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醫改第一市醫療現狀掃描　

　　今夏，關于中國醫改的爭議隨氣溫升高。7月29日，《中國青年報》一則“中國醫改基本不成功”的報道，石破天驚，將討論推向沸點。稍后公開的中國衛生部部長高強的專題報告，痛斥部分醫療機構見利忘義，盲目追求高收入，導致群眾利益受損。聯系今年早些時候衛生部政策法規司司長劉新明“市場化非醫改方向”的表態，有分析人士認為中國的醫改政策將要發生重大轉變。

　　位于遼寧省中部的海城(縣級)市也感受到這種討論的溫度。早在20世紀90年代中期，這里就開始了鄉鎮衛生院的轉制，在1998年進行大規模“資本運營”的過程中，該市開始醫院系統產權改革的沖刺。全民和集體所有制醫院“全部賣掉”的計劃尚未實施完畢，這種“敢為天下先”的舉動即被衛生部叫停。

　　向左還是向右？政府主導還是完全市場化？在爭論未停、新的醫改方案未出之前，本報記者奔赴海城，對該市狂飆突進的醫療系統產權改革做一個初步掃描，以期能給今后的選擇一點啟示。

　　聲音　　

　　““我們想把一切可以推向市場的社會資產，全部推向市場。一切可賣的全部賣掉。例如:公有和社會資產中各類企業的產權和股權；政府辦公設施；醫院、影劇場、游泳館等文化、教育、體育、衛生系統的各類資產……全面推向市場。”

　　——1998年時任海城市副市長的馮曉光所作會議報告

　　“醫療費太貴了，相當不合理。給我打點滴一瓶要200多元，后來去藥店一打聽，實際上才要78元。”

　　——海城一名離休干部”

　　一個因病致貧的家庭

　　67歲的楊秀娟好多年不去醫院看病了。她背部摔傷過，骨骼已彎曲變形，腿部也因受寒而酸痛，最嚴重的兩年走路都困難。她一直硬挺著，不去醫院檢查，最多吃幾片去痛片。

　　在遼寧省海城市毛祁鎮南毛村二組，她的家里還有兩個病號:她的丈夫在11年前得了腦血栓，現在人有些癡呆，大小便失禁；兒子姜旭東得肺結節病也有七八個年頭了，無法勞動，差不多每月都要掛幾次滴流，病情略一好轉就停止。六口之家，只有兒媳每月可以在編織袋廠賺得五六百元錢。楊秀娟承擔了幾乎所有的家務，偶爾還在她所住的村內打零工，但肯雇傭她的人實在很少。家中一貧如洗。

　　楊秀娟說，“我們家主要是因病致貧。”因生病而貧困，接下來又因貧困而延誤醫治，這樣的惡性循環將他們逼入困境。曾經有過一次深刻的教訓，她的長子在十幾歲時，患了重感冒，因為沒有送進醫院及時治療而死去。不過，這件事并未改變楊秀娟什么，有病的時候，她還是選擇苦捱，醫院的昂貴收費讓她無法承受。長期以來，除了她的丈夫——復員軍人姜忠禮會得到每月300元的醫藥費外，全家人不享有任何醫療保障。

　　楊秀娟并非孤例。2005年7月底，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課題組所作的《對中國醫療衛生體制改革的評價與建議》對外公布。這份報告稱，從總體上講，我國的醫改是不成功的，體制變革所帶來的消極后果，首先表現為“醫療服務的公平性下降”:不同社會成員醫療衛生需求的實際被滿足程度，由于收入差距的擴大而嚴重地兩極分化。富裕社會成員的醫療衛生需求可以得到充分的滿足，多數社會成員(包括相當多農村人口以及部分城市居民)的醫療衛生需求，出于經濟原因很難得到滿足，貧困階層則連最基本的醫療衛生服務都享受不到。

　　作為國內率先進行醫療系統產權改革的“中國醫改第一市”，海城市對醫改這一世界性難題的復雜性有著充分的體認。一方面，醫改后的現實導致低收入群眾看病難問題突出，另一方面，給社會貧困階層進行醫保的試點也破土而出。就在衛生部部長高強做中國衛生形勢報告的同一天，海城市在兩個鄉鎮開始了新型農村合作醫療的試點工作，這一旨在解決農村人口看病難的互濟救助制度，2006年將在整個海城市農村鋪開。

