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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 王艷華 實習記者 王伊娜 上海報道
“日本不善于在國際上起主導作用，它總是出于國家利益而被動地做出反應，適應性強，表現了機會主義和務實性。”研究日本問題30多年的美國學者肯尼斯·派爾在其著作中這樣總結他所認識的日本。
在亞洲各國抱怨日本沒有為其20世紀三四十年代的戰爭做出適當補償的時候，日本與鄰國的關系到了幾十年來最緊張的時刻。與此同時，六方會談、東海油氣田紛爭、能源安全問題，一切都表明東亞安全正面臨著新的挑戰。
在8月21日—24日的亞洲研究學者大會“東亞安全新挑戰”的議題現場，來自國內外的幾十名學者就東亞安全問題各抒己見，中日關系成為其中焦點。與會學者基本認同，應大力促成恢復中日首腦交流甚至互訪，同時東亞安全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日本對待鄰國的態度，而日本的態度又在一定程度上取決于美國的對外策略。
今年的第四屆亞洲研究學者大會首次在中國舉辦，與會的國內外學者達到1400多位。會議期間，上海社會科學院國際關系理論室主任劉鳴研究員、加利福尼亞大學東亞研究室主潘佩爾(T.J.Pempel)，關西外國語大學教授坎貝爾(Joel.Campbell)接受了本報記者專訪，暢談各自對目前東亞局勢的看法。
中日關系中的美國身影
《21世紀》：亞洲安全問題日趨復雜，幾乎所有參與“東亞安全新挑戰”議題討論的學者都將焦點集中到中日關系上來。我們知道這絕非短時間內能全面解決的事情，到底有哪些因素影響著日本的態度呢？
劉鳴：日本態度復雜，源于三方面因素：第一是日本領導人世代更替所表現出的外交上的不同方式。小泉、內閣和現在的國會議員，這批中生代的人士，反對老一代在外交上的所謂“遷就”。他們認為要講原則、講利益，所以中日之間的默契開始被打破，在所有和中國產生摩擦的問題上都不作讓步，對中國采取更加強硬的民族主義態度。第二，中國經濟政治軍事上的崛起，使日本感到壓力，認為日本的利益會受損，在整個東亞的戰略空間會縮小。兩國的經濟發展狀況折射出日本的受挫心理和害怕過去的東亞戰略格局的平衡被打破。第三是美國因素，美國推動日本在軍事上發揮越來越大的作用，在某種程度上利用日本牽制中國，而日本也從中得到機會，包括其國內修憲等。
《21世紀》：在亞洲的許多問題上，我們無法忽略美國在其中活動的身影。你們如何理解美國的東亞戰略對日本的影響？
潘佩爾：這確實是一個非常艱難的問題，但關鍵是美國的態度是否真的有利于事情的解決。目前美國的東亞戰略主要是與日本等國發展雙邊關系。美國與一些市場經濟國家或者非市場經濟國家同時建立關系，是為了制衡，這些都是冷戰后其對外戰略的繼續。我覺得在目前的情況下，美國國內不會有很多人認為中國或俄羅斯會對美國利益有傳統意義上的軍事威脅。在總統布什或者國防部看來，確定下一個目標還有更遠的路要走，2004年底，美國國防部制定了新的方針，新的教條是為美國建立永遠的軍事防線，比如澳大利亞、日本和德國等國家成了美國的跳板，它可以遙控這些國家，如果有戰爭發生，可以運送美國軍隊。下一場戰爭會在哪里？沒有人知道，但美國可以通過這些軍事防線保護自己。目前美國所做的就是建立可以遙控的軍事基地。
劉鳴：美國要使日本成為遠東的大不列顛。美英有著特殊關系，在包括伊拉克戰爭等問題上，英國和歐洲其它國家的意見不同，明顯站在美國一邊。同樣，美國希望日本成為遠東的英國，協助美國發揮政治軍事上的重要作用。在東亞地區，美國建立雙邊軍事同盟，包括美日、美韓，還有東南亞一些國家。美國與新加坡相互提供軍事便利，與菲律賓、泰國則有很多軍事演習項目。美國的軍事戰略是一個扇面，與不同國家的軍事同盟是很多骨子，也即軸心，通過各種不同概念，形成整個美國安全戰略部署，在東亞起到保護和控制的作用。
