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津周邊縣區貧困人口270萬 最近離北京70公里

　　本報記者 李明三 實習記者 馮明亮 河北、北京報道

　　“家里僅有幾只雞，基本上看不到鐵制器具。床是用磚頭壘起來的，房頂上有幾片瓦，但屋子本身快站不住了。”

　　這是亞洲開發銀行駐中國辦事處的官員們在河北省淶水縣看到的情景。

　　“這個情況很普遍。我們看了好幾家，每次出門不給他們留下一點錢，心里就感覺過意不去。”彭龍運說，“當地人最后都不敢領我們再看了，他們怕我們帶的錢不夠。”

　　彭是亞洲

　　“程度如此之嚴重，數量如此之大，離北京又如此之近，讓人非常吃驚。”彭連用三個如此來形容這種意想不到的貧困。

　　“在某種意義上，這份研究報告標志著河北省戰略意識的覺醒。”北京大學中國區域經濟研究中心沈體雁博士說。早在2002年10月，河北省就成立了亞行項目辦公室，由常務副省長郭庚茂掛帥領導項目進程。而這是國內第一個利用國際金融組織援助資金開展的省級發展戰略。

　　270萬人的環京津貧困帶

　　宋樹恩是河北省科學院已經退休的研究員，因為他長期關注冀北的貧困問題，這次被亞行聘為《河北省經濟發展戰略研究》課題組的咨詢專家。

　　他界定的環京津貧困帶包括冀北地區32個國定和省定扶貧工作重點縣區，其中京津以北連片的貧困縣區21個，京津以南不連片的貧困縣區11個，總面積8.3萬平方公里，涉及貧困人口270多萬，他們的人均年收入不足625元。課題組考察后得出的結論是：該地區是我國東部沿海地區貧困程度最嚴重的地區之一，與西部地區最貧困的三西地區(定西、隴西、西海固)處于同一發展水平。

　　“這是事實，不存在政治和學術上的忌諱，而且離北京最近的縣區只有70公里。”河北省委省政府咨詢決策委員會副主任、河北省社會科學院首席專家薛維君說。

　　但問題的提出，還是和人們的感覺形成巨大反差。畢竟，河北抱京津、環渤海，GDP總量在全國31個省市中排第六位。

　　研究報告分析貧困帶的形成原因時，歸結為惡劣的自然條件、脆弱的生態環境、水資源的嚴重缺乏、歷史上的人為破壞和重大決策失誤，認為層次眾多的分散管理方式和非市場化的資源配置方式，使得區域貧困和生態環境繼續惡化，難以從根本上求得緩解。

　　“生態環境是一個帶共性的因素。”彭龍運說，他在淶水和農民座談時認識了一位很有想法也很能干的農民，為了擺脫貧窮，他借錢修路，并建了一個有點規模的菜園子，但當地土質很軟，水一沖就垮，一場大雨過后，他的所有努力都蕩然無存，還欠了一屁股債。

　　張北也是這種情況。面對干旱和風沙，農民從土地上得不到任何現金收入，為了供小孩上學，大人夏季到旅游景點上給游客牽馬，每次收5元錢，就靠這掙出一年的學費。

　　報告認為，京津冀北地區是貧困地區與生態脆弱區、水源保護區的多重耦合區，從全國范圍來看也不多見，很有代表性。為解決貧困帶的發展問題，宋樹恩提出建立京津冀北生態特殊示范區，范圍包括張家口全部縣區、承德全部縣區、保定市的易縣、淶水、淶源三縣、唐山的遵化和遷西兩縣、天津的薊縣、寶坻以及北京的延慶、密云、懷柔、房山、平谷、門頭溝，總面積近10萬平方公里，總人口1200多萬。他說，這一地區對京津水源和生態安全有著重要影響，將其納入生態經濟特區，進行一體化管理，有利于從整體上協調資源和環境的關系，解決好開發利用和生態保護的問題。

　　“發展經濟是一種思路，生態保護又是一種思路，我們把它們打包在一起，就是生態經濟特殊示范區。”彭龍運說，但現在這只是一個建議，要轉變成政策，需要進一步做可行性研究。

　　記者在河北三河采訪時，發現當地已經存在生態經濟的雛形。該市黃土莊的二百戶村民基本上已經不再種糧了。早在4年前，他們就開始在地里種樹，政府每畝地補貼200元錢和200斤小麥。村民劉慶平說，全村800口人，只剩下1000多畝地，每年從土地中得到的收入人均300元左右。

　　二百戶村的這種情況在三河是個普遍現象。不以追求糧食產量為目標，也正是生態經濟示范區的特色之一。宋樹恩建議國家發改委會同京津冀三方政府，盡快組織生態經濟特殊示范區區建設方案的可行性論證，形成政府層面的意見，報請國務院審批。