　　“盤活”衛生院

　　“那時醫院屋子里都長草了。”海城市毛祁鎮醫院院長譚玉學還記得該院轉制前的情形，那時毛祁醫院的名稱為毛祁衛生院，是集體所有制性質。譚玉學說:“20世紀80年代時政府的財政撥款也沒有完全到位，不及時，但還能保證些。那時沒有什么競爭，衛生院每年還能有些節余。”到了90年代初，衛生院職工工資調高，而收入開始下降，政府的財政撥款也逐年降低，于是出現入不敷出的局面。

　　到1996年，毛祁衛生院已經拖欠了職工21.6萬元工資。譚玉學說，當時衛生院共有在編職工26人，外加臨時工6人，但每天來上班的只有五六個人。村民有病多去附近診所醫治，而這些診所大多為衛生院職工所開。

　　毛祁鎮政府衛生助理、衛生站站長馬永平也記得當時的窘境，“衛生院換了幾次院長、書記，越換越不行”。后來經過鎮委、鎮政府研究決定，毛祁鎮衛生院開始招標出售，進行產權轉讓。

　　政府為此成立了個評估小組，對毛祁鎮衛生院進行了估價，然后以30萬元的底價向社會公開招標。包括衛生院的兩名職工在內，共有4個人參加了投標，最后譚玉學以36.1萬元的價格中標。

　　在毛祁鎮出售衛生院之前，海城市中小鎮黨委也對衛生院進行了變革，他們出售的是衛生院的使用權。這種行為引來了強烈的非議，《海城市報》事后的報道稱:“醫院屬于公益性事業單位，不能轉制，否則衛生防疫、計生檢查等事情誰來辦？更有對此‘義憤填膺’者說，連醫院都敢賣，這還了得？如果沒有線拽著你們還要上天了。”

　　為了不使出售衛生院使用權的行為受阻，中小鎮黨委特地擬定了兩套合同。一套是承包合同，用來“應付上面檢查”；另一套用于實際操作的就是出售使用權的合同。

　　在1998年2月，中小鎮作為一個改革模范鄉鎮受到海城市媒體的追捧，就連偽造合同“應付上面檢查”這件事，也被認為是一種改革的“韜略”。在中小鎮出售衛生院的使用權時，國內還很難找到這樣的先例，在此之后，該院的產權又進行了轉讓。作為一個先行者，海城市委、市政府并未就此停步，他們還想走得更遠。

　　“一切可賣的全賣掉”

　　1997年底，海城市第五次黨代會明確提出，要在全市范圍內開展新一輪“思想解放大討論”。經過各單位和部門幾個月的思想解放動員討論，到1998年初，一場浩浩蕩蕩的改革拉開帷幕。

　　這年的3月21日，海城市委、市政府在賓館召開有鎮局領導參加的“政府職能界定暨資本運營工作會議”。這是一次有關“資本運營”的動員大會，副市長馮曉光在講話中對“資本運營”做了解釋:“就是把我們現有的公有資產及社會資產中，一切可以推向市場的部分，運用市場經濟的手段，對其產權及經營權進行轉屬，通過流動，實現重新組合，優化配置，實現效益的最大化。”

　　在這次會議上，提出“凡是能夠推向市場的社會資產，特別是公有資產，都要拿出來運營”原則。公有資產在海城資本總量中占60%左右的比例，被認為是“資本運營”的重點，一旦運作成功，效果將非常明顯。馮曉光在報告中說，“我們想把一切可以推向市場的社會資產，全部推向市場。一切可賣的全部賣掉。例如:公有和社會資產中各類企業的產權和股權；政府辦公設施；醫院、影劇場、游泳館等文化、教育、體育、衛生系統的各類資產……全面推向市場。”

　　海城市進行“資本運營”時的一個全國性背景是，十五大明確提出“要努力探索公有制的最佳實現形式”，改革進入了一個新的活躍期。海城自1984年即被確定為遼寧省綜合體制改革試點縣，并連續多年進入“全國百強縣”行列。這次資本運營的“一攬子改革計劃”得到了遼寧省和鞍山市有關領導的支持。鞍山市委一位領導在海城市局級領導干部培訓班上的講話中提到，“包括市委、包括省委對海城要求是高的。要求別人沒做的，海城先做；別人開做了，海城做好。為什么？因為你是海城，你是先進，你是試點，你是旗幟。”

