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治空餉

　　本報記者 何忠平

　　成都報道

　　8月1日起，四川省開始了對全省財政供養(救助)人員的清理行動。而早些時候開始的南充市先行，以半年之功，清理出了2323名“吃空餉”者。

　　四川省財政廳地區科負責人向記者證實，截止到2004年底，全省財政供養人員共計241萬，“行政和事業單位人員分別是58.3萬和182.7萬，離退休人員約有60萬”。之前，省委組織部提供的資料顯示，四川總共有175萬名干部。

　　如此算來，干部人數占全部供養人員的73%。2004年末，省年末總人口為8724.6萬，即四川的官民比高達1：50。于是，這次清理行動引起強烈社會反響也就可以理解。

　　四川省人事廳

　　四川現實

　　記者在采訪中得知，這次先自下而上后自上而下的大規模大范圍清查，與四川省委書記、張學忠的兩個批示有直接關聯。

　　2004年的一天，在看完一篇關于黑龍江林口縣清理“吃空餉”人員的報道后，張學忠批注“我們四川有否該種現象”，并要求各地市州核查。

　　在2004年

　　另據不完全統計，至2003年51個縣的縣級政府性債務高達190.83億元，平均每個縣3.74億元，為當年平均可用財力的3.4倍。

　　省黨建研究會調研顯示，四川某市，2004年與2000年相比國內生產總值大約增加了1.1倍，財政收入大約增加了1.4倍，而行政管理費總額增加了2.14倍。“有一定代表性，一方面是人員超編，另一方面，‘吃空餉’的也為數眾多。”

　　于是，在張學忠關于財政供養人員清理的第一次批示后不久，四川的第二大人口城市——擁有730萬人口的南充(轄順慶、高坪、嘉陵3區和西充、南部、營山、蓬安、儀隴5縣)，刮起“風暴”。

　　在8月17日接受記者采訪時，南充市人事局局長周太榮表示，在2004年7月的下鄉調研時，發現基層群眾對“吃空餉”等問題反應強烈。

　　不查不知道，一查嚇一跳：在今年1月6日市人事局遞交給市委、市政府的《清理工作總結》上，全市清理出“吃空餉”者2323人，市縣財政將相應減少支出1963萬元／年。其中死亡不注銷的有82人，停薪留職、自動離崗的有1675人，調出不下編，冒領工資的有126人，殘疾生病照拿正常工資的有204人，到齡未退的有109人。

　　“數字還是相當驚人的。” 唐甲軍對記者坦承。

　　無論如何，南充“吃飯財政”的局面直至今年上半年仍未有根本改觀：全市地方財政一般預算收入完成4.59億元，一般預算支出15.41億元。“各鄉鎮平均負債700萬元，在農業稅取消后，很多人都覺得化債基本成了不可能完成的任務。”

　　一四川政界人士表示，在此背景之下，其實地方政府也有了主動性，一種有“自救”色彩的主動性。

　　周太榮告訴記者，原先“吃空餉”的人數、方式以及人事管理根源都不清楚，而在這次摸底后，已清晰起來。不久前的6月下旬，張學忠作出批示，肯定南充市的做法，并要求全省開展工作。

　　治餉之策

　　唐甲軍歸納認為，有兩種情況為“吃空餉”創造條件：一是工資不隨人走，人事關系與工資關系脫節；二是有些單位把“吃空餉”視為創收經驗。

　　唐甲軍們在調研時發現，未經批準自動離職的在教育和衛生系統特別多，“很多年輕優秀的教師要么被高薪挖走，要么就是到另外一個城市謀生。但這些當地學校師資力量又極其薄弱，寄希望那些教師在外干一兩年后再回來，而一不及時了斷，就造成‘吃空餉’”。

　　儀隴縣教育局2003年的調查報告也間接印證了唐的說法：如今沒有背負債務的學校幾乎沒有，多的幾百萬，少的也有幾十萬。

　　但問題還在于，“吃”者可謂三教九流。唐們很無奈，要杜絕這種現象，在他看來必須達到兩個標準：首先是像西方那樣信息流通，以解決信息不對稱；再就是將單位編制給出定數，以便于操作。