“后小泉時代”最重視經濟
《21世紀》：日本國內的大選將近，小泉是否連任，對于中日關系的影響有多大？
劉鳴：無論是否連任，日本已經到了“后小泉時代”。其他人上臺，也許對中日關系有所緩和，或者在策略上會有所調整，但日本大的戰略格局，以及依靠與美國的軍事同盟，都不會改變。日美軍事關系不會從根本上改變，這實際上是二戰后就已經定下來的，在“9·１1”事件之后則進一步深化。
潘佩爾 我相信小泉會勝出，但這與日本的外交政策沒有大關系，只是日本國內的政治秀而已。小泉只有一年的執政時間，在執政期他最重視的莫過于日本的經濟了。小泉政府會加強與美國的關系、弱化與中國的關系，雖然我個人認為這是個錯誤。
在過去的幾十年里，日本的經濟是整個亞洲最成功的，大部分的亞洲國家都曾經將日本經濟看作典范，尋求幫助和建議。但是，大概10到15年前，日本經濟開始停滯不前，而中國經濟在這個時候高速發展。所以有不少日本政界人士擔心，隨著中國經濟的增長，東南亞國家的領導人會將中國當成亞洲的領導者，從中國尋求經濟增長的典范作用。我在日本一家書店走了一圈，在其中三排同類的書籍中，就有一整排關于中國發展情況的書。日本人確實有這種擔憂。
坎貝爾：其實日本企業界只是希望局勢和平，但小泉在某種程度上比較獨立于這些利益集團以外。
《21世紀》：除日本之外，美國似乎也時時“惦記”著中國各方面的發展情況。
潘佩爾 今年12月份，東南亞十三個國家和另外三國將參加東南亞峰會，而美國沒有得到邀請。從我所了解的美國教條來說，美國的注意力集中在日本和周邊國家如何看待中國的崛起。美國緊盯著中國的一舉一動，比如中國加入WTO，是很積極的，意味著中國放開了市場和投資。我知道美國很多政治領導人的信念是這樣的：“游戲的規則由美國制定，美國來決定將來”。因此如果中國在經濟和軍事上有所增長，相應地就會在美國政黨內引起各種不同的意見。
分享共同的未來
《21世紀》：在目前多種因素的沖擊下，東亞局勢變數增多。有學者認為，不僅是中日之間，很多國家之間都缺乏雙邊對話機制。
坎貝爾 法德之間打了三場仗，但最終走到一起進行對話，解決了問題并且互相尊重。所以雙方建立對話是首要的。我認為在日本國內并沒有很多人支持小泉參拜，這不是日本人民的問題，只是小泉的問題。我觀察到的日本政府正變得保守起來，政府期望更集中權力。
潘佩爾 中日兩國雖然有分歧，但共同利益非常多。中日未來的潛在的合作是有可能的，這就像你結婚25年后，會發現你婚姻的另一半的很多生活上的缺點你不能接受，比如他不從底端開始擠牙膏，比如他亂扔襪子等。但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你們分享著共同的未來、你們擁有的下一代以及生活，而不是將重點放在分歧上。
《21世紀》：東南亞國家聯盟(ASEAN)可以成為東南亞國家解決自己問題的一個的良好平臺嗎？
潘佩爾：ASEAN締結了不搞軍備競賽，以及和平對話的規則。規則是好的，但問題是，中日韓三國是否能平靜地坐下來談一談？這是有可能的，但有些事情無法避免，比如歷史問題。
劉鳴：我們以歐盟最初的形式“歐洲共同體”來組建東亞共同體。歐盟是高度機制化的，從關稅同盟、煤鋼聯營，到歐共體、歐盟。而東亞地區比較復雜，有不同的意識形態，不同的雙邊軍事同盟，還有領土和歷史遺留問題，局面比較復雜。現在的ASEAN只是最初形式，象征性的。大家相互交流加強信任，大體上是一種促進形式。下一步發展，需要花比較長的時間，首先需要經濟發展水平比較一致，然后主要的國家需要比較一致的信仰，大國關系特別是中日關系需要改善等等，這些都是難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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