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教師收入高 一等教師每天講課收入高達3萬

　　記者：茆琛、季明　

　　“造原子彈的教授還不如校門口賣茶葉蛋的大媽”……那個痛惜高校知識分子收入低的年代尚未從記憶中飄遠，“高校教師”的工資已不動聲色在20年里漲了18倍，并終于在近日一鳴驚人--為加強對高收入者的納稅監管，全國稅務系統正在建立個人所得稅信息化管理系統，并對作為重點納稅人的高收入行業和高收入個人作了界定，“高校教師”與俗稱“大

款”、“大腕”的企業主、明星等十一類人群被共同界定為高收入個人。　

　　消息一出，千百年來恪守“君子固窮”古訓的高校老師們再也坐不住了。在基本告別“腦體倒掛”的尷尬之后，這些學歷高、職稱高的精英們卻不愿將自己和“收入高”聯系起來，紛紛起來質疑有關部門如此安排的合理性。那么，將整個高校教師隊伍都劃入高收入群體是否正確？高校教師究竟又應該拿多少錢才是合理的呢？　

　　高校：有人輕松收入高，有人辛苦少回報　

　　“鮑魚一定要點雙數，點單數一定不吉利！”北京某高校一位經濟學教授在飯桌上對記者說，一桌人吃飯，無論人數是單是雙，鮑魚份數一定要點對，否則，就會有不吉利的事情發生。他輕描淡寫地告訴記者，有時沒辦法，為湊數只好多點一份鮑魚，沒人吃就放在桌上不管它。這位教授得知記者來自寧夏，立刻表示2001年曾應邀去寧夏大會堂做經濟分析報告。提到那次報告的收入，他說：“幾萬元能入眼嗎？費用全包是規矩。”　

　　據調查，深圳和廣州兩地處于中國改革開放的前沿地帶，這里大批的中小企業迫切希望得到北京著名高校專家手里的知識資源，所以北京高校著名教師來廣州和深圳講課賺錢有廣闊的市場。一等水平的高校教師每天講課收入大約在2萬--3萬元，二等水平的每天1萬--2萬元，三等水平的每天5000--8000元。　西部大開發后，“名師講課”風席卷西部，高校知名學者、教授一般通過經紀公司或培訓機構介紹到各地講課，他們的講課收入一般都以現金的方式結算，或者直接打到其個人賬戶上。至于稅務問題，一般都由邀請方承擔。重慶某通訊公司人力資源部負責人告訴記者，公司邀請重慶黨校、重慶師范大學、重慶大學等學校的教授、老師來講座，每次時間約兩個小時，支付給他們的報酬為500元至1800元不等，如果邀請北京、上海等地名校的知名教授，最高費用達8萬元。至于稅收問題，這位負責人則表示不清楚。　

　　除離譜的講課費用外，坊間普遍猜疑國家向教授、學者劃撥的專項科研經費也是高校教師收入的來源之一。記者調查后卻發現，事實并非如此。繼2003年在世界上率先完成家蠶基因組“框架圖”后，我國家蠶全基因組序列分析項目獲得了一批重要的新成果，并于2004年12月10日在美國《科學》雜志發表。這既奠定了我國桑蠶學研究世界第一的地位，也粉碎了別國試圖將日本作為新“絲綢之路”起點的企圖。按照坊間猜測，這一重大科研項目理應得到巨額科研經費，承擔此項科研項目的學者自然屬高收入人群。但是，記者采訪了解到，這一項目的主要承擔機構--農業部桑蠶學重點實驗室經費緊缺，依靠銀行貸款籌集的1750萬元項目經費和每月7.75萬元利息至今無力償還。我國家蠶基因組研究學科帶頭人、中國工程院院士向仲懷更是經常收到催繳利息的郵件。向仲懷院士說，由于項目經費緊張，重點實驗室科研人員的待遇也與他們的貢獻不相襯。實驗室副主任夏慶友教授在日本進行家蠶學研究時，月薪39萬日元，現在每月全部收入為3千至4千元。　

　　“其他學校收入可以，我們不行！”成為高校教師口頭禪

　　早在稅務系統界定高收入個人之前，有關高校教師收入的報道就已沸沸揚揚，政府部門也將提高高校教師收入作為尊師重教的具體體現。據報道，中山大學、華南理工大學、暨南大學、華南農業大學、華南師范大學、廣東外語外貿大學、廣州中醫藥大學七所直屬國家教育部的全額撥款事業單位，是廣東一類重點高校，共約有教職工人數約20000人，其中教師9200多人。隨著廣東建設文化大省的步伐加快，高校教職工待遇明顯提高，個人收入有較大輻度的增長，教師平均收入達到4000元。　