　　在采訪中，記者了解到停薪留職為在編不在崗中的一類。上世紀90年代中后期，包括四川在內的很多地方都出臺了鼓勵停薪留職的政策——一是精兵簡政，二是希望發展非公有制企業。

　　直至現在，停薪留職成了推行人員聘用制和實行崗位管理的一個障礙。2003年，四川出臺文件要求“雙重身份者”在限定時間內作出去留選擇。“在機關現在是不能了，但是這種現象在事業單位還是比較普遍。這些時間又是擂鼓事業單位改革。”

　　前述四川省政府官員最后告訴記者，四川財政供養人員的清理正在進行，按照計劃到年底完成自查、整改、總結檢查的全部三個階段。

　　1南方�焺撔买寗� 北方�熧Y源驅動

　　《21世紀》：今年上半年各地的經濟統計數據陸續公布。其中比較醒目的有兩個區域的數據：一個是長三角的生產總值、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固定資產投資、外商直接投資、信貸等5大核心經濟指標增長出現了下降。這是近十年來，長三角經濟首次出現整體增速“滑落”跡象。

　　另外一個就是廣東。今年以來，廣東企業虧損面和虧損額上升，盈利能力大幅下降。上半年，廣東規模以上的34003個工業企業中，虧損企業高達9675個，虧損面為28.5%。

　　而這兩個地方都是中國經濟的重要增長極，我們的增長引擎出了什么問題？是受宏觀調控的影響，還是這兩個地區的增長模式到了必須轉型的階段，或者兩者兼而有之？

　　趙曉：本輪宏觀調控以來，作為中國民營經濟最活躍的區域浙江經濟投資和經濟增長大幅放慢，尤其是2005年以來的企業利潤開始大幅下滑，甚至出現了1998年以來的首次負增長。上半年浙江企業虧損達54.5億元，為去年全年虧損總額的1.2倍。各種跡象表明，一向以溫州模式著稱的浙江民營經濟目前正面臨考驗。

　　中國改革開放潮頭地區廣東的情況也不太理想。最近，我以上海、江蘇作為長三角地區的代表，廣東作為珠三角地區的代表，山東和遼寧作為環渤海地區的代表，分析了1000家中國最大企業各省市入圍企業數量的變動情況。結果發現，廣東入圍企業2004年比2003年銳減45家。

　　雖然珠三角和長三角經濟增長放緩，但從全國情況來看，今年上半年GDP增長仍然達到了9.5%的地步，尤其是今年上半年與去年同期相比，新開工項目計劃總投資增長了24.3%，顯示出全國投資仍有蓄勢待發的后勁。何以如此？

　　原因在于，宏觀調控實施的并非一刀切的政策，而是有保有壓。對于過熱的下游產業以壓為主，對于國民經濟的瓶頸產業煤電油運卻以保為主。“有保有壓”的一個自然而然的結果就是，上下游產業分布不同的區域，其經濟增長勢頭發生戲劇性的轉變。

　　眾所周知，這一輪國家有保有壓的宏觀調控政策主要是針對新開工的重化工業，如鋼鐵和水泥等產業，因此，正想進入這些領域的浙江、江蘇的民營企業大受影響。

　　除了宏觀調控“有保有壓”的因素外，珠三角、長三角經濟走弱的另外一大原因是資源和能源的價格上升，下游產業的利潤受到擠壓。從全國的情況看，2003年以來，工業原材料、燃料、動力購進價格漲幅與工業品出廠價格漲幅差距一直保持在4個百分點左右，由此造成工業品出廠實際價格收縮，其結果是工業生產較快增長，工業增加值增長維持在16%的高位，企業效益卻出現明顯分化，大多數企業陷于有增長無利潤的“悲慘式增長”。

　　陳棟生：這些統計數字怎么看，第一，我認為有些數字是一種理性的回歸。浙江規模以上的工業增幅是18.4%，比上年回落了3個百分點。這就已經不低了。

　　第二，為什么利潤下降幅度這么大，這個很清楚。一是原材料、能源漲價，這個漲是兩漲，國內與國際一起漲，這對內地影響不大，主要是對江浙、廣東這幾個大的出口地區影響明顯。這幾個問題與其說是珠三角、長三角的問題，還不如說是我們整個國家的問題：像中國這樣的大國，到底是以國內市場內需為主，還是出口為主。