　　為了給“資本運營”創造有利的輿論氛圍，1998年3月23日，海城市新聞中心召開新聞宣傳工作會議，提出“把資本運營作為新聞宣傳重點”。“資本運營”成了1998年海城市出現頻率最高的新聞詞匯。

　　“資本運營”被叫停

　　在醫院改制之前，海城市對衛生局局長進行了公開競聘。一個叫侯春艷的基層干部擊敗三個對手，贏得了這一職位。侯春艷上任后不久，就開始了對醫院的“資本運營”。

　　對公立醫院的拍賣開始了，海城市婦幼保健醫院首先被推上了前臺。之所以首先選擇這里，侯春艷在接受《海城市報》記者采訪時說，“市婦幼保健醫院由于管理不善，人員臃腫，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都不好，職工多年沒有發放全額工資，今年3月份只發放工資的60%。這樣的醫療機構已不能完成我市的婦女、兒童的就醫和保健工作，是政府的一個沉重包袱……進行大刀闊斧的改革，才是婦幼保健院的唯一出路，也是醫療衛生事業的出路。”

　　1998年4月13日，部分在班醫護人員被召集到院會議室，他們得知婦幼保健院將被賣掉的消息。會議由侯春艷局長主持。一位醫師回憶道，“侯局長說，現在全國的改革形勢，都是摸著石頭過河。我們現在搞資本運營，將來醫院都得私營，不存在全民和集體性質。我到衛生局，一定大刀闊斧搞一把，咱們在全國先走一步，賣完婦幼保健院，再賣中醫院和中心醫院，然后把咱的成績向全國推廣。”

　　據原婦幼保健院醫護人員回憶，第二天該院就開始停業，并將醫療設備就地封存。第三天，除了保健科幾名人員留了下來外，其他人都被解散。4月28日下午，海城市資產經營總公司對婦幼保健院進行公開競價出售，大連南宇集團以364萬元的價格競買成功。

　　在分流安置問題上沒有得到滿意答復的醫護人員開始上訪，從海城市到鞍山市再到遼寧省，接下來有數十人又先后三次去了北京。婦幼保健院原醫護人員的不斷上訪，令海城市黨委、政府頭痛，但這一切都在他們的意料之中。幾乎與“資本運營”改革同時，海城市政府就出臺了《海城市處理群體上訪問題的規定》，對利益調整過程中日益增長的上訪者進行管制。

　　這些上訪的醫護人員在此期間得到一個對他們非常有利的消息。1998年5月5日的《健康報》頭版頭條刊登了題為《拍賣醫院不是改革方向——衛生部負責人答記者問》的報道。這位衛生部負責人在接受采訪時說，“去年年初發布的《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衛生改革與發展的決定》指出:我國衛生事業是政府實行一定福利政策的社會公益事業，公立醫療機構是非營利性公益事業單位。因此全民所有制醫療機構在產權制度改革中不能簡單地與中小企業劃等號。對于某些地區‘出售’、‘拍賣’公立醫院的做法，衛生部的態度是明確的，那就是公立醫院不能拍賣，也不能出售。”

　　大連南宇集團后來放棄了入主婦幼保健院。但海城市的醫院拍賣并未就此終止，資產經營總公司隨后將婦幼保健院賣給一個叫白春柳的人。接下來，集體所有性質的遼寧省內名牌醫院——正骨醫院，也被該院院長蘇玉新以1700萬元購得。到這一年的年底，西柳、英落、王石等十八個鎮級醫療單位也進行了改制。計劃中的另兩所公立醫院——海城市中心醫院和中醫院的產權轉讓，卻一直耽擱了下來。

　　海城市拍賣公立醫院的行為在當時是石破天驚之舉，中央電視臺在得知消息后，對此進行了報道，報道引起了中央高層的關注。衛生部專家咨詢委員會委員孫東東說，時任國務院副總理的李嵐清做了批示，衛生部為此專門前往海城調研。孫東東也參與了此次調研。調研報告做了否定性的結論，海城市衛生系統的“資本運營”變革被叫停。

