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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 唐福勇 北京報道 9月9日，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在加拿大召開的中央銀行行長圓桌會議后表示，中國匯率制度尚且不具備自由浮動條件；匯率對調節國際收支有一定作用，而且因大國經濟與小國經濟有所不同；匯率并不能獨自決定能否改變中國外匯儲備增長。
周小川表示，首先，中國匯率制度目前尚不具備自由浮動的條件。目前全球經濟并
不平衡，不穩定因素依然存在，今后會有較多的調整，同時，國際資本流動性較強，中國經濟體制還不能承受急劇的非秩序化調整。第二，從理念上來講，中國經濟體制改革在強調市場對資源配置起基礎性作用的同時，也強調在宏觀上要有管理，因此，匯率制度也應當是有管理的浮動機制。
對于中央銀行在新匯率制度中扮演的角色，周小川認為，中央銀行主要起到濾波器(Filter)的作用，對市場上正常的波動不必進行管理，讓其通過；對市場的異常波動則要熨平：包括限制、壓縮異常的過高波幅和濾掉頻率過高的波動成分。隨著經濟適應程度的提高，濾波器的作用是可以減弱的、是自適應的Adaptive。另一方面，中央銀行還應起到防范危機的作用，譬如在爆發戰爭、自然災害、金融危機等特殊情況下，中央銀行采取特殊的干預手段是“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體制設計中應有之意。
周小川在回答匯率對我國國際收支平衡將起到什么作用時表示，大國經濟與小國經濟有所不同，匯率對調節國際收支有一定的作用，但也還應當強調運用其他政策對內需進行調整的重要性�？梢钥隙ǖ氖�，匯率機制對國際收支和經常項目的調整是起作用的。如果不去考慮宏觀政策和結構性政策的調整，而僅僅由匯率來承擔調節國際收支的責任，那是不行的。對于中國經濟而言，某些價格剛性是可以觀察到的，主要涉及四個方面：一是人口特性。中國人口的年齡分布在今后二、三十年會有比較劇烈的變化，它對內需有明顯影響而價格彈性很小。人口因素中贍養率的變化會引起儲蓄率的變化，代際補償的變動會引起消費偏好和消費總量的變動。二是文化傳統。有學者認為，包括中國在內的某些亞洲國家所信奉的儒教文化傳統有著較高的儲蓄傾向。三是社會保障體系。中國正在改革其養老、醫療和失業保障體制，這在社會上暫時產生了不確定性，人們的儲蓄傾向在現階段表現較高。目前，需要進一步明確這些改革的方向，加快這方面的改革力度，以減少改革過渡期內的不確定性，增強消費者信心。四是住房改革和教育改革。人們可能對子女未來上學的預算有說不清楚的感覺。1998年、1999年推行的住房改革可能會帶來財富效應，但也有可能對消費產生擠出效應。以上四種情況都是價格剛性或價格粘性較強的環節，或者存在不確定性，需要采取內部經濟政策的必要調整。
對于本次匯率改革能否改變中國過高的外匯儲備增長？周小川認為，分析外匯儲備增長問題可以有兩個角度。一種從經常項目收支不平衡出發，由于存在順差，從而會積累大量外匯儲備。從這個角度看，外匯儲備與匯率是相關的。另一種分析角度是從儲蓄率出發，如果儲蓄率較高，隨著國內投資的邊際收益率的降低，儲蓄資金會傾向于投資到國外，尋找回報更好的機會。中國經濟中還存在外商直接投資的擠出效應。中國過去一直實行出口強制結售匯，出口企業自留外匯較少，使得更多的資金以中央銀行外匯儲備的形式表現出來。匯率機制改革后，中央銀行會減少在市場上的購匯，外匯資金將更多留在企業手中，民間也就會以美元、歐元、日元等對外投資。在高儲蓄率的情況下，官方對外投資與民間對外投資之間存在替代關系，不僅僅取決于匯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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