　　楊開忠：我覺得有四個方面的原因。第一，宏觀調控對長三角和珠三角的影響非常大。長三角、珠三角經過改革開放二十多年的發展，低成本驅動的發展階段會出現向規模報酬驅動的階段轉型。但是這個轉型看來是被有保有壓的宏觀調控給打斷了。中國進入重工業階段的最大的變化就是產業的鏈條向上游走，但這個鏈條在長、珠地區被壓制了。

　　第二，中國已進入資源相對短缺的階段。在這個階段，我們國家資源價格的總趨勢是上漲。上漲加大了企業的成本，使其利潤大幅下降，這就影響了它進一步地投資。而在這過程中我們的土地審批被卡死了，有投資項目拿不到土地，這在長、珠地區非常普遍。這兩種因素影響了長三角、珠三角的發展。

　　第三，在國際市場上，隨著我們出口規模越來越大，我們與周邊國家，包括印度、東南亞等國，我們與他們的勞動密集型產品在國際市場上競爭非常激烈。所以，勞動密集型產品價格上不去。而長、珠地區此類產品非常多，出口又是最主要的目的。可能為了保持市場占有率，企業還是不斷地增加銷售，但量上去了，利潤下降了。請注意，這個原因是趨勢性的影響，不是暫時現象。

　　第四，這兩個地區本身的發展模式，已不適應新的環境。因為長、珠地區，特別是珠三角長期以來基本上靠低廉的勞動、土地，包括公共財政的補貼，這樣的低成本運作來驅動。而這個驅動現在慢慢地不復存在了，一般來說，企業由此要上規模，搞上游工業，才可能會延續。現在宏觀調控有保有壓，這一頭堵死了，這就逼迫你向另一個方向轉，那就是創新驅動。

　　我認為要創新，首先要提升我們研發能力。但這個難度非常之大，我去長三角調查過，從政府到企業，觀念還沒轉變，廉價的勞動力、土地等對他們還有很大的誘惑力，研發的動力還不夠。

　　其次，創新需要一個過程，很痛苦，時間肯定也很長。創新是從研究到實驗開發到銷售，這樣一個完整的模式。在這其中，政府該怎么作為，怎么推動企業。我們曾向國家建議，要搞創新型企業、創新型城市、創新型區域。這個轉型難度很大，但是我們在做，我相信一定會成功的。

　　所以從這個意義上來說，長三角、珠三角都在向創新驅動型發展，如果說有什么格局的變化，這是很大的格局變化。

　　2 東部沿海南北差距在縮小

　　《21世紀》：看來，長、珠地區的經濟必然要進入一段較長時間的痛苦的調整期。那么，在中國進入重化工業階段后，中國區域經濟格局是否正在發生變化？是否出現了先是珠江三角洲借改革開放崛起，后是長江三角洲借浦東開發后來居上，而現在，山東、京津冀等地區的發展可能會超越長、珠，從南向北轉移的趨勢出現了嗎？

　　我們最近采訪了國家發改委的一位官員，他認為，產業轉移是有由南向北、由東向西的趨勢，但不是那么明顯。而產業結構的調整需要這種“淘汰性”的轉移，南部是在逐步“淘汰”舊產業，但新產業，包括鋼鐵、化工、煉油、石化等重化工業不出現之前，舊產業不會自動“淘汰”。國家在一定程度上也支持長三角、珠三角地區進行重化工業的布局。幾位專家怎么看這個問題？

　　陳棟生：我認為，中國區域經濟的格局不會發生變化。上半年的經濟增長數據也不能夠表明大格局的變化。如你所說，珠三角這幾年重化工的布局確實很快，特別是煉油、千萬噸級的鋼鐵項目上得很多，比如惠州、廣州、茂名等地，都有布局，這與它接近原材料屬地有關，比如全球的鐵礦主要來源于澳大利亞，而廣東是中國最接近澳洲的地方。而長三角的應變能力很強。

