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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 王曉欣
此輪宏觀調控伊始，國家就明確限制鋼鐵、水泥、電解鋁等高耗能產業過快發展，采取了大量措施來消除這些行業的“過熱”現象。然而直到今天，煤、電、油、運緊張仍然是當前經濟生活中最為突出的問題。個中原因究竟何在呢？
山西運城恐怕是最為典型的例子。山西運城曾是全國電力最富余的地區之一，2002年的一季度，該市境內河津發電廠一臺機組因電網沒有負荷，停機備用時間長達一個月。到了下半年，隨著幾家電解鋁等高耗能企業的投產，運城從電力富余一下子轉為電荒，成為全國最缺電的地區之一。這一案例，充分說明了宏觀調控的必要性：如果沒有這一年多來措施得當、力度適當的宏觀調控，我們今天肯定要面臨更大的發展難題。
然而，這并不是問題的全部。從全國來看，1997年國家電力市場供求達到基本平衡點，但是沒過多長時間，電荒就露出了苗頭。出現這一現象，從產業結構上看，是沒有從根本上解決我國粗放型增長方式問題，支持和放任了高耗能產業的無度發展，形成了以高消耗、高投入、低效益為特征的粗放型增長方式，導致了產業結構低度化。產業結構的背后，就是體制問題：正是我們的投資體制等各種體制不合理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才產生了這樣的產業結構。因此，解決“缺電”問題，首先要靠宏觀調控，但更為本質的是必須深化體制改革。正如國家發改委主任馬凱所說：“這輪宏觀調控著力解決的投資過度膨脹等突出矛盾和問題，正是改革不到位、體制不完善的集中反映�！�
為什么在我國反復出現投資過度膨脹的“頑癥”？原因在于，在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轉軌過程中，一些體制性“頑癥”病根并沒有完全消除。出現投資過度膨脹，固然與某些地方對發展觀、政績觀存在模糊認識有關，但更深層次的還是體制機制問題：一是企業改革不到位；二是政府職能轉換不到位；三是財政體制改革不到位；四是國有商業銀行改革不到位；五是投資的調控體系、監督體系、引導體系還不健全，一些環節的改革仍比較滯后。如不加快體制改革和制度創新，消除體制性、機制性弊端，經濟運行中不穩定、不健康因素的“病根”就會存在，就有舊病復發的可能。因此，要鞏固和發展宏觀調控的成果，必須標本兼治，更加重視治本，在鏟除滋生不穩定、不健康因素的土壤方面下更大的功夫。
今年，在國務院發出的《關于深化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中，明確了10個方面的重點任務，即深化農村經濟體制改革、深化國有企業和國有資產管理體制改革、進一步改善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體制環境、深化金融體制改革、深化財政稅收投資價格體制改革、加快現代市場體系建設、推進科技教育文化衛生體制改革、推進收入分配和社會保障制度改革、深化涉外經濟體制改革、加快推進行政管理體制改革等。全面落實《國務院關于投資體制改革的決定》，必然會有利于解決經濟運行中的突出矛盾和問題，鞏固和發展宏觀調控成果。
今年是改革攻堅年，深化改革是鞏固和發展宏觀調控成果、消除經濟運行中不穩定不健康因素的一個根本性措施。從這一方面來說，黨和國家把今年確定為改革攻堅年，其意義深遠。因為，宏觀調控和體制改革二者是辯證的、相輔相成的關系。宏觀調控雖然能夠解決一些問題，但顯然不能從根本上解決體制問題，因為宏觀調控主要局限在經濟領域，而改革不僅僅局限在經濟領域，而是針對具有多元利益主體的社會領域，所解決的問題是根本問題。宏觀調控雖能治標，卻難以治本。如果沒有體制改革或者體制改革不深入，我們可能會面臨著再一次經濟過熱，再一次宏觀調控。就當前的情況而論，經過一年多的宏觀調控，一些體制性的陳弊得到了更為充分的暴露，從而使我們更加清醒地認識到了深化改革的必要性；另一方面，經過宏觀調控，經濟運行已趨于更加健康，也為深化體制改革創造出了良好的條件。只要抓住這一有利時機，加大改革的力度，我們就能夠在取得改革成果的同時，使宏觀調控更加深入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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