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 紡織業的短暫春天

　　本報記者 陳歡 實習記者 鄒靚 上海報道

　　如果遠方有戰爭，我應該掩耳

　　或是坐起 ，慚愧地傾聽？

　　應該掩鼻，或該深呼吸

　　難聞的焦味？

　　……

　　如果有戰爭煎一個民族，在遠方

　　有戰車狠狠犁過春泥

　　有嬰孩在號啕，向母親的尸體

　　號啕一個盲啞的明天

　　……

　　2005年一個炎熱的夏日午后。斑駁的陽光撒下來，撒在92歲的浦孝貞老太太臉上的皺紋間。她安詳地坐在竹椅上，聽著記者給她讀余光中的《如果遠方有戰爭》，過了良久，她說：“不是遠方，是家鄉。”

　　那是1937年，大成紗廠(后易名上海紗廠)的記錄員浦孝貞年僅24歲。這年8月13日，“淞滬會戰”的戰火席卷上海。戰火摧毀了她賴以打工活命的紗廠，在逃難中，她又失去了至愛的雙親。

　　光影的移動間，距離那個戰火紛飛的年月已過去了60年。

　　短暫的春天

　　1937年3月，浦孝貞新婚。雖然每天6點不到就要去大成紗廠上班，可她還是習慣用刨花水把頭發抿得油滑光亮。和所有的新娘子一樣，她的內心對未來的生活有種朦朧的美好憧憬。

　　而這個春天也確實和往常有些不一樣。由于1936年棉花大豐收，棉紗廠得到了充沛的原料。先前停工的8家民營紗廠陸續恢復生產，一些失業的小姐妹陸續回到工廠做工，浦孝貞的工作也日漸繁忙，經過她手里記錄出廠的紗包一天比一天多。

　　在浦孝貞的記憶里，這樣的好日子已經5年沒有過了。從1931年長江流域爆發大洪水開始，許多紗廠被水淹停工。大水造成農民的購買力下降，棉花價格卻飛漲。爆發于同年的“九·一八”事變使東北三省市場盡失，本已不景氣的棉紡織業更加蕭條。

　　1932年以后，上海的31家華資紗廠普遍停工或減工。1933年，華資紗廠決議每周六、周日停止夜工或者減工23%，截至1935年6月，完全停工的紗廠已達17家，減工的14家。至1936年新棉上市以前，長期停工的紗廠有23家。

　　1937年的春天來了，一架架布機重新發出久違的馬達轟鳴聲。這轟鳴給人以希望，讓很多人自覺或者不自覺地忽略了一些事實：到這一年的春天，上海的棉紡織廠中，華資31家，日資30家，英資4家。折合紡錠數，日資紗廠的生產能力已經占到半壁江山。

　　而敏銳的人已經預感到：這是一個短暫的春天，周圍隱隱危機四伏。

　　日軍在虹橋、楊樹浦(日租界)一帶駐有海軍陸戰隊三千余人，陸軍可以隨時登陸。而國民政府從1934年起就撥出巨款，費時3年在蘇州至福山鎮、無錫到江陰以及嘉慶周圍構筑了“吳福線”、“錫澄線”、“乍嘉線”等戰略防御工事。

　　七·七盧溝橋事變之后，上海的局勢越發緊張，處于臨戰邊緣。

　　紗廠已經停工，所有的工人都走了。浦孝貞呆在家里，門都不敢出，只聽到飛機在房頂上飛過來又飛過去。她不斷和家里人合計著，不少廠里的姐妹都逃到了浦東，可那兒安全嗎？她心里也沒有底。

　　戰時損失慘重

　　8月13日，淞滬會戰正式打響。

　　無奈之下，浦孝貞和父母兄嫂一起，逃回無錫老家。“那時一天只有一班難民船，能擠上去真是菩薩保佑，擠不上的人只有靠走路了。”

　　盡管擠上船，一路上也吃盡了苦頭。浦孝貞說，“一有飛機飛來，就得跳下船躲在橋底，路上失散的、踩死的人到處都是。”