　　但是在東部沿海地區，南北的差距會縮小，環渤海地區的經濟確實上升得很快，山東的工農業資源都非常齊全，而且在前十年時間里，基本上完成了群眾性的原始積累。

　　還有天津的濱海新區，今年上半年GDP接近600億，已經超過浦東了，勢頭很好。

　　趙曉：上下游產業價格的差異就像一把鋒利的大剪刀，重新剪裁出不同的利益分布來。山東、遼寧、山西、新疆、黑龍江、內蒙古、河南等資源大省幾乎都分布在中國的北方，這使得北方經濟突然發力，而南方省份則由于資源和能源的漲價轉而陷入“悲慘式增長”。在2004年中國1000家最大企業中，各省市入圍1000大企業的總體營業收入也出現了不同的波動。山西2004年入圍企業的全部營業收入比上年增長了101%，山東增長了80%，而江蘇、廣東只有21%和16%，上海更是為零增長。上述戲劇性的變化與近年來資源產業價格的上升引起的利益格局變動密切有關。

　　那么，中國經濟會因為重化工業時代的到來北盛南衰嗎？

　　應該說有這種可能性。不過，歷史也一再證明，經濟發展不僅受到資源稟賦的影響，更要受到制度條件的影響。從后者而論，目前無論是珠三角的廣東還是長三角的浙江、江蘇，其市場化程度上都要較山東以及北方的其他省份為領先。此外，無論是珠三角還是長三角，近年來都正大力提升產業結構，特別是上海提出了建立現代服務業的構想。這些地區在產業結構調整期，經濟增長速度會放慢，但在產業結構調整完成后卻會迎來新的高速增長。因此，未來的10年，究竟是什么樣的格局，尚不能根據一時的變化過早地做出判斷。

　　楊開忠：從一個比較長期的趨勢來看，經濟增長的因素有兩個，一個是從結構性的變化來看，就是這一輪的重化工業的出現。所以，以原材料為依托的重化工業比例較大的地區的增長，可能還要持續一段時間。但是，包括重化工業，現代制造業、高技術產業和知識密集型的現代服務業，這四個方面可能是中國未來經濟增長支柱產業。而這四個方面中，有利于我們西部、中部，或北部的主要就是原材料為依托的重化工業。其他的從長期的趨勢來說整體上還是有利于東部地區，所以東部地區還是占據優勢。

　　第二個是區位優勢。我覺得東南沿海仍然保持著不變的優勢。首先是地理位置，無論是國際市場，還是國內市場，可進入性是中國最高的地區。

　　其次是水資源，南方多雨，這是北方或西部地區不具備的優勢。還有，它的資金、技術、人才、本身的市場都占優勢。

　　所以我個人的結論是，在市場機制的作用下我們的南北差距、東西差距仍然存在。

　　而天津濱海新區的戰略設想非常好，這是一個新的增長點。從長遠的定位來看，基本上應該是這樣一個概念：北京研發、服務，天津制造、物流，河北布置相應的產業鏈。京津冀地區才可能由此會發展到一個新高度，中國經濟的第三極才能起來，這對縮小南北差距是有幫助的。

　　馮杰：我按照中國地區發展的優勢條件、產業結構特征、推動新一輪增長的動力在什么地方、外部的增長環境是什么等因素，將中國分為一類、二類、三類、四類增長區。

　　第一類增長區是廣東、上海、浙江、江蘇，實際上就是傳統意義上的長三角、珠三角；二類增長區是山東、天津、遼寧，代表了中國沿海的次發達地區；三類增長區主要是內蒙、陜西、河南等在內的地區。除此之外的其他的一些，就是不具備前三類地區的基本條件的，我把它歸為四類增長區。

　　顯然，一類地區是改革開放以來發展水平最快的地區。一類地區目前的產業結構體系，盡管在不斷地朝知識型、服務型的結構升級，但總體來看，整個主體部分并沒有大的變化。這可能跟中國的整體環境有關。一是，改革開放20多年來，我們實施的就是一個粗放的擴張性的增長模式。第二，中國的勞動力極其豐富，在經濟增長活動中我們一直把它作為零約束條件。此外，在國家整體戰略上，一直執行從對外開放優惠等政策，這些因素，促使這個地區維持了二十多年的結構體系。

