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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財經日報》：我們注意到，深圳新一屆政府有意要打“特區”牌，如何理解此次研討會所提出的“新特區、新使命”的具體內涵？
樂正：之所以產生特區“特”與“不特”的爭論，主要是因為我們過去所說的特區即特殊政策、特殊區位和特殊人群，這些因素今天都已被大大弱化。特區內部的創新動力受到懷疑，同時，中央目前也沒將改革創新的重心放在深圳。
其實，深圳需要改革創新的地方太多了，很多領域都還沒有完成。以深圳的國企改革為例，改革任務并未完成，還在進一步探索的過程中。
深圳新一屆政府的態度是，特區還應該繼續特下去。并且表示今天的特區的特便是“特別能創新，特別能改革，特別能開放”，強調保留一種創新的激情，從自身尋求改革創新的源動力。
我認為應拓寬改革的視野，兼顧經濟體制、文化體制、行政體制和社會體制等領域的改革。雖然社會體制改革方面的內容十分廣泛，但目前應著重培育和發展非政府組織，扶持民間力量的發展。因為在政府轉型過程中，很多政府職能需要轉移到非政府組織中。社會的第三次分配也應該以非政府組織為主體來實現，形成企業、政府、社會的三次分配體系。在和諧社區的建設上，社區居委會的直選、業主委員會法定地位的確定等方面，深圳都可先行先試。在建設自主創新城市和建設現代文明城市方面先行先試。
在政府自身的改革上，應加強其公益性、公正性和公開性上的探索，向社會提供更多的公共產品，實現依法行政和民主決策，繼續推進陽光工程的建設。
鄭劍飛：特區之“特”，既包括特殊使命，又包括特殊政策。目前經濟特區在投資、外經外貿上的稅收優惠政策被拉平，所以會產生特區究竟特在哪里的疑問。其實稅收優惠只是優惠政策的一部分，優惠政策又只是特區政策的一部分，不同時期，應該有不同的特區政策。
特區的體制優勢需要有政策優勢作為保障，而政策優勢需要由特區、綜合改革試驗區先提出來，再轉化為體制優勢。發達國家也是如此。比如新加坡就是先有自由港政策，人口、資金、貨物(槍支彈藥毒品除外)可以自由流通，才最終發展成自由港的。
“特區政策”本身還需要研究，除5個特區、浦東綜合改革試驗區外，各地開發區、高新區、保稅區、出口加工區都在享受經濟特區的部分優惠政策，這些區域能否都納入到特區概念中來研究，值得關注。
郭萬達：李鴻忠書記提出“以特區之為，立特區之位”，我認為有一定道理，關鍵要看在哪些方面有創新，創新有無全國意義。比如在開放的問題上，我認為全國還要試驗，因為WTO帶來了一些突出問題：貿易摩擦和沖突，投資結構問題等，如果深圳在這些方面有所創新，對全國來說有借鑒意義。另外在解決內部矛盾的問題上，如城市化問題、流動人口的管理、勞務工保障、勞資沖突等，全國各城市這樣的問題越來越多，深圳如能有所突破，對全國的意義也很大。我的看法是，在開放上要提創新，在改革上也要提創新，在政府的改革上也可以創新，關鍵是看真干還是假干，真改還是假改，對利益集團能否有突破，這些方面很重要。
遲福林：我認為“特區”這塊牌子還需要繼續保留下去。首先，在區域一體化、全球一體化乃至實現祖國統一和實行“一國兩制”的大背景下，特區的存在仍然有著特殊的意義。新時期，我國對外開放的大格局賦予了經濟特區新的歷史使命。其次，在未來10年~20年，中國在完善市場經濟體制過程中，特區本身完全有可能在這些方面作出新的探索。第三，從國際上來看，一些國家，尤其是轉軌國家對中國的特區經驗比較重視。俄羅斯、朝鮮、越南等國都在學習中國經驗建立特區。在這種情況下，保留特區將更便于我國與國際社會的交流。
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特區應該在區域一體化、全球一體化中扮演特殊角色；在“一國兩制”和實現祖國統一中扮演特殊角色；在加快市場化體制改革中扮演特殊角色；在實現可持續、協調發展中扮演特殊角色。因此，“新時期、新特區、新使命”的提法似乎更為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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