　　躲在無錫鄉下的浦孝貞沒有想到，上海的華資紗廠遭到了空前的破壞，損失了總生產能力的三分之二。除了設于滬西租界內的工廠還能繼續生產外，其余部分紗廠因為設于戰區，被日軍占領后交予日資紗廠經營，另一部分則因受到嚴重損毀而不能開工。

　　在多谷泰三所著的《事變后的中國紡織業》一書中，詳細記錄了當時的情況：淞滬會戰后，上海的31家華資紗廠中，繼續開工的僅10家，但是這10家的紡錠、線錠和布機的數量比戰前也已大大減少；另外被日軍占領的16家，受損嚴重無法開工的3家，未被占領也未開工的1家，被日資收購的1家。

　　這10家僥幸保全的紗廠全部在租界內。而剩下的紗廠則損失慘重。申新一廠在轟炸中死傷400多人，申新六廠的護廠人員幾乎全部殉難，即使是地處租界的永安三廠，在空襲中也死亡10多人。

　　申新八廠是當時華資紗廠中最先進的工廠之一，設備、產品足以和日紗匹敵。不料豐田集團指使浪人將轟炸后的殘余紡機全部搗毀，在戰火中，僅申新七廠就被搶走棉花2.4萬擔、棉紗422件、棉布2600匹、棉毯2.7萬條，以及大量在制品、下腳料，總價值660萬元。

　　申新三廠因為長期為抗戰將士織造軍服，被日軍恨之入骨，損失尤為慘重。布廠被徹底焚毀，棉花、棉紗、棉布都被奪走，申新外棧還被炸毀棉花2.2萬擔。

　　據申新公司估計，淞滬會戰中，公司直接損失折合美金411萬元。申新公司1936年共有紡錠57萬枚，織機5304臺，戰時共損失紗錠20.7萬枚，織機3226臺，分別占36.4%及60.8%。不僅是申新，其他公司也一樣。永安二廠、四廠的設備物資損失853萬元。

　　戰后艱難歲月

　　1938年2月，逃回老家無錫的浦孝貞聽說工廠復工了，思前想后，還是決定回到紗廠做工。“在鄉下也是借錢過日子，日子很難過。實在沒有東西吃的時候，沒有加工過的谷子也直接吃。”

　　回到上海，讓她吃驚的是，紗廠已經是日本人的了。“中國人開的紗廠都關了，只有日本人開的還能繼續生產。”

　　復工后的日子愈發難過。每天6點就要上工，晚上6點才下工，中間只有半個小時的吃飯時間，一天要工作12個小時。“如果廁所上多了，工頭也會打人，所以平時水都不敢多喝。”

　　廠里的工人比戰前明顯少很多，但開工的機器反比戰前要多，于是過不了幾天，浦孝貞就看見廠里來了一些新面孔。他們和浦孝貞一樣瘦弱，面帶菜色，身上的衣服還要襤褸。“開始是去浦東招，那兒當時還是鄉下，后來還去蘇北、常熟等地方招。反正都是窮地方。”

　　當時物價上漲很快，“一個月工資只有20元，可一石米就要10元”，工資根本不夠開銷。于是，經常有工人在工廠門口游行示威，要求漲工資。“可是沒有什么人組織，日本人根本不當一回事，他們總是坐專車上下班，板著臉，平時在車間也很少出現。”

　　那時，浦孝貞上下班要經過外白渡橋，可是那里幾乎每天都戒嚴，她跟本沒辦法過橋。看見橋頭站崗的日本兵，她就覺得一種肅殺的氣氛從腳底升起，籠罩全身。

　　后來，浦孝貞只好在英租界租了一個后樓，盡管如此，因為上工的時間實在太長，工作強度實在太大，下班后，浦孝貞的腿總是腫脹起來，動彈不得。于是，她只能一個星期才回去一次，平時就住在工廠里。

　　這樣的日子一直持續到抗戰勝利，“戰爭快結束的時候，有工人氣不過，要求日本人賠錢，日本人就拿布來抵。日本人投降了，工人們都沖上去打他們。”

　　只是，經此一役，中國棉紡織業的元氣在此后數年難以恢復過來。那個春天，轉瞬即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