDP、工業增加值、財稅收入和工業利潤率等主要經濟指標上，廣州開發區均位列中國國家級開發區第一。

　　Face to Face

　　當記者問，廣州相比上海有哪些招商優勢時，湯敏超說：“一個是成本，廣州的土地、房價、交通、勞動力都比上海便宜；另一方面，我們希望在服務上形成優勢。”

　　湯敏超把從上海外遷的企業分成三類，一類是“戰略型擴展”，這些企業出于戰略、市場的考慮，不可能只在上海棲身，其外遷“不是從上海連根拔起，只是向外擴展”；第二類是“成本型轉移”，由于上海商務成本的提高而轉移，主要是一些制造型的企業；第三類是“擇優型外遷”，企業因為發現了更好的、更適宜發展的新的環境而外遷。

　　“上海差不多有400家世界500強企業，強手云集，輪流照顧一遍可能都顧不過來。而廣州的世界500強企業才100多家，所以服務可以跟得更緊。”

　　湯敏超舉例說，箭牌公司一直有從廣州遷到上海的打算，但后來經過權衡還是決定留在廣州，“原因有二，一是箭牌與廣州市政府的關系很好，很多問題比較好解決；另一方面就是擔心云集上海的跨國公司太多，政府恐難‘顧過來’。”

　　又如安利，安利是廣州開發區的“大戶”。這些年，由于政策調整等因素，困難不斷。“為安利的事，廣州各級政府要員都多次去北京溝通。”

　　“百事可樂也遇到過一次難關，廣州市領導專門去有關部委闡明實際情況，最后解決了問題。”

　　“有一家跨國公司的大中華區總裁曾對我說，跨國公司到中國各地投資，很多官員說的話都是相同的，但決定企業是否投資的因素，除了商業上的考慮，最看重的一點就是當地政府在企業實際運營后的態度，是不是能做到FacetoFace(面對面)。”湯敏超回憶說。

　　“面對面最需要的是誠懇，將心比心。我們在招商時，不是硬把企業拉過來，而是把一個土生土長廣州人的感受客觀地擺在客戶面前，擺事實、擺數據，有好的也有不好的，幫助企業作出一個正確的抉擇。”

　　“禾桿蓋珍珠”

　　幾年來國內外的招商經歷，湯敏超深感“很多外國人提起中國只知道有北京、上海，而不知道廣州，這與廣州人過分強調務實、輕視推廣有關”，“廣州就像一個美麗的姑娘，她頻頻向小伙子遞送秋波，但是她站的地方很暗，所以小伙子看不見。”

　　相反，上海在塑造城市形象方面十分成功。廣州一家大型地產企業近幾年進軍上海，該公司的老板向《第一財經日報》表示，上海在城市管理和城市形象上的優勢十分明顯，“上海很安全，有秩序，也很國際化。”

　　“國際化就是讓國際投資者覺得舒服的感覺，”這位老板說，“上海有大劇院、音樂廳、新天地、眾多高級酒店和很國際化的餐館，有F1和國際性的電影節、音樂節等等，這些情調是和國際接軌的。國際投資者喜歡了，就會在這里置業，他們最有溢價能力，上海的房價和地價就上去了，政府從發展商那里收的稅也多了。政府還是大贏家。”

　　湯敏超的體會是，“廣州精于把一個局部做得很深。比如參加‘廣交會’，上海企業往往非常突出品牌，相比之下，廣州企業把產品擺得很明顯，品牌卻不清晰。”

　　廣東英國商會會長曾這樣評價廣州，“禾桿蓋珍珠”，里面有好東西，卻被表面的一些問題遮住了。

　　“上海的地位是不可動搖和代替的，”湯敏超說，“我詢問過美國、日本、德國、英國、澳大利亞等國廣州商會的會長，他們對上海的印象都非常親切，認為上海是一座很有實力和‘媚力’的大都市。有些跨國公司高層從上海被派到廣州工作，甚至心存疑問，擔心自己是否做錯了什么？”

　　“后后發優勢”

　　“這兩年，很多廣州人都在反思，包括我們的領導。為什么廣州經濟發達，但是外部形象卻不甚理想？反思的結果是，廣州在改革開放初期有先發優勢，就是市場化優勢、先探索的優勢；但是城市發展光靠市場化是不夠的，廣州現在的治安、城中村等問題就是例證。而上海顯示了后發優勢，在市場化基礎上，還重視了管理現代化和文化國際化，所以后來居上。這方面的眼光我們比較缺乏，比如‘占道經營’，不少人覺得政府不必干預；比如廣州歌劇院10多年前就在提，卻屢次因為‘沒有那么多外國人要看’的爭議耽誤下來。”

　　反思的結果，是廣州決心打造“后后發優勢”。

　　所謂“后后發優勢”，就是將市場化活力、親商的服務精神和城市的總體規劃、城市形象與管理、城市文化建設融合起來，既超越“簡單市場化”的弊端，而又保持市場化的效率，不是簡單地搞形象工程。

　　“廣州已經做了不少工作，而且成效明顯，廣州開發區這兩年的大發展就是以新廣州的面貌為依托的，”湯敏超說，“像珠江新城，是廣州21世紀的CBD，七個標志性建筑，廣州圖書館新館、廣州歌劇院、廣東省博物館、超高雙塔(東塔和西塔)和電視觀光塔等基本上都和文化有關。廣州歌劇院總投資超過10億元，也上馬了。現在投資者到廣州，感覺和以前大不相同。”

　　今年“兩會”期間，廣州市委書記林樹森在接受《第一財經日報》采訪時曾說，廣州通過新

　　林樹森曾經說，一個城市的發展，歸根結底是“文化定輸贏”。他曾經對廣州的記者講過這樣一個故事：“很多年前，我在一個地方工作，有一個奧地利的外商與我進行談判投資合作，后來合作成功了。我對他說，希望他能動員多一點奧地利的外商過來投資，結果這個外商回答說，如果能把奧地利的新年音樂會搬過來舉辦，那所有的奧地利商人都會跑過來投資。”

　　音樂之都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建起來的，但是，廣州正朝著這個方向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