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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 楊茜 發自北京
“投資-生產-出口-投資”，這是中國經濟近年所走出的運行軌跡，它拉動中國經濟以9%以上的速度快速發展。但這種“投資驅動型”的發展模式所帶來的負面效應也是明顯的，因為一旦出口出現“變數”，產能過剩就不可避免。
國家信息中心預測部首席經濟學家祝寶良向記者透露，由“投資出口驅動型”轉向“消費驅動型經濟”已成為“十一五”計劃期間的一個重要內容。在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七次會議今天首次審議個人所得稅法修正案草案之際，本報記者采訪了祝寶良。
《第一財經日報》：外界傳聞這一次個人所得稅起征點將從800元提高到1200元，您對此持何看法？
祝寶良：還是偏低了。800元的起征標準是1980年定的(800元是當時人均工資水平的20倍)，現在物價水平和收入水平都已經有了很大提高，1200元還是偏低。
《第一財經日報》：在您看來，提高個人所得稅起征點對于拉動消費從而帶動經濟發展有何作用？
祝寶良：目前看來是最有效的(措施)。老百姓消費不是看一時的收入，而是看持續的、預期的收入。如果我突然得到一筆收入，我也不會消費，而是把它儲蓄起來。在可支配收入一樣的情況下，起征點提高，居民的名義收入不變，但實際的可支配收入提高了，政府的稅可能少一點，但居民消費水平的提高也會拉動經濟的發展。
《第一財經日報》：當前，中國經濟由投資驅動型向消費驅動型轉變是不是已經很迫切了？
祝寶良：“十五”期間中國經濟主要是靠投資和出口拉動經濟增長，但去年下半年以來，投資和消費之間的差距就更大了。消費增長在6%到7%左右，但投資都是在20%以上，相差很遠。另外1~7月，我們的貿易順差已經達到了500億美元，這么大的貿易失衡，對經濟造成的壓力很大。
這說明社會財富都變成投資了。當前中國經濟運行模式是“投資-生產-出口-投資”，如果出口再出問題的話，就會面臨過剩。
這兩年中國經濟增長還是出口和投資驅動性的經濟。但一個健康的經濟應該是投資與消費雙驅動，特別是消費需求驅動更好些。沒有最終的消費，投下去這么多錢，形成那么大生產力都是過剩的，肯定是出問題的，短期內沒有問題，長期延續下去肯定是個很大的問題。
《第一財經日報》：是什么原因導致了這種局面的出現？
祝寶良：這就是我們收入分配制度的問題。近年來企業利潤增長很快，前幾年甚至高達40%，今年上半年也達到了19%(僅限工業企業)，但居民收入增長最快也不過9.5%。這說明分配給資產所有者、經理層的收入還是很大的。
《第一財經日報》：您的意思是說分配給勞動者和資產所有者、經理層之間的收入差距過大，那有什么辦法可以改變？
祝寶良：決定收入分配的有三大要素：勞動力、資本和利潤。在我國，由于勞動力過剩，勞動力價格完全處于買方市場，因此很難通過市場自身的調節來提高價格；其次是資本，利率由國家控制，已經很低了；最后是利潤，相對于經濟增長水平和居民收入而言，分配給企業的利潤過高。因此，應該將把按勞分配和按要素分配結合起來，對企業利潤進行重新分割。
《第一財經日報》：政府能不能采取直接提高勞動者工資水平的做法？
祝寶良：這主要分為兩大塊，即體制內和體制外。體制內的國有企業、公務員，政府是可以采取直接提高工資的做法，每年提高一點。
但體制外的政府是沒有辦法的，只能靠市場來解決，但政府也不應該放任。例如沿海打工者的工資十年沒漲，現雖說是市場經濟，但在買方市場、老板說了算的情況下，政府還是可以做一些事情的。例如要求企業給勞動者上社會保險，改善勞動條件，規定勞動時間，一旦超出規定的工作時間就必須按幾倍的價格計算加班工資……這些都是間接提高勞動者收入的措施。
另外，提高體制內的工資水平也可以帶動體制外工資的增長，政府得有一個引導。
《第一財經日報》：除了上述措施外，政府還能做什么？
祝寶良：從稅制方面入手，這也是政府可以做的。首先就是提高個人所得稅起征點；其次是能否把現在的按個人征稅改為按家庭人均收入來征稅。有些是一家三口都在工作，其征稅標準是一樣的；但一家三口有兩個人都失業了，如果按家庭平均收入來納稅，政府可能不應該向其征稅標準反而應該把稅返給人家，但我們目前是把人家的稅征走了。按家庭納稅也是和國際接軌的做法，這樣我們的中產階層也就能擴大起來了。
此外政府還能做的就是完善消費環境，打擊假冒偽劣等。像廣東被記者調查出“口水油”，大家都不敢在外面吃飯了，第三產業也就發展不起來了。所以政府應該采取一些措施，完善消費環境。
《第一財經日報》：但通過消費拉動經濟并非一朝一夕的事情。
祝寶良：消費拉動不像投資那樣立竿見影，但是，雖然中國經濟還能靠投資和出口驅動維持一下，但肯定不是長久之計。目前政府能夠做的就是解決體制外的這部分問題，如果做不到這一點，中國仍然還是擺脫不了“高投資、低消費”現狀。
《第一財經日報》：在您看來，收入與經濟的理想狀態該是怎樣的？
祝寶良：收入水平和經濟增長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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