　　財政撥款逐年減少

　　1998年的醫院改制，迄今在海城市仍然是一個諱莫如深的敏感話題。聽到記者問及醫改話題，海城市衛生局主管副局長喬廣印立即沉下臉說，“不能說，這個不對外宣傳”。

　　當年的衛生局局長侯春艷現在是海城市婦聯主任，她也毫不含糊地拒絕了記者的采訪，但接下來她又解釋說，“有些東西今天好明天不好，政策一會兒這樣一會兒那樣，讓我怎么說？”她對改制前的醫院運營狀況做了簡單的負面描繪，并建議記者去幾家改制后的醫院看看，再做判斷。

　　從記者掌握的情況看，全民和集體所有制醫院在改制前，大多情況不妙，轉為民營后，經營一般都有了很大改善。數位原婦幼保健院醫護人員承認，改制前的婦幼保健院存在很多問題，例如:職工嚴重超編，每年還大量進人，有些人不干活只拿工資；政府撥款不足；領導班子調動頻繁，且領導水平差，重大事情決策失誤；專業骨干外流，有的回家開診所；醫療市場混亂等。他們同意進行改革，但對政府將其作為“包袱”甩掉深感憤怒。他們說，產權轉讓前幾年，該院經過內部治理改革，年收入遞增，1995年到1998年3月末，全院贏利30余萬元。

　　海城市衛生局一位官員認為，“一個有效的政府應該能把公立醫院辦好，以前公立醫院辦不好，只能說明政府沒能耐。”在他看來，賣公立醫院顯然不對，但政府既然沒能力把它維持下去，也只有賣掉。

　　目前，海城市還有兩座公立醫院:市中心醫院和中醫院。雖然公立醫院名義上仍然是非營利性公益事業單位，但在大多普通民眾眼中，它們和其他民營醫院差不多，很難感受到其“公益性”。

　　政府的財政撥款逐年減少。海城市中心醫院財務科科長馬征說，最近五六年，中心醫院每年得到的財政撥款只有50萬，在1998年以前，有一百二三十萬元。“50萬元連電費都不夠，安了中央空調后，中心醫院每年的電費就要120萬。政府財政緊，沒辦法。”

　　公立醫院的商業化趨向越來越嚴重。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課題組在《對中國醫療衛生體制改革的評價與建議》中對此有所表述:包括公立醫療機構乃至公共衛生機構在內的所有醫療服務機構，都已經成為實行獨立經濟核算、具有獨立經營意識的利益主體。”

　　海城市中心醫院也在想盡辦法搞經營。據《海城日報》2002年12月3日報道，馬慶凱自2001年2月擔任市中心醫院院長以來，縝密測算，反復推敲，“推出一套全新的效益工資核算辦法和分配方案，最大限度地為職工提供發揮聰明才智的空間，讓大家各顯其能，各得其所”。兩位海城市中心醫院職工告訴記者，醫護人員的收入和各科室的就診人數、藥品銷售及總收入等變量掛鉤，因為市中心醫院從未進行過真正的醫藥分離改革，所以這套效益工資核算辦法在一定程度上也激勵了醫生多為患者開藥和做沒有必要的檢查。

　　在海城，現實情況是，醫院的服務態度有了明顯好轉，醫療設備也較以前大為改進，但醫療費用，也高到讓普通民眾難以承受的地步。

　　2003年冬季，海城市一位離休的正處級干部因氣管疾病在市中心醫院住院治療，一個星期花去4800多元。他說，“醫療費太貴了，相當不合理。給我打的滴流一瓶要200多，后來去藥店一打聽，才78元。”他的住院費可以全額報銷，所以沒去計較這些，但他有時會看到其他人因醫療費和醫院爭吵。在他住院期間，有一個病人沒有交足500元押金，就被醫院放在走廊，不讓進病房。“這樣的例子太多了”他的臉漲得通紅，“現在的公立醫院是以賺錢為主，不是以治病救人為目的。”

　　防疫保健念起生意經

　　1998年初，海城市制定了《城市初級衛生保健概略規劃》，具體量化了城市初保工作的評審標準。醫院系統進行“資本運營”之后，海城市婦幼保健醫院開始實行醫防分離，婦幼保健站被單獨剝離出來，由政府重新組建，通過考試、考核，錄用了30人到婦幼保健站工作，承擔婦幼保健職責。

