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月談：專家解讀經濟生活中的反差現象

　　　編者按：今年以來，在國家一系列加強和改善宏觀調控政策的持續作用下，我國經濟保持平穩快速增長的態勢。同時，上半年的各項統計數據也傳達出了當前經濟社會發展所隱含的一些深層次矛盾和問題，具體表現為五個方面的反差，即：宏觀經濟形勢好與部分工業企業利潤下降形成反差、出口大幅增長與外資實際到位下降形成反差、生活資料價格增幅下降與生產資料價格相對上漲形成反差、宏觀經濟各項指標好與股票價格下跌形成反差、城鄉居民收入快速增長與因社會分配不公引發的經濟利益矛盾增多形成反差。為探究其背后的深

層原因，《半月談》編輯部特舉辦專家座談會進行深入解讀。

　　上半年我國經濟增長率為9.5%，在保持快速增長勢頭的同時，規模以上工業企業的利潤卻出現比較大的回落。統計顯示，上半年規模以上工業實現利潤增長19.1%，增幅比去年同期回落22.5個百分點。

　　萬東華(國家統計局國民經濟綜合統計司副司長)：上半年，我國企業效益確實出現了一定程度的回落，但應該看到，這種回落是基本適度的，是在連續幾年高基數基礎上的回落；同時工業經濟效益與工業的增長速度還是相適應的。上半年的工業增長速度是16.4%，企業效益增長19.1%，效益的增長依然快于工業速度的增長。另外，工業效益的走勢趨于穩定，并沒有出現直線下滑的趨勢。

　　反差的出現反映出當前我國企業的市場

　　劉福垣(國家發改委宏觀經濟研究院副院長)：不必擔心

　　盧中原(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宏觀經濟研究部部長)：今年經濟發展形勢應該說還是比較好的，短期經濟運行不會有大問題，用8個字概括就是：高位趨穩，穩中趨降。穩中趨降的降幅完全在合理的波動幅度內。

　　今年上半年我國貿易順差高達396億美元，與此形成反差的是引進外資實際到位資金下降3.18%。

　　萬東華：目前出口的高速增長，是近年來利用外資持續較快增長累積效應的表現，也是我國加入WTO后比較優勢進一步顯現的結果。上半年利用外資盡管出現一些回落，但這是一種適度的回落，具體表現為：一是盡管實際利用外資有所下降，但是合同利用外資仍持續快速增長。上半年外商直接投資合同金額862億美元，增長19%，預示著下半年或者明后年還會保持適度增長。二是國內外各種政策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比如美國為了防止美元過度貶值，采取稅收優惠政策鼓勵美元回流。與此同時，也與我國國內政策的調整有關。前幾年許多地方片面追求利用外資的數量，現在轉向以提高利用外資的質量為主，在一定程度上對利用外資的數量有影響。

　　劉福垣：我們的經濟發展將來是靠外資拉動，還是靠內需拉動？我認為關鍵還要靠內需。中國經濟就好像巨人拄著一個大拐杖，也就是“三外”———外貿、外商、外資。這是我們經濟發展中的一大缺陷，因此貿易摩擦對中國經濟的影響就會比較大。我們必須改變這種狀況，否則一旦失去拐杖，經濟巨人可能就要趴下。

　　祝寶良(國家信息中心經濟預測部首席經濟師)：我國的投資率高是一個正常現象，原因在于我們的儲蓄率很高。但相伴隨的問題是，我們國內有這么多資金為什么還要利用外資呢？為什么利用外資的增長速度還這么快？這里有地方政府行為的作用，因為地方政府只要把外資引進來就有了政績，有了投資就有了財政收入。從全國來說，我個人認為利用外資的適度回落是一個非常正常的現象，我們現在最主要不是缺資金，利用外資的關鍵是要利用好國外的技術和市場。

　　今年上半年居民消費價格上漲2.3%，與去年同期3.6%、全年4%的漲幅相比，漲勢可謂趨緩，這與生產資料價格相對上漲形成反差。

　　萬東華：這個反差確實存在。但是，上游產品價格對下游產品價格的傳導是存在的，并不像有人說的“上游產品價格持續上漲，下游產品價格持續下降”。出現一定程度的反差，主要有四方面原因。第一個因素和現有的經濟結構不合理有關。我國現在的經濟結構，從三次產業來看，工業比重很大，尤其是重工業比重上升明顯。這肯定造成對

　　祝寶良：只要中國的經濟增長保持在8%～9%之間，生產資料需求就會很大。由于我們正處于重工業化發展階段，對國外原材料和能源的需求會不斷增加，再加上印度等國經濟也呈現較快增長的態勢，占世界人口40%以上的國家經濟快速增長肯定會導致國際原油、鐵礦石等初級產品價格上漲。國際上原材料的價格降不下來，國內生產資料的價格就很難有明顯的下跌。此外，我國的高儲蓄率必然帶來高投資率，投資增長也會帶動生產資料價格上漲。

　　劉福垣：現在有些地方政府對宏觀調控有抵觸情緒，想方設法擴大投資規模，在很大程度上造成生產資料價格下不來。所以問題的關鍵還在各級政府。另外，我認為我們不能簡單看待統計數據上的價格漲跌問題，更需要關注統計無法計算出來的現實的“三大短缺”，即社會保障短缺、教育短缺、住房短缺，這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我們內需的擴大。

　　股市素來被稱作經濟形勢的“晴雨表”，在宏觀經濟發展勢頭良好的背景下，股票指數卻連連下跌，二者形成了鮮明反差。

　　萬東華：我國股市行情之所以和經濟形勢出現背離，是因為股市本身存在一些弊端，一些歷史遺留問題沒有得到有效解決。隨著中央促進股市健康發展的各項措施的逐步落實到位，股市會回歸正常的軌道，它和經濟好壞的關聯度會越來越強。