　　戰略意識的覺醒

　　但問題是，誰來負責農民改種樹林以后的經濟收入。

　　三河是河北的富裕縣，地方財政有能力負擔這筆費用。三河的模式轉移到張承貧困地區，能行嗎？

　　這種生態補償，需要京津冀三方的區域協作來解決。

　　“京津冀三方政府的合作已經是老問題了。”沈體雁說，早在2003年，國家發改委規劃司司長楊明偉在與學術界討論“十一五”規劃的時候，就希望把區域發展規劃納入國家“十一五”規劃中，去年以來，發改委地區司會同有關司局和部門，率先啟動了長三角和京津冀地區的區域規劃。

　　沈估計，亞行和河北省政府在這個時候公布《河北省經濟發展戰略研究》，可能想表達河北自己的想法。因為，北京和天津都在做自己的戰略研究，《北京城市總體規劃》已經國務院常委會討論通過，天津的城市總體規劃也正在抓緊做，河北肯定不甘落后。

　　而關于河北貧困帶的分布，彭龍運提到補償機制的問題。他說，為確保生態效益，示范區調整產業和就業結構，他們在經濟上做出的犧牲應由受益方來補償。“京津是受益方之一。理應做出補償。現在的問題是如何建立長效的補償機制，投入和產出如何計算分攤。”

　　跨區域的補償問題在國內早就開始探討了。1998年，密云和懷柔水庫以及京密引水渠(兩庫一渠)實行嚴格的生態保護時，北京大學教授、首都發展研究院副院長楊開忠就提出過生態區水源補償的問題。

　　“有些賬是算不清楚的，過多地糾纏于這些枝節無助于問題的解決，也無助于當地的經濟發展。”而在沈體雁看來，河北省正處于一個戰略的關節點，機遇要素很多，像這樣的戰略規劃，早就該做了。“盡管還有不盡如人意的地方，但這意味著戰略意識的覺醒，這一點對河北今后的發展特別重要。”

　　對此，薛維君是有同感的。他說，河北不但是全中國的縮影(經濟上人均GDP與全國平均水平相當，地理上依山臨海，擁有海洋、平原、山地、高原、沙漠和鹽堿地等多種地貌，社會發展程度上兼具東部、中部和西部特征)，還是全國省會城市最多的省，張家口、承德和保定歷史上都曾經做過省會城市，有很強的文化積淀，心理上也有優越感，但是改革開放20多年后，突然面對周邊地區巨大的反差，難免會有一種失落感。

　　改被動服務為主動接軌

　　其實，河北此前并不是沒有戰略。10年前，河北提出過一個環京津、環渤海的兩環開放帶動戰略，只是實施的成效并不明顯；后來，河北又提出“一線兩廂”的發展戰略。

　　“這與我們在報告中提出構建‘三軸兩群’的城市空間結構，兩者在思路上是吻合的。”彭龍運說。

　　薛維君是“三軸兩群”戰略構想的主要設計人，他的判斷是，河北經濟發展正處于從資源推動向投資推動的轉型期，相當于工業化初期向中期的過渡階段。“當前的首要任務，是盡快完成由資源推動的內循環模式向由資本推動的外循環模式的戰略轉換。”

　　與長三角地區以加工業為主體的工業化不同，河北這種以資源型產業為主體的工業化，既不是消費需求拉動，也不是國際資本和產業轉移拉動，更不是外部市場推動的，帶有明顯的內向性和嵌入型特征。這一經濟特點決定了河北在產業鏈上沒有與京津接軌的內在需求。

　　“京津與河北在經濟上并不是互動共榮的關系，過去十年來，他們同處于集聚周圍生產要素的階段，是純粹的競爭關系。”薛維群認為，這種關系使河北無法借助京津外力實現經濟循環模式的轉換，而這，也正是兩環戰略未能收到預期效果的外部因素。

　　薛維君認為，轉變對京津的關系，首先要將京津看作一個經濟體，一個現實存在的市場，一個聚集了高層次生產要素的發展極。他提出借鑒江浙經驗，主動接軌京津，通過與京津的觀念接軌、產業接軌、基礎設施接軌和政策接軌，全面推動京津冀一體化進程。

　　郭庚茂則明確提出，“我們現在已經把原來服務京津的定位改為接軌京津，重點推進產業接軌、基礎設施接軌、政策接軌和觀念接軌。”

　　“京津正在完成經濟發展中的資源集聚階段，而向集聚與擴散并行的階段轉變，這使得河北接軌京津，大量承接京津和國外產業的轉移成為可能。”薛維君說。而北京

　　不過，京津冀的一體化的進程剛剛開始，以后肯定少不了碰撞和摩擦。“這僅僅是區域協作意識的最初萌芽，我們的主觀努力是打破行政障礙，尋求在眾多問題上達成共識。”薛說，他估計，這種磨合可能需要十年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