　　各個鄉鎮在賣掉衛生院之后，設立了衛生站，承擔衛生防疫等公共衛生職能。1998年，海城市政府還專門下發文件，規定原則上一村要保證一名鄉村醫生做預防保健工作。

　　丁春華原來是海城市毛祁鎮衛生院的一名助產士，衛生院被賣掉之后，她被分流到新設立的鎮衛生站工作。衛生站的站長是鎮政府衛生助理馬永平，站長之下有5個工作人員，其中一個是臨時工。丁春華說，他們現在的工作是監控疫情、結核防治、疫苗注射、衛生藥品和食品監督，以及進行愛國衛生運動。

　　衛生站站長馬永平說，衛生站每年能得到的撥款并不固定，政府對他們有考核，“以獎代撥”，每年大概8000多元。這筆錢并不夠花，所以除了臨時工外，他們的工資都由鎮政府發放。在他看來，以前鎮衛生院的防疫工作也主要依靠鄉村醫生，鎮衛生院出售以后，公共衛生這一塊沒有太多變化，只是其中有一部分歸鎮醫院負責了。衛生站負責的這一部分，貫徹的力度反而較衛生院時期為強。

　　“鎮衛生院不該賣。”毛祁鎮醫院院長譚玉學雖然是衛生院出售的既得利益者，但他對出售行為更多地持批判態度。他認為，衛生院進行產權轉讓之后，服務和技術力量都得到迅猛提高，一般的手術都可以在鎮里解決，這是其有利的一面；弊病在于，縣、鄉鎮、村三級公共衛生網絡遭到破壞。

　　“衛生辦只有幾個人，有些根本不懂醫學，技術力量也不行。”譚玉學說，部分公共衛生職能衛生辦無力擔負，例如孕產婦系統管理和兒保等就由鎮醫院來做。

　　在海城市，由民營醫院承擔一定的公共衛生職能，并不是毛祁鎮獨有的現象。海城市曾經下發《鎮衛生院轉制工作的幾點參考意見》，其中提到四個不變，包括“醫院的性質和功能不變”，亦即轉制后的醫院，也要承擔轉制前的職責。這一點在SARS肆虐期間得到充分體現，鎮醫院承擔了該鎮絕大多數的防疫工作，雖然鎮政府事后給了部分補助，但相較醫院的付出，遠遠不夠。

　　婦幼保健站從婦幼保健醫院中分離出來之后，因為缺乏相應的醫資條件，部分婦幼保健工作也交給民營的婦兒醫院(轉制后的婦幼保健院)去做。原婦幼保健院醫護人員指稱這種將婦幼保健由“院”變“站”越變越小的行為，是政府不負責的一種表現。他們還批評婦幼保健站的趨利，例如在此為新生兒辦出生證，要交4元的辦證費、15元的圖文費和221.5元的兒保費。

　　事實上，在轉制之前，婦幼保健院即有了強烈的利益沖動。據記者了解，該院曾采取擴大保健有償服務的方式，以求獲得收益。在公立醫院時期，政府就逐步放棄責任，醫院也開始鎖定民眾的錢包。

　　老百姓眼中的醫保

　　在海城市國營陶瓷廠退休20多年后，劉女士有了一個《職工醫療保險證》。在這之前，他每年只能得到60元的醫療補助。從2004年開始，每年交納30元錢之后，她們這些國企退休職工就可以享受到一定程度的醫保。這30元進入她的個人賬戶，供她門診治療時花費，超額部分自付。如果她患病住院，限額內醫療費用的一定比例可以報銷。

　　劉女士對報銷的比例并不清楚，她近來沒有因病住院。因為醫院藥價太貴，她也沒有去醫院的門診治療，有點小病就去藥店自己買藥吃。像她這樣辦了醫保證，但不了解醫保規定的退休工人有很多。一位從鋼廠退休的男子說，他有一次得了腸炎，打了十幾瓶滴流，拿去報銷，被告知不在報銷范疇之內。“每年交30元錢，這點錢也不當回事，就交了。尋思大病時能報銷點，誰知還報不了。”

　　海城市城鎮職工醫療保險自2001年11月1日啟動，截至2005年5月，共有529家單位參保，參保職工人數達62091人。海城市勞動和社會保障局姜副局長說，目前海城市行政事業單位職工已經全部參保，自去年起，國企退休職工也加入參保行列。此外，有繳費能力的民營企業職工，也都參加了醫保，但他沒有透露這部分人的數量。