　　二類地區，我覺得最大的優勢就是濱海新區。濱海新區有良好的環境，豐富的資源，有較為完善的交通網絡，以及雄厚的技術基礎。總體來看，我認為二類地區增長幅度比較大，風險比較小。在總量擴張速度上會繼續成為全國最快的版本。

　　三類地區就是剛才說的內蒙、山西、河南。因為原材料短缺的情況使得他增長比較快，收益比較大，帶動了擴張。所以我想這類地區可能劃到高風險增長區。因為整個上游產業的原材料體系受累于宏觀經濟和下游產業地區的經濟增長，整體的經濟波動非常大。

　　剩下的就是四類地區了，盡管中西部整個經濟結構相對薄弱，但對于這些地區我覺得基本面的增長還能保證的，隨著市場化進程，基本的增長還會保持的。

　　我把這四類地區大概分析了一下。最后判斷，去年以來，特別是今年上半年區域經濟增長形勢和出現的新一輪的變化，這符合中國宏觀調控的預期。所以，目前區域經濟格局的影響是局部的和結構性的，很難改變中國區域經濟大的格局。

　　《21世紀》：剛才幾位專家都談到，有一個可能，就是東部沿海地區的南北差距在縮小。但從長期來看，長三角和珠三角的后勁還是很足的，慢一步是為了快兩步。

　　3山東能否自成一極？

　　《21世紀》：從中國東部的區域劃分看，長三角、珠三角、京津冀是中國經濟增長的三極，而同處于東部地區的山東的位置有些特殊，它處于長三角與京津冀之間，自成一體，但是今年上半年山東經濟的發展卻令人刮目。

　　我們也曾就此請教國家發改委的官員，他們認為，山東有其得天獨厚的優勢，比如工農業基礎好、資源稟賦好，前20年的積累也不錯，受這一輪宏觀調控的影響很小，外資投入較多。山東省政府對于省內區域發展的思路、對策也很明確。

　　但是他們也提出了兩個問題：一是腹地問題。整個山東半島發展沒有“腹地”。腹地就是市場、消費力。比如京津冀腹地很廣闊，可以往西北走，長三角則可沿長江往上。而隨著京津冀和長三角的發展，兩頭都在“擠”山東。

　　另外一個問題是山東的水資源是很缺的。這一段時間，山東經濟增長的貢獻主要來自于重化工業，重化工業耗水量大，其可持續發展還需要觀察。

　　楊開忠：我認為，山東可能有三種前景，第一個前景，也可能是最好的前景，就是自成一派，與京津冀，長三角，相并列。

　　第二個前景，就是被納入京津冀的麾下。

　　第三種前景，就是長三角北上把它納入進來。

　　我個人覺得無論是從國家的發展，還是從山東本身的發展來講自成一派是最佳選擇。為什么這樣說呢？中國十三億人口的崛起，再考慮到我們的國土面積，我們可能需要五六個支撐經濟的增長極。而且山東的地理位置、國際地位在東北亞是不錯的。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山東的人口比整個東三省加起來還要多。

　　第三個，山東的崛起有助于我們拉動河北的南部和河南的東部，以及我們中國的兩北地區，華北和東北。所以我覺得應該爭取第一種前景。

　　那么怎么去爭取第一種前景？我覺得第一個就是你剛才說的腹地問題。這個腹地，從戰略思維上我覺得山東還要進一步規劃。要突出青島，然后通過青島向西的鐵路、

　　第二個問題，山東要防止單純依靠資源的“荷蘭病”。據我們了解，比如山東一些地方的煤炭開發也就是能開采二十年到三十年。

　　第三，山東缺水確實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第四個方面，現在山東與京津冀、長三角、珠三角相比，山東沒有形成一個較為發達的服務業。即使是青島，也沒有這個概念。而在我們二十一世紀這樣一個經濟全球化的進程中，這是很重要的，服務業是一個地區在全球和全國競爭獲取支配力的一個非常重要的產業依托。所以，山東一定要想辦法培育強勢的服務業，特別是服務業高度集中的一個大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