　　據統計，上述七所大學僅2003年就繳納

　　但是在重慶，高校教師本身并不認同自己是“高收入個人”

　　“四川外語學院老師兼職做同聲翻譯，收入很高！”　

　　“西南大學老師不僅收入高，還可以免費到歐洲旅游！”　

　　“重慶大學每年得到國家、部委、市區的撥款，根本花不完！”　

　　“西南政法大學教師在建教工宿舍，有的老師都住聯排別墅了。”　

　　記者在就高校教師收入進行采訪時，重慶高校不少教師這樣評價其他學校，當記者問及他們所在學校的收入時，回答內容幾乎一致：“其他學校可以，我們不行。”教育界人士認為，社會問題校園化的前提下，社會階層收入差距大的現象，在高校教師中同樣存在。高校教師不了解其他學校的整體收入情況，單純依據其他學校的某個現象來評價其教師收入，是十分片面的。高校教師對本校教師收入的整體情況比較了解，再加上不愿意透露個人隱私的心理，因此會得出“其他學校收入可以，我們不行”的結論。　

　　記者對高校青年教師進行采訪后發現，高校青年教師中的輔導員收入最低，一般在2千元左右。西南政法大學楊藝老師告訴記者，學校青年輔導員收入不到2千元，每當她與青年輔導員談論戀愛、結婚等話題時，輔導員總說：“誰會找我們，沒房、沒錢、沒前途？”　

　　但即使是這些“賬面工資”平平的輔導員其實也有“第二工資渠道”。復旦大學的一名輔導員告訴記者，現在許多院系在外都開有成教學院，全部由系里老師前去授課并不現實，許多老師也不愿去上課，于是一些正在攻讀研究生學位的輔導員就可以“客串”教師，這樣下來每月也能增加兩千多元的收入。　

　　為什么高收入成為高校教師的“禁忌詞”　

　　在采訪中記者發現，幾乎所有受訪老師都不否認有為數不少的一批高校教師目前收入確實不菲，同時也認為高校教師獲得高薪是非常合理的現象。那么為什么一向以自由開放為特點的高校教師一說起自己被歸入高收入人群就如此“敏感”呢？　

　　原因之一：認為稅務部門的界定“掛一漏萬”，沒有將真正高收入的群體納入視野。　

　　根據國家稅務總局的規定，目前我國的高收入行業包括：電信、銀行、保險、證券、石油、石化、煙草、航空、鐵路、

　　上海大學一名50多歲的教授至今仍居住在學校10年前分配的50平方米的兩居室中，他覺得將高校老師稱為高收入者相當刺耳。這位老先生說：“你見過每天騎車上班，晚上買菜回家做飯的高收入者嗎？”　

　　原因之二：認為將教師和高收入聯系起來有損教師形象。　

　　在記者采訪過程中，一個所有受訪教師都沒有明說，但是記者感覺很強烈的現象就是中國老師的道德感和使命感，似乎“人類靈魂的工程師”不應與銅臭有染，因此對自己的收入也不愿明說。所有老師更多地以自己在核心期刊上發表了多少文章，出版了多少著作，培養過哪些杰出人才為榮，卻沒有一個人說我拿的薪水是院系里最高的，這說明我的能力最強。　

　　長期研究教育問題的吳勤波博士說，中國是一個非常尊師重教的國家，而教師也因此背負了相當大的道德壓力，這種影響延續至今。　

　　原因之三：認為高收入教師只占高校教師的一定比例。　

　　某些院系的某些老師收入頗高，這是高校教師中的普遍觀點；相對而言，那些基礎性學科老師則被認為是高校中的“低收入階層”。　

　　復旦大學去年開出“百萬年薪”全球招聘生命學院院長，最后美國辛辛那提大學終身教授金力脫穎而出，事后引發激烈討論。　從“國際標準”的角度考量，金力的百萬年薪合情合理，然結合中國國情，一個生科院院長的年薪全校最高，副院長一年薪水還不及他一個月，復旦大學經濟學教授李慧中評價說，人力資本是勞動力要素，應該說，復旦的這一舉措，為上海高校勞動力要素價格與國際接軌，首開先河。　

　　吳勤波博士說，無論如何，高校教師被列入高收入群體，從一個側面反映了我國多年來“腦體倒掛”不正常現象的終結。而以薪金和“以聘代評”等為內容的新的高校激勵機制激發了高校老師的活力，從這點上看，讓部分老師拿到高薪無疑是有進步意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