　　海城市勞動與社會保障局一名工作人員則私下里對記者說，海城市民營企業幾乎都沒有為職工參保。她感到這不太公平:“企業職工在海城的收入一般每個月也就五六百塊錢，事業單位職工一般月入在一千二三百塊，越沒錢的人，越沒有醫保。”

　　自由職業者和個體工商戶的醫保，也是一個難題。海城市為此在2003年制定了《個體工商戶、自由職業人員參加基本醫療保險暫行規定》，不過參加者很少。姜副局長說，醫保前要對他們進行嚴格的體檢，有病的人不能參保。但是沒病的人又沒有拿錢參保的積極性。下崗職工也參照這個規定執行，他們中有些人沒有經濟能力參保。

　　人口數量最大的一塊弱勢群體——農民的基本醫療保障問題，在海城也進入了實施階段。2003年1月，衛生部、財政部、農業部出臺《關于建立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的意見》，要求到2010年，實現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基本覆蓋農村居民這一目標。各省于是開始陸續進行試點。遼寧省在臺安市等地進行了試點之后，又將合作醫療工作推向海城市。按照要求，參加合作醫療的農民(參合農民)每年要繳納10元錢，另外政府每年為每位參合農民補助20元。這30元錢全部交到財政專用賬戶，由縣政府統一管理，專款專用。

　　參合農民繳納的10元費用中，有5元作為家庭賬戶，在本鎮醫院門診治療時可以使用，當年沒使用的可轉下年繼續使用。如果因病住院，則可獲得一定比例的費用報銷。住院醫治費用在1000元以內的，可報銷20%，花費越多，報銷比例越高，花費在一萬元以上者，可報銷60%，但每人每年最高報銷額為1萬元。

　　在海城市新型合作醫療試點鄉鎮毛祁鎮，共有86.5%的農民參合，這是鄉鎮干部深入各鄉村農戶進行宣傳動員的結果。毛祁鎮政府衛生助理、衛生站站長馬永平說，如果只有少數人參合，合作醫療的財政專用賬戶很可能透支，參合農民達到一定的數量之后，透支的可能性即減少。此前，遼寧省臺安市試點的結果是，每年合作醫療財政專用賬戶上都有剩余。

　　目前政府為每個參合農民補助的20元錢，由毛祁鎮政府和海城市政府各拿10元。海城市衛生局副局長喬廣印說，2006年新型合作醫療在全市鋪開之后，這20元錢將由海城市、鞍山市和遼寧省政府一同支付，其中海城市政府拿10元。一個縣級市具有數目龐大的農業人口，這對地方財政的支付能力提出了考驗。馬永平就擔心政府難以持續地出這筆錢。

　　毛祁鎮的村民們更多的是懷疑自己能否從參合中獲得收益。記者在毛祁鎮采訪時，絕大多數受訪農民都表達了對新型合作醫療制度的不信任。“我沒參加。”一位姓高的男子說，“小病去藥店買藥更便宜，大病住院啊，你覺得可以報銷一點，但醫院可以在治療過程中給你多開點沒用的貴藥，你照樣沒少花錢。”

　　這種不信任帶有普遍性，很多參合的農民也這么認為，他們說，“現在政府還能讓你沾上光？沒用，處方上又給你找回來了。”鎮衛生助理馬永平承認，參合工作不好開展，有接近一半的農民是在動員說服下才參合的。

　　也有農民是對參合寄予厚望的。本報道開頭提到的貧困戶楊秀娟一家，都無一例外地參合。楊秀娟認為，以后給兒子姜旭東打滴流，就可以省點錢了。但結果并未如她所愿。因為醫院的藥偏貴，所以以前她都從藥店取藥，請醫生到她家里給兒子注射。參合之后，報銷的前提條件是要住院，所以前一段時間姜旭東打滴流時，每天要多交10元的床位費，藥品也要在醫院買。打了9天滴流，姜旭東一共報銷了85元錢，但和以前比起來，他多交了90元床位費，藥費也比以前多花了一些。楊秀娟嘆氣說，“也不知道這個合作醫療到底能不能省錢”。

　　本報特派記者　韓福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