　　盧中原：我認為現階段我國股市根本不能作為宏觀經濟的“晴雨表”，因為現在的股市規模還很小，在制度設計上存在嚴重缺陷，起不到有效配置資本、靈敏反映宏觀經濟變動的作用。如果說股市跟宏觀經濟有關系，只是對居民消費行為可能產生影響。因為股市價格持續低迷的話，導致投資者財富縮水，自然會使股民的消費能力下降。如果股權分置改革順利，上市公司質量提高，股市運作正常了，則應及時地把股市變化納入宏觀經濟分析的視野里。

　　上半年我國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實際增長9.5%，農民人均現金收入實際增長12.5%，增速分別比去年同期提高0.8和1.6個百分點。城鄉居民收入快速增長與因社會分配不公引起的經濟利益矛盾增多形成了反差。

　　萬東華：首先，這種矛盾是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反映。我國去年人均GDP為1276美元，從國外的經驗來看，人均GDP超過1000美元，各社會階層的利益要求會越來越強。其次，按照一般規律，在經濟加速發展的現階段，收入絕對差距擴大的趨勢在短期內難以縮小。近年來，我國居民收入普遍有提高，但確實有一部分人生活還比較困難，需要引起重視。另外，這與隨著我國政治體制改革的深化，人們的法制觀念、民主意識、維權意識不斷增強也有一定關系。

　　盧中原：初次分配領域存在兩種情況：一方面，體制內平均主義和收入差距過大并存。如公務員工資制度和國有企業收入分配制度的平均主義至今沒有打破。此外還有非法的、灰色的、體制不合理的原因導致的收入差距。如壟斷行業，通過國家給予特權而不是自己經營，得到高額收入，這種情況必須改，否則老百姓不認可。另一方面，在體制外，由于要繼續發展非公經濟，擴大對外開放，引入外資經濟，收入差距必然還要拉大。

　　因此我認為再分配領域要貫徹的原則主要是維護社會公正，讓社會成員最大限度地均等享受經濟增長的成果。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領域這兩個層面的問題千萬不能混為一談。總的來說可以概括為，“保護合法收入，調節過高收入，打擊非法收入”，現在應當再加兩句，“努力擴大中等收入階層，積極救助貧困弱勢群體”。

　　祝寶良：需要注意的是，我國在體制外的勞動力市場是沒有任何保護的勞動力市場。如果體制外工人的工資10年不提高，那么老百姓怎么來分享我們經濟增長的成果？所以我認為，在保證勞動力市場具有充分競爭性的同時，要適當保護勞動者的利益，使勞動者收入能夠穩步提高。政府應該至少在社會保障、勞動條件、超工時加班費等方面采取一些措施。否則的話，“十一五”期間要擴大消費需求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就是一句空話。

　　從戰略高度認清當前經濟形勢以及存在的深層次問題，有利于推動我國中長期發展。

　　盧中原：2003年以來，我國局部行業和地區出現了過度投資現象，這里面有三重原因。第一重原因就是結構劇烈變動。“十五”期間的結構劇烈變動表現在三個層面：第一個層面是居民消費結構的升級，由溫飽型向小康型升級，突出特點為由吃穿用的改善上升為居住和出行條件的改善。第二個層面是新興主導產業群的形成，即與消費結構升級密切相關的住房、汽車、電子通信等產業迅猛發展，由此拉動新一輪的經濟增長。第三個層面就是城市化水平的迅猛提高。這些是影響我們中長期發展的合理因素。同時需要看到，結構劇烈變動意味著發展空間的急劇擴大，也意味著原有的市場供求平衡和產業關聯被打破，隨著市場自發調節會形成新的平衡，但這一過程容易出現投資“一窩蜂”，帶來比較大的社會代價。

　　第二重原因是體制的缺陷。我個人認為，影響我國經濟持續穩定發展最關鍵的幾個因素是投資體制、金融體制、財稅體制、土地管理制度和政府職能。這五項體制改革如果沒有實質性動作，經濟穩定發展就沒有牢固的體制基礎。

　　第三重原因是粗放的經濟增長方式難以根本轉變。經濟結構變動創造了巨大的發展空間，結果由于體制缺陷，經濟參數是扭曲的，一些地方政府、行業和企業在加快經濟發展中注意力不會主動放在提高質量、降低能耗、減少污染上，導致資源配置效率降低。

　　劉福垣：判斷經濟形勢，不能完全根據西方經濟學給我們提供的幾個指標，認為高了就好，低了就不好。現在的核心問題是對我們當前的發展階段有一個準確認識。城鄉二元結構問題仍十分突出，在我國向工業化、城市化邁進的過程中，發展給我們提出的一個重要任務就是一個百分點一個百分點地轉化農村剩余勞動力。必須轉變以GDP為核心的概念，去年GDP9.5%的增長速度不算低，它帶動的就業如何呢？居民的消費收入增加了多少？這是最根本的經濟形勢。

　　應該看到，目前經濟生活中出現五個方面的反差現象是我們的發展模式、增長方式在轉變過程中產生摩擦的重要表現，這說明舊模式已經沒有余地了。東部發達地區所謂的發展效益下降，實際上是它原有的發展模式的邊際效益變成負數，不轉變增長方式不行，不轉變發展模式也不行。從這一點看，我認為這五個方面的反差反映出來的問題值得我們深思，這也有利于我們在“十一五”期間加快發展模式、增長方式轉變的步伐。(蘇婭 陸海燕 李秀麗 /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