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馬關條約到七七事變 被扼殺的長三角工業化

　　特約撰稿 周慧芹

　　19世紀后期到20世紀初，世界工業革命從英國擴展到了歐洲大陸和北美地區，同時，東亞島國日本也成為亞洲的“例外”，進入了世界工業強國的行列。在某種程度上，日本是依靠在歷次戰爭中掠奪中國、朝鮮及亞洲其他各國的資源，以及日本采取超經濟手段“戰爭”實現侵略型工業化的結果。

　　國際經濟合作組織發展中心前任首席經濟學家安古斯·

　　“扼殺在搖籃之中”

　　早在18世紀，英國哲學家大衛·休謨就提出了一個問題：當經濟后進國家追趕發達的領先者時，領先的國家究竟應當如何作出反應？休謨指出，領先者將后來者“扼殺在搖籃之中”，是一種“本能的反應”。

　　長三角地區在明清時期就是中國經濟最為發達的地區，長期以來巨大的人口密度、官僚的長期高壓統治和儒教文化的影響下，長三角的手工業在明清時期達到了頂峰。而且縱橫交叉的河道把密集的市、鎮、城緊密聯系在一起，通過京杭大運河、長江和海洋與中國其他地區，甚至東南亞等國家構成了統一的市場體系和發達的勞動分工體系。另外，長三角與日本空間距離短，加上與日本交往的傳統(唐朝鑒真成功東渡日本的始發地位于現在江蘇張家港)，日本商人不僅對長三角較為了解，也引發部分日本人的不良企圖，明朝時期的長三角地區就已經飽受倭寇騷擾之苦。

　　中國政治、軍事、經濟的衰敗外在表現始于19世紀中后期的數次保衛戰的失利。事實上，19世紀后期，日本在國力上不比中國強多少，但日本在

　　日本在甲午戰爭中的勝利，為日本在20世紀30年代發動侵華戰爭提供了所謂“成功”的先例。日本對中國經濟大規模“絞殺”，始于1895年《中日馬關條約》的簽署。《馬關條約》對中國經濟最大的影響，除了割地外，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

　　一是日本從中國獲取的巨大賠款，加快了日本工業化進程中原始資本積累的完成，使中、日兩國的經濟差距急劇拉大。當時中國年財政收入為8890.9萬兩白銀，而《馬關條約》賠款為23150萬兩白銀，賠款占年財政收入的260%。日本年財政收入為8000萬日元，但從他國勒索各類款項達34725萬日元，占其年財政收入的434%，這些賠款不僅有助于推進日本的工業化進程，也為日本繼續軍事擴張奠定了雄厚的物質基礎。

　　二是《馬關條約》允許日本人在華開廠設礦，摧毀了中國以手工業、小農生產為主的經濟體系，使中國(尤其是東北地區)逐漸成為日本原材料和燃料供應地，長三角成為了日本紡織企業最集中的地區。

　　反應型工業化進程

　　《馬關條約》允許外資在華開廠設礦的另一后果，是加快了長三角等地的反應型工業化進程。由于外資工廠采用機器生產方式，大批手工業被淘汰，同時也使部分手工作坊在這一時期不得不大量從國外引進新式機器和管理方式，實現了由手工作坊向現代工廠的轉變。另外，

　　在長三角，蘇南民族資本除了分布在滬寧鐵路沿線的蘇州、無錫、常州外，還有大量分布在江陰、常熟、太倉、吳江等縣區，僅江陰、常熟兩地在這一時期建立的規模較大的紡織、糧食加工廠就有幾十家。其中，布廠常熟有20家、江陰有5家，紗廠常熟、江陰各1家，米廠常熟3家，油廠江陰1家。但蘇南農村工業化與城市工業化的模式不同，農村的工業化是私人型工業化和內生型工業化，農村中的近代工業企業規模小，以本地市場為銷售范圍；同時官僚資本和外國資本還未深入到農村的鄉鎮，因此蘇南農村的工業企業得以幸存下來。由于生產裝備的改變和新的管理手段的引進，蘇南這一時期的農村手工作坊完成了向近代工業企業的轉變，帶來了生產效率的大幅度提高。蘇南農村的民族資本以本地農產品為原料，生產的初級產品打進了上海、蘇州、無錫等城市的市場。另外，部分縣城在這一時期發展成為工業城市。最典型的是，無錫由一般縣城發展成為江蘇第一大工業城市，有關資料顯示，“到1936年，無錫的工業投資總額比1929年增加了一倍以上，達到了2400余萬元，江蘇第一號工業城市的‘桂冠’也由南通轉到了無錫”。據統計，1936年初，上海已登記的工廠為1235家，占全國已登記工廠的31.39%；資本額14846.4萬元，占全國資本額的39.73%；工人為112030人，占全國工人總數的31.7%。

　　長三角成為“重災區”

　　長三角民族工業以紡織、面粉生產為主，而且這些企業與廣大農村地區形成了稠密的原料供應及市場銷售體系，使日本企業在競爭中處于不利地位；同時，中國國內掀起的抵制日貨運動，也使日資企業的在華地位頗為尷尬。隨著1929年世界經濟危機爆發，已融入世界經濟體系的日本也遭受了沉重打擊。為轉嫁經濟危機所帶來的損失，日本軍國主義者于1931年9月18日發動事變，占領了資源豐富的東北三省。

　　而長三角是當時中國經濟最為發達的地區，中國經濟仰仗于長三角，而且在國際市場上，也是日本企業最大的競爭對手。因此，為了在市場上掃清中國同業競爭者，日本軍國主義者深入長三角，于1932年1月28日在上海制造了“一·二八”事變，此后又不斷制造事端騷擾沿海和沿江一些重要工業城市。在工業結構上，東南地區，尤其長三角一帶與當時日本的工業結構類似。因此到了1937年下半年，長三角自然就成了“重災區”。

　　1937年下半年，日本軍國主義者從長江口南岸的吳淞口、白茆口(江蘇常熟)進入長三角，隨后占領當時的首都南京，并制造了震驚中外的“南京慘案”。這期間，中國乃至世界工業發展史上罕見的工廠大遷移開始了。據統計，1940年底，從沿海和長江中游西遷的工廠達到448家，盡管這些工廠數量不多，但規模較大。同時，長三角作為中國的經濟中心，成了日本軍國主義者攻擊的重要目標，沒有遷出的工廠要么被掠奪一空，要么毀于炮火；另外，日本軍國主義者為了打擊中國的競爭對手，除了用炮火直接摧毀中國的工廠外，還對絲廠、蠶農等課以重稅，禁止生絲出口，致使長三角、珠三角的一些工業一蹶不振。

　　1945年后，東遷企業回到長三角時已是面目全非。長期抗戰，長三角地區的生產力受到極大破壞，加上又成為了國共對峙區，上海已難以恢復昔日遠東貿易金融中心的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